论公民不服从的义务
我衷心接受这句名言：“管得越少的政府，就越是好政府。”我也十分希望看到这句话被迅速、系统地实施。如果该思想被彻底实施，最终将会得到大约这样一个结果：“什么都不管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这也是我坚信的。当人们准备好接受它时，这便会成为人们将拥有的那种社会管理模式。政府至多算某种权宜，可带来方便，但大部分政府通常、所有的政府有时都不带来方便。我们一直以来谴责常备军。常备军人数众多，机构繁冗，好采用暴力，所以反对声此起彼伏本为理所应当。到最后，我们也许会发现这些谴责会指向常设政府，常备军只是政府的一条手臂而已。政府本身是一种形式，一种人民选举出来执行自己意志的形式，但当人民需要它执行民意时，它却像常备军一样可能被人利用，甚至滥用。看看现在正在进行的美墨战争 吧，它正是相对少数人利用政府工具的杰作，因为从一开始，人民就不同意这种做法。
现在的美国政府是过去留下来的，但是历史不长 。它始终在努力要把自己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代，但实际上每一刻它都在丢失一些东西，不能让自己完好无损。它本身不像一个活人那样充满生机和力量，因为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来控制自己。对人民来说，政府倒更像是一杆木枪。虽然如此，它却并非完全不必要，人民总是需要这样一种复杂的大机器，听一听它的噪音，以此满足他们对“社会管理秩序” 的想法。这样一来，政府们的优势便显露出来，展示出它们是多么有能力去指挥国民，欺骗自己，只为了一己私利。这样当然很好，我们也必须接受。但是，这个政府却从未想过促进任何事业的发展，而是身手敏捷地走偏了。它不去促进国家的自由，也不去稳定西部的骚乱，更不好好以身作则教化国民。美国人天生自带的性格，创造了美国人现在所有的成就，但如果没有政府干扰，他们还会做得更多。政府作为表达人民意愿的一种工具，是一种可提供便利的权宜工具，人们非常乐意通过它保持彼此独立。但正如我从前所说，当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权宜时，它就最大限度地独立了。贸易和商业若不是像印度橡胶一样有足够的弹性，就无法跳过立法者们不断设下的一道道障碍。如果我们根据立法者给我们带来的后果进行判断，而不是根据他们的意图，那他们真应当同那些把障碍物放到铁轨上的调皮捣蛋者一样，受到同样的惩罚。
但是，作为一个公民，如实地讲，我并不完全赞同那些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比起无政府，我更赞同有一个好政府。让每个人都说明什么样的政府会赢得他们的尊重，这将是政府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毕竟存在现实原因。为什么人民一旦掌握权力，便会立刻同意由多数人来进行统治，并持续统治很长时间？多数人进行统治，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权力，也不是因为这对少数群体来说似乎最公平，而是因为，他们是最强大的。但是，在诸多政府形式中，由多数人进行管理的政府在很多时候也是有失公平的，甚至超乎理解地不公。那么，能不能有这样一种政府，对于一件事情的对错，不是完全由强势多数的意志决定的，而是以道德为标准去评判？能不能有这样一种政府，强势多数只决定那些可以根据权宜 原则进行管理的问题？难道公民在某个时刻必须让良心在立法者面前止步？良心是一丝一毫都不得违反的啊！如果可以违反，人们还要良心做什么！我想，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臣民”。遵守法律就是对正义的尊敬，这种思想并不值得大力提倡。但是，无论何时，只要是我认为是正义的事情，我都有义务去做。群体是没有道德的，这话说得贴切，但若群体由道德高尚的人组成，群体便有了道德。法律并不让人正义，一丝一毫都不会，法律只是让人服从自己，所以，一个最善良的人，也可能因为严格遵守法律而成为不公的代言人 。那么，对法律的绝对遵守一般会得到何种自然结果呢？你也许看见过一队士兵，上校、上尉、班长、士兵、军火搬运工……所有人整齐划一地行军，跨过高山，穿过溪流，奔向战场。这其实并不是他们内心的意愿，甚至有悖常识和道德，所以，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行军，让他们每个人都心惊肉跳。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行动只是一纸军令，是该死的公事，他们在内心深处都是渴望和平的。那么，他们算什么，还是人吗？或许他们只是移动的堡垒、弹盒，在为某些不择手段的掌权者效劳？参观一下海军造船厂，盯着某个水兵，你就知道，这正是美国政府的产物，或者说只有美国政府可以施这妖术把一个人变成这样。我们在这个海军身上看不到一点点人性的影子或记忆。他只是被安排在外面站岗的人，活着。而有人说得好：他其实早就带着陪葬物，埋在武器堆里了，不过也可能是：
没有一声送别的锣鼓，没有讣告，
当他的尸体被草草埋进“堡垒”，
没有一个士兵为他鸣枪送别，
在我们的英雄埋葬的坟前。
大批的人不是作为“人”在为这个国家尽忠，而是作为肉体机器。这就是常备军、民兵、狱卒、警察、临时兵团等。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根本无法运用自己的道德感和判断力，他们把自己降格成为木头、泥土或石头。也许可以大批量制造木头人，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如此，这些人就像卑微的稻草或是一块肮脏的烂泥，还需要什么尊严呢？他们的价值充其量就是一匹马或是一条狗。然而，正是他们这样的人被普遍认为是良民。其他的那些议员、政客、律师、外交官、高官，用他们的头脑服务国家，却毫无道德观念，可能为魔鬼服务却浑然不知，就好像魔鬼才是他们的上帝。还有另外一小部分人——英雄、爱国者、烈士、广义上的改革家和其他用良知为这个国家服务的人——往往都在抵制这些行径，所以统统被它视为敌人。智慧的人要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作为“人”存在，不应被降低成一块“泥巴”，只为“挡住墙上的风洞” 。当他脱离世俗、尘归尘土归土时可以说：
我生来高贵，故受不得奴役，
我不比任何人低也不受制于任何人，
我不是有用的仆人和工具，
不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帝国服务。
有的人把自己的一切全部奉献给了他的同胞，却仿佛被人们认为无用、自私；有的人只奉献了一点点，却被高歌为恩人、慈善家。
对待当今的美国政府，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算正直之人呢？我回答：和它有任何关系都使人蒙羞。如果它同时是奴隶们的政府 ，我怎能承认这个政治机构是我的政府？要我成为这样的政府的臣民，我一秒钟都不愿意。
所有人都承认革命权的存在，即当暴政或无能甚巨，超出人们的忍耐极限时，人们有权拒绝效忠并抵制政府。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至少现在的情形还不至如此，而1775年的那场革命 才适用。有人可能会告诉我说：政府对运进本国港口的特定进口商品征税所以它是个坏政府，如果问题那么简单，我就不会无事生非、大惊小怪了，因为不用进口商品我也照样活得挺好。
所有的机器运转起来都会有摩擦，有的摩擦甚至可以弄拙成巧，其益处抵消了其弊端。不管怎样，要是有人揪住摩擦不放大做文章，则罪不可赦。但当摩擦的力量大到控制机器，出现系统性的压迫和掠夺，那么我说，这样的机器我们不要也罢；换言之，当一个国家打着自由国度的幌子，而其六分之一的人口却是奴隶，而一个国家 全境都被一支侵略军霸占，被不公地蹂躏，被军法统治，以我个人所见，就算是老实人，现在就反叛和起义都绝对不算早。使该义务更加急迫的是这个事实：这个饱受蹂躏的国家不是我们的国家，但侵略军却是我们自己的。
佩利 ，公共权威，在道德问题上著述颇丰，在他的文章《论公民的服从义务》中，他将所有公民责任都解释为“权宜”，并接着解释说：“只要整个社会的利益需要它，也就是说，只要抵制或改变所建立的政府会引起公众不便，那么上帝的意志便是：遵从既定政府。”一旦认同这个原则，判断每个具体的抵制案例是否正义，便简单多了，也就是一方面计算现存的危险和伤痛的数量，另一方面计算成功的可能性和矫正这些危险和伤痛的代价。他说：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进行判断。但佩利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不适用权宜规则的情况：当一个民族或个人必须伸张正义时，无论代价是什么。如果我昧着良心从一个快要溺水的人手里夺下一块救命的木板，那么，即使我会死去，也必须把木板还给他。根据佩利的观点，这是不对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想自救的人才应当毙命。这个民族必须停止蓄奴，必须停止征伐墨西哥，即使那样会让这个民族消亡。
各国在行动上支持佩利的观点，但人们真的认为在当前这个危机时刻，马萨诸塞州的做法是正确的吗？
一个装腔作势的娼妓，穿着银灰色外衣的荡妇，
无论如何挺直身体的线条，她的灵魂都在肮脏的泥里拖行。
说实话，反对马萨诸塞州改革的，并不是成千上万的南方政治家们，而是千千万万的奴隶贩子和农场主们，他们对商业和农业的兴趣远大于对人性的关注，准备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死守阵地，继续非正义地对待奴隶和墨西哥。我的论战对象不是遥远的敌人，而是那些在家里穿戴整齐、和远处的敌人合作或指挥他们的人，若没有这些人的存在，我远处的那些敌人本是无害的。我们习惯地认为，改革发展得这么慢，是因为大多数人还没有准备好，而且统治阶层那一小部分人，并不比被统治的民众有实质上的智慧优势或别的优势。很多人是不是像你一样优秀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世界的某个地方一定存在着某种绝对的善 ，这种善会让整个面团发酵成功。
有成千上万的人一边反对奴隶制、反对战争，一边几乎不做任何事情去结束它们；他们以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的子孙自居，却稳稳地坐着，双手插兜，说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什么也不做；他们甚至先谈自由贸易的问题，而把自由本身推后；在茶余饭后，他们一边阅读行市价格表，一边看着从墨西哥传来的最新建议，然后，可能就进入了梦乡，枕着价格表和那些建议。那么今天，正直之人和爱国者的市价又是多少呢？面对这个问题，他们迟疑了，后悔了，有时也请愿，但他们总不愿积极地做些什么，做了也没啥效果。他们会等待，端庄地坐着等待，等待有一天别人消除邪恶，这样他们就不用继续后悔了。而现在，他们顶多会上交一张廉价的选票以示微乎其微的抗议，或对正义表示微弱的支持与良好的祝愿，他们也就这样了。当一个道德完善的人出现，就会出现999个人拥护美德。但是，和一件东西的真正主人打交道，比起和它的暂时保管者打交道来说，要容易得多。
所有的投票都是一种赌博，虽然牵涉道德问题，但其实就像赌博，获胜不需要什么道德，只涉及到你是不是下对了赌注。投票者的品行不会掺杂在赌局中，人们又不用道德下注。我投了选票给我认为可能正确的那方，但我并不十分关心我的这个正确选择是否会获胜，我更愿意把它留给多数派去决定。因此，投票的责任，从来都没有超过权宜 的范围。即使人们是为正义投票的，也没有为正义做任何事情，它只是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人们，你希望这一方获胜。一个智者是不会允许正义任由几率摆布的，也不会寄希望于通过多数派的力量使之获胜。在群体行为中没有什么美德可言。将来有一天，强势多数最终还是会投票废除奴隶制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对奴隶制已经漠不关心，或是因为奴隶制已经自然衰落到所剩不多，那就索性投票完全废除吧。最后，他们却成了唯一的奴隶。只有扔掉选票以保自由的人，其选票才能真正加速奴隶制的废除。
我听说在巴尔的摩港还是哪里，举行了一场推选总统候选人的大会，参会人员主要是编辑 或职业政客。但是我想，他们决定推举谁，对那些独立、明智、受人尊敬的人来说又能算什么呢？难道，我们不能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诚实？我们不能指望有独立的选票吗？这个州里有很多人都没去参加大会啊！但是，不，我发现，所有值得尊敬的人们——暂时这么叫吧——刚一起身投票，就会对自己的国家绝望，同时国家有更多的理由不对他们寄予什么希望。这样的大会选出了候选人，值得尊敬的人则迅速从这些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来，因为只有这么几个人可选。这就证明了值得尊敬的人们，只能是被煽动的对象和达成某些人特定目的的工具。他的投票不具有任何价值，充其量还不如一个没什么原则的外国人，或者被买通了的本国人的选票。我的邻居说：一个真正有骨气的人，一个真正的人，怎会受别人的左右！我们的统计数字出了错误：选票数量大大超过了实际人口数。在美国，平均一千平方米有多少人？几乎不到一人。难道美国就不愿给人一个愿意在此定居的借口吗？美国人已经堕落成一个怪物救济会了 ——以交际器官发达 著称，却明显缺乏智慧和乐观自主精神。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首要、主要目的就是保证救济院管理有序，发展良好，于是一身正义的打扮，为救济那些孤儿寡妇四处筹钱；总之，活着就是冒险，只能靠互助保险公司帮忙才能存活，因为保险公司答应他们不会死得很不体面。
自然，为了消除任何恶——甚至大恶——奉献自己，不是个人的职责，或许他还有其他正经事忙着去做。但是，他至少应当完全和它划清界限，这便是他的职责，根本不去思考它，因为思考它就是给了它实际上的支持。如果让我投身于某种追求或某种思想，我首先要确定自己不是在跟随别人的意志，坐在别人的肩膀上进行思考。我必须离开这个人，这样他也能自己追求自己的思考。让我们看看多大的不协调同时共存吧。 我曾听一位同乡说：“我倒想让人们命令我去镇压一场奴隶暴乱，或是加入到对墨西哥的战争中去，等着看，看我会不会去！”这些人反对奴隶制和墨西哥战争，但正是这些人，直接用他们的效忠、间接用他们的税钱，找了别人代替自己去镇压奴隶、去向墨西哥开火。有一种士兵是我们大加赞赏的，他们拒绝参战任何一场非正义的战争，鼓掌的正是那些从不拒绝供养挑起不正义战争的政府的人们，正是那些行为上和权威上都被这个士兵漠视甚至蔑视的人们。好像这个国家会悔过当初，所以雇了一个人，当它一做错就鞭打它，但它却从未有一刻让悔恨阻止自己犯罪。这样，在秩序和国民政府的名义下，我们最终等于被迫尊敬并支持了自己的卑贱。羞愧之色一闪而过，无动于衷立刻取而代之；从对道德的漠视，变成了不道德，道德对我们已经过成这样的生活来说，本就不那么必需。
最盛行的错误影响也最广泛，只有最无私的美德才能支持它的传播。爱国主义美德常引起轻声的责备，越高尚的人们越容易这样做。有些人不赞成政府的品德和策略，却依旧效忠并支持它，所以无疑是它最忠实的支持者，所以是改革最大的障碍。一些人向州政府请愿，请求解散联邦政府，请求不遵从总统的意志。为什么他们不自己解散，解散自己和州的关系，拒绝向州库交纳钱财？他们和州政府的关系，不正像州与联邦的关系吗？州不能抵制联邦的理由，不正是他们不能抵制州的理由吗？
懂了这些就满足了吗，还蛮开心的？他明知自己受到了侵害，那还有任何开心可言？如果你被邻居骗了一美元，知道你被骗了就够了，不用行动了？或是到处去说你被骗了，或反复请求他把钱还给你，这就算完了？你会尽全力讨回你的一切，并保证永远不会再次上当。正确地认识和行使正义，并按原则行动，会大大改变事物和事物间的关系。行动本身，从本质上讲就是革命性的，把任何旧事物抛诸脑后。行动，不仅将各州分开，将教会分开，也分离家庭；它也分离个人，把恶魔从他的身体中驱逐，只留下真善美。
存在不公正的法律，那么，我们应当去遵守它们，还是努力去完善它们，等它们成功完善后才遵守？或者干脆现在就对它们置之不理？一般人在这个政府体制下，通常认为应该先等一等，等到说服大多数人投票修改法律。他们还认为，如果抵抗，那药方就比恶疾本身更邪恶了。但导致药方比恶疾更邪恶的，正是这个政府本身的错，是它把一切搞得更糟了。为什么它不能有点预见性，并为改革提供帮助呢？它为什么不能珍惜智慧的少数人呢？它为什么还没受到伤害就开始大叫并反抗？它为什么不鼓励它的臣民纠正它的缺点，既然自己没有纠正好？它为什么总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把哥白尼和伽利略驱逐出教会，宣布华盛顿和富兰克林为叛徒？
人们可能会想到，故意挑衅权威的行为，是政府唯一没有明确定罪的罪行。但是，为什么没有明确而适当的相应处罚呢？如果一个人分文未有，并拒绝向本州交纳9先令的税款，据我所知的法律，他就要被关进大牢，时间多久就不好说了，这要由把他送进大牢的那伙人决定。但是如果他在州里交高于9先令90倍的钱，他很快就会被释放，不管这钱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
如果不正义是政府机器必定要产生的摩擦，无法避免，那么，随它去吧，不管了；可能有一天它会磨合好的——当然，也可能有一天它终会磨坏。如果不公正不是机器的摩擦，而是专门配有弹簧、滑轮、绳子或曲柄，这时，你就要考虑是否药方并不比恶疾更糟了。但是，如果性质变成这样，就需要你不公正地对待别人 ，这可如何是好？我说：不遵守那法律就好了。让你的生命成为反摩擦力，停止机器的运转。不管怎样，我要保证自己不会随波逐流，不会把力气用在助长自己所唾弃的不公正上。
至于州政府提出的那些修正错误的方法，我还真不看好。那些方法要花费太久的时间，以至于超过了人们一生的时间。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首要的任务不是要把世界变成一个适宜生活的好地方，而是要先活着，不管好与坏。一个人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能做的只有某些事情。正因为他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做，所以也没有必要向州长或立法者请愿，就像州长和议员们不必向我请愿一样。而且，如果他们不听我的请愿，我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州政府没有提供解决方式。所以，出问题的其实正是宪法体制，它是罪恶本身。这听起来好像太激进、太固执、太严厉了，但对待这样的宪法体制，这是最斟酌、最温和也是唯一可用的精神了，政府的态度应该是感激与接收。凡是改变，方向都是向上的，如同出生与死亡 时身体的颤抖。
我毫不犹豫地说，那些宣称要废除奴隶制的人们，对马萨诸塞州给予个人形式和物质上的所有支持，应该马上统统停止并撤回，而不要等废奴势力成为大势后投票解决。那种权利是痛苦的。我想，只要上帝与他们并肩，这就足够了，不用等什么多数投票之类的了吧！而且，一个比邻居们正义得多的人，本身一个人就是大多数了。
我每年都会和美国政府，或者它的代表州政府，有一次面对面直接接触的机会，就是和收税官打交道。他是像我这样的地位的人，唯一必须和政府打交道的形式。政府有它明确的态度：“承认我。”在这种情形下处理这种事情，要表达你的不满和讨厌的情感，最有效、最简单的必经之途，就是否定它的存在。我的一个公仆邻居，也就是那个收税官，正是我要用这种方式对待的人。毕竟我要反对的不是一张没有思想的羊皮纸，而是人。这个自愿当了政府代表的人，为政府效力。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会认为我是个疯子，一个扰乱治安的人；作为一个人，他应该把我当成他所尊敬的邻居，和一个好人。如果他不能在两者之间权衡，就不能有所领悟，就无法克服障碍成为亲切有爱的人，言语和善，不出现过激的想法并言行一致。我很明白：如果我认识的人中有一千个人、一百个人、十个人——即使只有十个诚实的人，或只有一个诚实的人在马萨诸塞州解散奴隶，并因为实际上停止了和政府在奴隶方面的合谋被关进大牢，这也可以说是美国已经开始废除奴隶制了。因为不管开始多么微小，只要做了，就永远有效果。但我们更喜欢谈论，谈论说废奴是我们的使命。有很多报纸在为改革服务，但没有一个人。就拿我令人尊敬的邻居来说，他是本州的大使，宁愿黑天白昼地致力于在议会大厅解决人权问题，也不愿冒可能被关进卡罗莱纳州监狱的风险。马萨诸塞州迫切地想把奴隶制的罪名嫁祸在这个邻州上，虽然它发现只有一些不友善的行为可以作为争吵的理由。我想，只要这个大人物愿意坐在马萨诸塞州监狱里，立法院第二个冬天就不会再继续回避讨论奴隶制的问题了。
如果一个政府出现非法关押，那么，正义的人的正确归宿便是监狱。马萨诸塞州为崇尚自由和不那么沮丧的人们，准备的最合适的地方就是监狱了，它亲自将这些人驱逐出境，或者关起来，而他们实际上早就根据自己的原则进行自我放逐了。这里有逃亡的奴隶、被假释的墨西哥囚徒，要为自己的部落洗刷冤屈的印第安人有幸会在牢房中遇到他们。那是一片虽被隔绝却开满了自由与尊严之花的乐园。在这里，马萨诸塞州政府放置不同意见者，把反对自己的人关进监狱，而就是这里，却成了这个盛行奴隶制的州里唯一一个后花园，崇尚自由的人们可以有尊严地继续。如果有人认为，这些人的影响消失在那里了，他们的声音不会搅得当权者的耳朵不得安宁了，他们在围墙内就不再是敌人了，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们不知道和错误比起来，真理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他们也不知道，经历过些许不公的人，当不公再次出现时会变得多么有力量和有效果。扔掉你的投票权吧，不只是那张纸，而是扔掉你的全部影响。面对多数，少数无力反抗，只能服从，这样就连少数也算不上了。但当少数使出全力去反抗时却能战无不胜。如果在这两个选项——把全部的正义之人都送入监狱，或放弃战争和奴隶制——之间选择一个的话，州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如果有一千人今年都拒绝交税，这就不是血腥和暴力的措施了。而我们交了税，州政府就有能力实施暴力，出现无辜的鲜血。这就是“和平革命”的定义，如果和平革命是可能的。如果税收官，或其他任何公共官员问我，正如一个人已经这样问过：“我该做点什么？”我回答说：“如果你真的希望做点什么的话，就辞职吧。”当国民拒绝效忠，官员已经辞职，和平革命就完成了。良心受伤了也会流血吧。这种创伤，会剥夺一个人真正的气概，生命随着鲜血流淌，直至精神上的死亡。我现在就看到这种鲜血在不停地流淌。
我曾经目睹一位犯人的关押，而不是没收他的财产（虽然关押和没收财产的目的是一样的），因为坚持最纯真正义的人们，也就是通常对腐败州政府最危险的人，往往没有聚集起过多少财富。使人们富裕起来，政府到从来没用过什么心思，所以一项它觉得非常小的税项，在人们看来都像抢劫，尤其是人们交不起就必须得用双手去进行特殊劳动时 。即使一个人完全靠自给自足，从来没用过钱这种东西，州府也从不犹豫地叫他必须交税。但是富人——这不是在做恶毒的比较——常把自己出卖给那些能使他致富的机构。肯定地说，金钱越多，美德越少；因为金钱连接人与欲望，使人们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而获得金钱也不需要什么美德。钱拿出来，征税官就不会问东问西，没钱的话，无数问题就蜂拥而至了。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多余且难以回答，就是怎么花的。这样，有钱人的道德根基就从他的脚下被挖了出来。当所谓赚钱的手段增多时，生活的机会便随之减小。当一个人变得富有，他能为自己的心灵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完成他做穷人时的美好的愿望。希律王的一个爪牙对耶稣说：“给我贡钱。”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硬币，接着说：如果你使用这个带有恺撒头像的钱，那就说明你属于这个国家，并享受恺撒的政府带来的好处，那么当恺撒要求时，你就该还给恺撒本属于他的东西，因为正是恺撒使得这些硬币可以流通并有价值。根据当时的情景，基督回答：“把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但希律王的收税官们的智慧并未开光，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因为他们不想知道他在说什么。
当我和邻居中最向往自由的人们交谈时，我意识到，尽管他们或许谈论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对社会公共稳定表示关注，但关键是他们不能没有当局政府的保护，他们害怕违背政府的后果可能会危及到他的财产和家庭。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从不认为我需要来自政府的任何形式的保护。但是，当政府要我交税而我拒交时，我的钱财才会迅速被政府夺走或浪费掉，我和我的家人才将永无安宁之日。生活真艰难，诚实的人要在物质上过上舒服的生活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积攒财富是一件划不来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天你可能又会失去它。所以，你只能受雇于人或蹲在某个地方种一点儿庄稼，赶紧吃完。你必须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蓄势待发，随时准备好重新开始，所以不能有太多的事情，免得累赘。即使在土耳其，人们也能致富，只要他成为土耳其政府无可挑剔的好臣民。正如孔子所言：“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我断然说不：我绝对不会效忠马萨诸塞州，它无权支配我的财产和生命，除非我的自由在遥远的南部港口受到威胁，而需要求助于马萨诸塞州政府为我提供保护，或者当我一门心思只想通过默默辛劳和正当手段挣钱创一番事业。从各个方面来说，不服从州政府会带来的处罚，都小于忠于它的代价。如果效忠它，我就会感觉自己的价值减少了。
几年前，州政府代表教会来到我这里，要我交一笔钱来支持一位牧师，我父亲参加过他的传教会，但我从来没有去过。税单上写着：“不交就关起来！”我拒绝交付，但很不幸，收税官觉得我应当交。我不明白，为什么教师要交税支持牧师，而不是牧师交税给教师。我不是州立学校的教师，但我接受别人的自主捐赠并以此过活。我不明白，学校为什么不能让州政府支持，为学校捐税，就像对教会那样。我不愿交税，所以在被选出的说客们的要求下，我不得不屈尊写下了这样一段声明：“谨以此言向大家保证：我本人，亨利•梭罗，没参加过任何社会团体，所以不希望任何人把我看作任何团体的一份子。”这份声明我交给了镇上的文书，他现在还保管着呢。这样一来，政府便知道了我不想成为教会的一员，虽然它表示还是要坚持他们最初的假设，但从那时起，它再也没有对我提出过类似要求了。如果我能知道所有社会团体的名称，我就会一一写上，以示我不是任何团体的成员，只可惜我不知道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份清单。
我拒交人头税已有六年了，还因此在监狱里待了一晚。当我打量着四周两三英尺厚的石墙，一英尺厚的包满了铁皮的木门，还有密不透光的铁栅栏，我被震撼到了，被这个制度的愚蠢，它对待我的方式，仿佛只把我当成一个血肉之躯，可以锁起来。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想过要利用我做什么事，还是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这是处置我的最佳方式。我知道，如果一堵厚厚的石墙把我和我的邻居朋友们隔开，那么还有一堵无形的墙把自由的我和不自由的他们隔开，而无形的墙则更难爬过，更难穿破。对我来说，肉身的监禁根本不算监禁，它毫无作用，这些墙只是一种浪费水泥、浪费砖头的行为。我此时的感觉是，整个城镇只有我一个人交了税。他们很头疼，不知道该怎样对付像我这样的人，他们的行为举止一看就像那种很没教养的人。在他们的威胁或赞美中，都存在着一个错误，即他们认为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从监狱中释放。我笑着看他们费心地把牢门锁好，想要锁住我的思考。但我的思绪进出自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碍，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允许，这才是真正危险的，是锁不住的。当他们无法触及我的思想，就只能惩罚我的身体；这种做法就和小孩子一样，如果他们无法反抗他们讨厌的人，就会去打骂他的狗。我发现我们的州政府是多么愚蠢，它就像一个继承了万贯家财的女人，胆小、孤独，不知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丧失了对它仅存的敬意，开始可怜它。
这个州从来没打算去面对人的智慧和道德，只把人看做知道疼痛的躯体，和人的五官打交道。它没有用更高的智慧或道德武装自己，而是用武力。我不是为服从而生的。我按照自己的方式呼吸。让我们看看谁才是最强大的。大部分人都那样做，我就要照做吗？群体有什么力量？我遵循自己的原则。那些遵循更加高尚的原则的人，可以使我屈服，他们可以使我变得和他们一样。但我从没听说过人必须按照主流的活法生活。那样还叫活着吗？当我遇到一个政府官员对我说：“交钱还是交命？” 难道这样我就要急忙交钱吗？也许政府正处在困境中，不知如何是好，但我也帮不上忙。它必须学会自救，就像我帮助自己一样。出现困难，并不值得哭鼻子。我没有责任为社会机器的顺利运转负责，因为我不是工程师的儿子。据我观察，当一颗橡果和一颗栗子同时落地，挨在一起，它们谁也不会为谁让路，它们都遵循自己的法则，竭尽全力地发芽、生长、繁荣，直到也许其中一棵影响了另一棵的生长，甚至使得它死掉。如果植物不能按照自然规律生长，它就会死，人也是一样。
监狱的夜晚新奇而有趣。我进去的时候，人们穿着狱服，正依着门口闲聊，享受着夜晚的空气。狱卒很不识趣地说：“进来吧，伙计们，该锁门了。”于是他们便各分散了，留下的是他们回去空屋子的脚步声。狱卒这样介绍我的室友：“一流好人，且很聪明。”当牢门锁上，他指给我挂帽子的地方，并告诉我他是怎么样在这里过的。这里的房间，一个月粉刷一次，而我们那个房间尤其好，应当是最白的一个了，配备非常简单，看起来像是全镇最整洁的房间。很自然地，他问我从哪里来，怎么坐牢的，我都告诉他了，也反问了他同样的问题。我当然假设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永远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他说：“哎，他们控告我点燃了粮仓，可我根本就没有。”最终我发现，可能他喝醉后在粮仓里睡着了，抽了一袋烟，结果粮仓烧光了。他是公认的聪明人，抓来这里有三个多月了，等着对他的审判，可能还要等得更久。他是个非常温顺的人，很容易满足，他觉得这里待遇不错，可以白吃白住。
他守着一扇窗户，我守着另一扇。我发现，一个人在这里待久了，他主要的事情就是向窗外望着。我仔细阅读过留在这里的所有的只言片语，也仔细观看过犯人的越狱处，哪根栏杆被锯下来过。听着曾经住在这间屋子里的人们发过的故事，我发现这个地方有自己的历史，曾流传过一些轶闻，它们从来没有传出过高墙之外，外面的人对这些故事一无所知。或许这是城里唯一一个产生诗歌的地方，之后以传单的形式流传，只是从来没有出版过。他给我看了一个长长的名单，都是被人发现企图越狱的年轻人，因为没有成功，所以只好唱一些诗歌来抒发自己的郁闷。
我尽可能向我这位室友灌输我的思想，因为我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最后，他的反应只是告诉我该睡哪张床，然后让我别忘了吹灯。
这就像在一个遥远的国度远游，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看到这个国度，而且在这儿睡了一晚。仿佛我以前从未听过城镇的钟声，也没有听过村庄夜晚的声音。难道是因为今晚我们开着窗子睡觉的原因吗，在铁栏内？我仿佛看见了我们的小镇笼罩在中世纪的月光下，康科德河变成了莱茵河，骑士与城堡在眼前若隐若现，我在街上听到一些老者的声音，在村边旅馆的厨房里，我无意听到并看到了一些事情——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以前很少有过。这是个近距离观察我的小镇的地方，我就在其中。我之前从未看见过它的机构，这是它的机构中比较独特的一个，因为这个镇是个郡级镇。我开始理解它的居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了。
早上，我们的早餐从门上的洞中送进来，一个专门制作的长方形锡盘上，托着一品脱的巧克力和黑面包，还有个铁勺子。当狱卒叫我们把餐具还给他们时，我很傻地要把剩下的一点面包也一起还给他们，这时我的室友抓住了我，告诉我说，这可以留着在午餐或晚餐时吃。很快，他被叫去在附近的田里割晒干草，那是他天天要做的工作，不到中午不会回来。所以，他和我道别，祝愿我有个美好的一天，不知道还会不会见到我了。
有人介入，替我付了税钱，所以我被放了出来。但我没有发现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那个年轻时进山出来时成了头发灰白的老头的人发现的那样 。然而，我却又看到了某种变化，这个镇、这个州甚至这个国家，一切都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是时间的推移所不能产生的。我对这个州看得更加清晰了：我看到同胞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信任为好邻居和好朋友；他们的友谊只在夏天的天气里存在；他们并不那么愿意去做正义的事情；由于偏见和迷信，他们和我简直就不像一个人种，就像中国人和马来人一样；他们认为人性值得捍卫，但不会冒任何风险，甚至财富方面的风险也不可以冒一点点；而且人们并没有那么高尚，因为他们会对小偷以牙还牙，但同时希望通过某种仪式或祷告，或者时不时的在特定的荒路上走直线，借此拯救自己的灵魂。这样说我的邻居们，可能太过严厉了，因为我相信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村里还有监狱这样一个机构。
我们村从前有个习惯，当一个穷借债人从监狱里释放，朋友们和他打招呼时，会把手指交叉模仿监狱的窗子，“你好吗？”但我的邻居们没有这样和我打招呼，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我被关进了监狱。他们看看我，又看看别人，好像我刚刚长途旅行回来一样。我有只鞋修好了，我是在去鞋匠那里取它时被送入监狱的。当我第二天早上被放出来后，我便继续之前的安排。我穿上修好的鞋，准备参加一个越橘派对，它们迫不及待地在等我主持。马已经备好了，一个半小时后我就出现在一片越橘林中了，这里是附近最高的山，在两英里远的郊外，州政府触及不到。
这就是我在监狱里的全部故事。
我从来没有拒绝交纳修路费，因为我希望做一个好邻居，正如我不希望做一个好臣民；我也不拒绝为教育纳税，而我本人也一直在为教育村民进一份力。税单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项目让我拒交，我只是不愿愚忠于政府，我想和它撇清关系，离它越远越好。我也并不想去了解上交的钱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哪怕是买了一把杀人的枪，毕竟钱本身是无辜的。但我顾虑的是，我的效忠会有什么后果。事实上，我静静地和州政府宣战，用我自己的方式，虽然我还是会享用它提供的各种优势，并得利于此，一般这很正常。
如果别总总交我之前被要求交的税，那么可能是两种情况，一是出自对政府的同情，二是他们向来如此只是因循前例，但这可能是在遵守甚至煽动不公，比州政府要求的不公更加严重。如果他们交税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比如以此保护他们的财产，或不被抓进监狱，这便是错误的。他们自己根本没有仔细考虑清楚，这种自私的想法会如何干涉整个社会的公正。
这就是我目前的观点。但在我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再谨慎也不为过，以免自己的行为被自己的固执引向歧途，或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一个人只要确定自己只做自己现在该做的分内事，这就够了。
我有时想：这个民族，心地善良却很无知，如果人们知道怎么做，也许会更好一些。为什么让你的邻居受苦，然后不情愿地反过来折磨你？但我又想：我没有理由像别人一样行动，去允许别人承受另一种更大的痛苦。有时我又会对自己说：当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没有热情也没有恶意，总之没有任何个人情感，他们就是想管你要几先令——这就是那个制度——他们不可能撤回或改变要求，你也不可能向另外成千上万的人求情撤回或改变要求，那么，为什么要让自己暴露在这种自然蛮力之中呢？ 你不需要执拗地去抵御饥寒、风浪，数千种其他自然力也都被你默默地接受了，但你不会把头伸进火里。我不认为组织完全是一种自然蛮力，部分是人力。它不只是冷酷的非生命，它包括成千上万的人，我想我和他们都是彼此联系的，所以我想现在立刻祈祷是可能的，首先向上帝祈祷，其次是向自己祈祷。但如果我故意把头伸入火中，那我就不应当祈求火或生火者不要烧我，那是我自己的错。假使我能说服自己应当满意地接受他们本来的样子，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就应该像一个异教徒或宿命论者一样，努力接受事实，认为那就是上帝的旨意。但我不能，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我对人、对自己的期望和要求是另外一个样子的。最重要的，抗拒这种力和抗拒自然的无情之力，是有区别的：我可以抵抗住这种力，会有效果，而无法像奥菲士 一样改变石头、树木与野兽的性质。
我不想和任何人或任何国家争吵。我不想吹毛求疵，斤斤计较，和邻居们一争高下。我可以说，我只是想找一个借口遵守这片土地上的法律，我非常愿意遵纪守法。事实上，我有理由怀疑自己在这件事上是否做错了；每年当税收官又来的时候，我发现我都愿意去回顾一下州和整体政府的法令和职责，以及这个民族的精神，去寻找一个服从的借口。
我们须热爱自己的国家，如同我们的父母。
如果有一天我们无国可爱，不能再努力为它的荣誉而勤奋工作，
我们必须要接收后果，并让我们的灵魂
充满宗教和良心道德，
不要去渴望统治谁或者获取利益。
我相信州政府很快就能干出什么出格的事，迫使我停下寻找理由的行为，那时，我就会成为比我的乡亲们还差的爱国者了。从较低的视角来看，虽然我们的宪法还存在很多问题，但确实已经很不错了；法律和法庭也都值得尊敬；州政府，甚至美国政府，在很多方面都非常让人敬佩，很难得，让人充满感恩，确实和很多人描述的一样。但从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来看呢，有谁还说得出它们算个什么东西，还值得一看或一想吗？
但政府和我的关系并不大，我也尽量不去理它。甚至在这个世界上，我和政府打交道的机会也不多。 如果一个人能自由思考，自由幻想，自由想象，那些愚蠢的统治者或改革家对他就没什么影响，那些对他来说本就不存在的东西，从不会长久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或眼前。
我知道大多数人和我想的不一样，但那些专门研究该类或类似问题的专家们很少让我满意。政治家和立法者完全立足于制度内，故从未真正把它看透看清。他们总说要促进社会发展，但除了“说说要促进社会发展”也没别的可干了。也许，他们都经验丰富、智慧过人，毫无疑问创建了天才的实用体系，对此我们必须衷心感谢。但他们的智慧与能力只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他们总愿忘记这个事实，即世界并非仅由政策和权宜之计统治。韦伯斯特 从没有深入研究过政府，自然对它的理论也不具权威性。对于那些没有打算对政府进行必要改革的立法者们来说，他的话是十分有用的；在思想家们看来，在那些从永恒角度考虑立法的人们看来，他则从未正视过这一问题。我认识一些人对这个主题进行过冷静和智慧的思考，不久即将揭示韦伯斯特的思想广度有局限性，且偏袒一方。比起大部分低贱的职业改革家，比起所有智慧与口才都更低贱的政客，韦伯斯特的言论还是强大有力并有开创性的，而且讲究实际，我们感谢上苍将他赐予我们。但智慧并不是他的本质，而是谨慎小心。
律师口中的真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理，它只是一种协调，或者某种协调的权宜。真理本身是和谐的，它最关心的不是去揭露恶行中的正义。韦伯斯特被称为“宪法的保卫者”，这是名副其实的。他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地方，有也是情有可原的。他不是个领导者，而是追随者，领袖是1787年宪法 的制定者们。他说：“我从未做出过任何努力，也不建议别人去努力，我没有支持过任何努力，也不打算去支持任何努力，去打乱最初的决定，宪法的安排使我们各个州组成了一个国家。”当提到宪法支持奴隶制时，他说：“既然这是最初契约的一部分，那就让它继续存在吧。”虽然他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过人的能力，却无法把一个事实从繁杂的政治联系中剥离，把它视作只能靠理智解决的问题。例如，当今的美国人对于奴隶制这一问题应该尽一些什么样的义务？他只是冒险，或者被迫说出了让人这样沮丧的话，还坚定地宣称这样说是把你当成了私底下的朋友。他说这样的话，到底想让人该承担什么样的新颖而特殊的社会义务呢？他说：“存在奴隶制的各州政府，治理本州的方式是它们自己的事情，由他们自己考虑，因为它们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对适当、人性、公正及上帝的普遍律法负责。”“非政府组织，无论生发自共同的人类情感或其他什么原因，都与之无关，我从未鼓励过他们，永远也不会。”
有些人不知真理之源要更加纯洁得多，他们从未沿着真理的溪流走得更高，只是聪明地守在圣经和宪法旁边，尊敬地、谦恭地掬水解渴；但有些人发现，这只是一个湖或池塘，注入其中的水自有他处来源，于是他们再次抖擞精神，继续他们寻找真理水源的朝圣之旅。
美国就没出现过一个立法的天才，世界历史上也很少有这样的人。演说家、政治家、雄辩家成千上万，但真正有能力解决这难题的人还没开始张口说话。我们因为喜欢雄辩所以喜欢雄辩，而不是因为它会说出真理，或能激起某种英雄主义。我们的立法者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自由贸易、自由联盟、操守端正对一个国家的巨大价值，他们也没有天赋和才能去解决税收、金融、商业、制造业还有农业这些更世俗的问题。如果我们完全以议会立法者们的空洞理论为指导，而不根据人民的实际经历和普遍抱怨做出纠正，那么美国将很快失去它目前的国际地位。《新约》存世1800年了，或许我无权这么说，但我还是想问一问，那些具有大智慧和足够的实际能力能根据《新约》之光指导立法科学的人究竟在哪里呢？
我愿服从某些政府权威，因为我会欣然服从那些知道得比我多、做得比我好的人，甚至在许多事情上愿意服从那些懂得和做得都不如我的人，但现在这个权威是不纯洁的。严格地讲，它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赞同。政府无权干涉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除非我承认它。从绝对的君主制到受限君主制，从受限君主制到民主制，每一步都是对人的尊重的进步。一位睿智的中国哲学家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人民才是国家的基础。 那么，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民主制，是不是政府的终极发展形式呢？是否可能在人权的认知和组织上更进一步呢？直到国家把个人作为更高而独立的力量，认为个人的这种力量是国家力量和权威的来源，并能正确地对待每个人，才会出现真正自由和文明的国家。我还很开心地描绘出这样一幅画面：最后，国家可以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国家对待个人就像邻里之间那样相互尊敬。如果有人愿意离群索居，不愿隶属于它，只要他尽到邻居和国民的责任，不干涉它，那它就可以处之泰然，任其自由。如果一个国家可以结出这样的果实，直到它成熟落地，那么，一条通往我所设想的、更加辉煌的完美国家的道路就修好了，尽管现在任何地方还见不到这样一个理想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