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为什么突然不灵了？
中共官僚集团一贯吹嘘，党的领导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特党国体制无与伦比的制度优势。可是，在迄今为止的新冠肺炎疫情当中，中共党国机器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不是集中统一、雷厉风行，而是各自为政、欺上瞒下、乱作一团，非得四处派出钦差大臣，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方能把工作稍稍导向正轨。这样一来，不禁让人心生疑问：党的领导为什么突然不灵了？
对于这个问题，主要的原因在于，变社会主义制度为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客观现实，使中共官僚集团丢掉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次要原因则是，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反腐运动和集权统治，在打破中共官僚集团四十年来维持运作效率的组织方法的同时，没有建立起新的、有效的权力分配和运作机制。
中共官僚集团丢掉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这样的说法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因为一般看来，中共党国机器正是厉行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榜样。但这种广为流传的看法，建立在对于列宁主义组织原则一知半解的基础之上，所以似是而非。
什么是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对此，最庸俗的看法是上下分明、组织严密的集权式权力架构。较于此稍微更知之者的回答，也不过加上“讨论时充分民主，执行时充分集中”的公式。固然，列宁主义组织要求上下分明、组织严密，通过充分的民主来达到充分的集中，以使相应的组织能够具有足够的号召力、执行力和战斗力。不过，要达到这一目的，单凭组织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即统一的思想、共同的主义。也就是说，人们加入这个组织、参加它的工作，是因为真心实意地认同它所主张的思想和主义，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谋取自己的私人利益。没有这个前提，上下再分明、组织再严密，也免不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有了这个前提，才能够置个人得失于度外，充分坦率地暴露自己的想法，实现充分的民主讨论；在执行时才能够公而忘私、竭心尽力，达到充分的集中。思想工作是组织工作的基础，并且贯穿组织工作，这是列宁主义的首要组织原则，也是一切现代政党具有战斗力的起码条件。
反观中共官僚集团，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挂着中国特色的标签，做着官僚资本主义的勾当，并且为着维持这套骗人的把戏，发明概念、编造原理，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变成四不像的缝合怪，几乎一驳就倒，只能靠“不争论”的一言堂维持自己的权威地位。这样一套自相矛盾、毫无科学性可言的理论体系，连中共高官们自己都不信，更不要说说服一般干部群众奉为信仰的主义了。于是，所谓思想学习，无非自欺欺人地复读官样字句；所谓理论研究，也不过在面子上给领导人圆润谎言。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党国机器没有统一的思想和共同的主义，完全贯彻争权夺利的实用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和装点门面的饰品，思想工作变为组织工作的附庸，从根本上丢掉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因而也就不可能拥有列宁主义政党那样的号召力、执行力和战斗力。
丢掉了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中共官僚集团，转而采用贪污腐败作为自己党国机器的组织方法。此即“贪污腐败是改革开放的润滑剂”这句大实话在政治领域的表现。通过默许党政干部的普遍贪腐，使党国机器各个零件意识到，维护和推动这台机器的运作，有利于自己谋取私利，因而愿意效忠卖命。这种收买方法，适应于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特殊的经济-政治生态，使党国机器上下在客观上结成利益分赃共同体、在主观上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从而多少能够维持“党的领导”的效率于一时。不过，由于它兼具腐蚀作用，久而久之，必然使权力机关充斥缺乏政治担当的贪鄙之徒。这样，承平之日尚能维持，一旦遭遇危机灾变，则立刻有各谋出路、土崩瓦解的危险。
这种道理人所共知，因而经济危机前夕上台的习近平，大搞反腐运动，把权力集于一身、把责任层层下压，企图通过限制贪腐、加强集权，使党国机器变成自己得心应手、精干有力的统治工具。结果事与愿违，不仅自己和自己的派系成为中共官僚集团的孤家寡人，而且造成整个党国机器中下层离心离德、消极怠工。在一个贯彻利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既没有理想信念的支持，又限制物质利益的收买，更缺乏群众自下而上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民主监督，单靠加强自上而下的、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长官意志，必然不可能造就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习近平限制了带有腐蚀性的旧组织方法，同时却限于自己的阶级地位而无法建立起新的、有效的权力分配和运作机制，这就进一步瓦解了中共党国机器的运作效率。
此外，习近平不懂得只有通过充分的民主才能达到充分的集中这一条客观真理，迷信法西斯专制手段，大权独揽、定于一尊，甚至连此前中共官僚集团中上层用于维持派系平衡的、不成文的黑箱民主都予以废除，自然更无人愿意为他的治国理政出卖力气了。
既丢掉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又不允许贪污腐败、共同分赃，更兼加强集权、完全取消统治阶级内部稀有的民主空气，党的领导自然不灵。而这一切，正是打左灯往右转、扛着红旗反红旗、极端脱离和害怕人民群众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