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gue

历史上的大流行

第一次大流行：查士丁尼大瘟疫

主条目：查士丁尼大瘟疫

541年－542年的查士丁尼鼠疫是历史上第一次纪录的大流行。541年，鼠疫沿着埃及的培鲁沁（Pelusium）侵袭东罗马帝国。鼠疫荼毒培鲁沁后，迅速蔓延至亚力山卓，再继续水陆贸易网扩散到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与整个东罗马帝国。目前并未有明确的数字统计多少人因此死亡，然此次流行导致帝国至少1/3人口死亡。严重影响该帝国经济税基与军制兵源，削弱了拜占庭帝国实力。

查士丁尼鼠疫爆发后，从541年－717年，鼠疫沿着海陆贸易网扩散到西欧与不列颠。首先是高卢(法国)，543年法国西南部亚耳爆发鼠疫病情，接着547年鼠疫传染至爱尔兰与不列颠西部，588年－590年的一次鼠疫横扫马赛、亚威农，以及法国北部里昂地区的隆河流域，造成2500万人死亡，鼠疫不止波及英法等国，它使当时整个地中海贸易衰退。更造成许多昔日王国的势力因此消失，并改写整个欧洲的历史。

第二次大流行

主条目：黑死病

黑死病在1346年－1350年大规模袭击欧洲，导致欧洲人口急剧下降，死亡率高达30%。黑死病被认为是蒙古帝国军队西征欧洲带来的。约1347年，往来金帐汗国的克里米亚与墨西拿（西西里岛西西里王国）间的热那亚共和国贸易船只带来了被感染的黑鼠或跳蚤，不久便蔓延到热那亚与威尼斯共和国，1348年疫情又传到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王国，1348年—1350年再东传至神圣罗马帝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后在1351年传到位于俄罗斯西北部地区。估计欧洲有约2500万人死亡，而欧、亚、非洲则共约5500万—7500万人在这场疫病中死亡。当时无法找到治疗药物，只能使用隔离的方法阻止疫情蔓延。此后在十五、十六世纪黑死病多次再次侵袭欧洲；但死亡率及严重程度逐渐下降。

有人认为，这场黑死病严重打击了欧洲传统的社会结构，削弱封建与教会势力，间接促成了后来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在中国，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的大疫被认为是这次全球大流行的一部分。据估计，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1000万人以上，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一些史学家相信，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明朝的京营兵士就正遭受鼠疫侵袭，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

黑死病与鼠疫

19世纪末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中发现鼠疫杆菌及鼠疫传播方法后，大部分医学及历史学家，都认为14至16世纪肆虐欧亚的黑死病，是鼠疫的一次大流行。但近年有研究质疑这种说法，认为黑死病只有部分特征与“鼠疫第三次大流行”相近，怀疑真正导致14世纪黑死病的，可能其实是另一种仍未被发现的病原体。不过近年研究已经证实。查士丁尼大瘟疫以及黑死病，均是由鼠疫杆菌引起，和鼠疫第三次大流行属于同一种致病菌。不过尚不能排除有其他病原体共同作用的可能。

第三次大流行

参见：云南回变

1855年中国云南首先发生了大型鼠疫，1894年在广东爆发，广州城在十日之内全城蔓延，并传至香港。广州和香港成为鼠疫流行的中心，经过航海交通，最终散布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估计在中国和印度便导致约1200万人死亡。此次全球大流行一直持续至1959年，当全球死亡人数少于250万人才正式结束。

科普

阿尔贝·加缪-鼠疫

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

——丹尼尔·笛福

构成此编年史主题的奇特事件于194－年发生在阿赫兰。普遍的意见认为，事件不合常规，有点离谱。乍一看，阿赫兰的确是一座平常的城市，是阿尔及利亚滨海的法属省省会，如此而已。

应当承认，这座城市本身很丑陋。看上去平平静静，需要费些时间才能察觉，是什么东西使它有别于各种气候条件下的那么多商埠。怎能让人想像出一座，比如，既没有鸽子，也没有树木，也没有花园的城市？在那里你既看不见鸟儿扑打翅膀，也听不见树叶沙沙作响，总之，那是个毫无色彩的地方。季节的变化只能在天上显现出来。只有清新的空气或小商贩从郊区带回的一篮篮鲜花可以宣告春天来临；那是市场上出售的春天。整个夏天，太阳像火一般烧灼着干燥之极的房屋，给墙壁盖上一层灰色的尘土；于是，人们只能在关得严严实实的护窗板的保护下过日子。相反，秋天一到，这里是大雨滂沱，泥泞遍地。晴朗的日子只在冬季姗姗来临。

要了解一个城市，较简便的方式是探索那里的人们如何工作、如何恋爱、如何死亡。在我们这个小城里，也许是气候的作用，那一切都是同时进行的，神气都一样，既狂热，又心不在焉。也就是说，人们在城里感到厌倦，但又努力让自己养成习惯。我们的同胞工作十分辛苦，但永远是为了发财。他们对商贸的兴趣尤其浓厚，用他们的话说，最重要的营生是做买卖。当然，他们也享受凡人的生活乐趣，他们爱女人、爱看电影、爱洗海水浴。然而，他们非常理智地把享乐的时间留给礼拜六晚上和礼拜天，一星期里别的日子，他们要尽心尽力去赚钱。黄昏时分，他们离开办公室，定时去咖啡店聚会，去同一条林阴大道上散步，或去自己的阳台。年轻人的欲求强烈而短暂，年龄大些的人有坏习惯也无非是参加球迷协会的活动、联谊会的宴席，去俱乐部靠摸纸牌的手气狂赌一番。

有人一定会说，那一切都不是我们这个城市特有的，总之，当代人全都如此。在今天，看见人们从早到晚工作，然后决定去玩牌、喝咖啡、聊天，以打发生活中剩下的时间，恐怕再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事了。然而却有一些城市，一些地区，那里的人们会时不时臆想点别的事。一般说，这并不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毕竟有过臆想，而有了这一点就永远比别的强。阿赫兰却相反，它似乎是个毫无臆想的城市，即是说，它是个纯粹的现代城市。因此，没有必要确切介绍我们这儿的人们如何相爱。男人和女人，要么在所谓的做爱中飞快地互相满足，要么双双安于长期的夫妻生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几乎没有折中。这也并不独特，在阿赫兰跟在其他地方一样，由于缺乏时间，也缺少思考，人们不得不相爱而又不知道在相爱。

在我们这个城市，更独特的是死亡时可能遇到的困难。不过，困难二字用得并不恰当，说不舒服也许更确切些。生病从来就是不愉快的事，但在一些城市、一些地区，你生病时会有人帮助你；在那些地方，人在生病时几乎可以听之任之。病人需要温馨，他喜欢有所依靠，这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在阿赫兰，极端恶劣的气候、大量的生意往来、毫无可取之处的环境、黄昏降临之迅速以及取乐的质量，一切都要求健康的体魄。在那里，连生病的人都倍感孤独，垂死的人就可想而知了，他像掉进陷阱一般困在几百堵热得噼啪作响的墙壁后边，而与此同时，全体居民都在电话上或咖啡店里谈票据、谈提单和贴现！大家即将明白，当死亡猝然来到一个乏味的地方，人在死亡时，甚至在现代生活条件下死亡时，可能会有怎样难受的感觉。

我指出的这几点也许可以使人对我们的城市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概念了。但任何事情毕竟都不应该夸张。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城市的市容和这里的生活面貌都很平庸。不过一旦养成了习惯，大家也不难打发日子。既然这个城市恰好对养成习惯有利，我们就可以说一切都还不错。从这个角度看，生活无疑算不上极有情趣，但我们这里至少见不到混乱。而且这里的居民坦率、讨人喜欢、勤快，总能赢得去那里旅行的人们适当的尊重。这个既不别致，又无树木，而且缺乏活力的城市，到头来竟仿佛能使人悠闲自在，总之，人们在那里可以沉沉地睡过去。然而，必须加上这点才是公正的：这个城市镶嵌在无与伦比的景色之中，它坐落在一个光秃秃的高地中央，高地四周是阳光灿烂的丘陵。城市前面是美不胜收的海湾。可惜此城是背对海湾建造的，因此，除非前去寻找，谁都不可能瞥见大海。

介绍到这里，谁听了都不难相信，我们的同胞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见这年春天会发生那些小事变，而那些小事变——我们后来才明白——正是笔者打算在此为之撰写历史的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先兆。对某些人来说，这里发生的事情似乎十分正常，别的人却恰恰相反，认为那简直难以置信。但无论如何，一个写编年史的作者是不会考虑这些互相矛盾的看法的。他的任务仅仅是说：“此事发生了。”只要他知道此事的确发生了，知道这与整个民族生死攸关，知道因此会有成千上万的目击者内心里认为他所讲之事真实无误。

此外，倘若他不曾有机遇去搜集一定数量的陈述词，倘若当时的形势未曾将他卷入他意欲详述的那些事件里，笔者（人们会及时认识他的）就几乎没有资格从事这个工作。正是这一点使他有理由做史学家所做的事。当然，史学家，哪怕是业余的，手头总有些文献。所以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也有他自己的资料：首先是他本人的证词，其次是别人的证词，因为他扮演的角色使他有可能搜集这段历史中所有人物的心里话，最后是终于落到他手里的文字材料。他打算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查考那些资料，并在乐意的时候加以利用。他还打算……不过，也许到了把评论和谨慎措辞抛在一边而最终讲述故事本身的时候了。对头几天的叙述需要作些细节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