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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他从绅士阶级出来，他深刻地感觉到一切种种士大夫的卑劣，丑恶和虚伪。他不渐愧自己是私生子，他诅咒自己的过去，他竭力的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 - 然而鲁迅其实并不孤独的。辛亥革命的怒潮，不在于一些革命新贵的风起云涌，而在于“农人野老的不明大义”；他们以为“革命之后从此自由”（《总理全集》：《民元杭州欢迎会上演说辞》）。不明大义的贫民群众的骚动，固然是给革命新贵白白当了一番苦力，固然有时候只表现了一些阿Q的“白铠白甲”的梦想，然而他们是真的光明斗争的基础。精神界的战士只有同他们一路，才有真正的前途。
- 【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应当说是僵尸）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世上如果还真有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华盖集》：《忽然想到之五》
- 当时的反动派，的确“提高了他的喉咙含含胡胡说：‘狗有狗的道理，鬼有鬼的道理，中国与众不同，也自有中国的道理。道理各各不同，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热风》：《随感录》三十九）。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却是新文化运动内部分化的开始。不用说，那些治国平天下的老革命党其实是被反动派难倒了，他们赶紧悔过，说以前我们只会破坏，现在要考究建设了；至于理想过高，民众总是不知不觉的，叫他们“一味去行”，让我们替他们建设理想好了！这是老革命党的投降。而新革命党呢？“五四”之后不久，“新青年”之中的胡适之派，也就投降了；反动派说一味理想不行，胡适之也赶着大叫“少研究主义，多研究问题”。这种美国市侩式的实际主义，是要预防新兴阶级的伟大理想取得思想界的威权。而鲁迅对于这个问题——革命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分水岭的问题，——是站在革命主义方面的。他揭穿那些反理想重经验的人的假面具，指出他们的所谓“经验”正是皇帝和奴才的经验！
- 鲁迅在“五四”前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他热烈的希望着青年，他勇猛的袭击着宗法社会的僵尸统治，要求个性的解放。可是，不久他就渐渐的了解到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中国社会里的层层压榨。一九二四——二五年，他的《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忆》（《坟》），以及整部的《华盖集》，尤其是一九二六的《华盖集续编》，都包含着猛烈的攻击阶级统治的火焰。自然，这不是社会科学的论文，这只是直感的生活经验。但是他的神圣的憎恶和讽刺的锋芒，都集中在军阀官僚和他们的叭儿狗。
陈独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急剧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探析
- 陈深刻反思康梁维新和辛亥革命之所以相继失败，缘因仅少数人举事，非群众参与行动。认为是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1]”即世代积累下来的愚昧落后的国民劣根性使然，非进行改造国民性不可。
- 五四运动前他就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法兰西的平等人权、英国的宪政、美国的民主自由。尤其他独锺法兰西近代文明，在《法兰西与近代文明》一文中说：“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2]因而他毅然创办《新青年》杂志，以勇敢坚决的精神，高举法兰西近世文明的[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几千年陈腐朽败的一切封建旧思想、旧道德礼教迷信及一切旧传统猛攻；尤其表现在那时过人的卓绝创举，大胆向封建专制思想的顽固堡垒——孔教，不顾一切的向它发动猛烈射击。为了改造国民性，他就必须改革不利于群众思想传播的贵族特权独占的文言文，代之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
- 正当新文化运动进入辉煌发展之际，传来巴黎和会拒绝中国战胜国的要求，背着中国人民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这消息就像一把利剑刺醒了他，国家非进行改革不可。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说：
- “（康）先生又宗教家也。吾中国非宗教之国，故数千年来，无一宗教家。先生幼受孔学，及屏居西樵，潜心佛藏，大彻大悟；出游后，又读耶氏之书，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绍述诸圣，普度众生为己任。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专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圣一体诸教平等之论。然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涣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
《知耻学会叙》
- “以吾中国四万万戴天履地含生负气之众，轩辕之胤，仲尼之徒，尧舜文王之民，乃伈伈伣伣，忍尤攘诟，缅然为臣，为妾，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于他族，以偷余命而保残喘也。《记》曰哀莫大于心死。心死者，诟之而不闻，拽之而不动，唾之而不怒，役之而不惭，刲之而不痛，縻之而不觉。此其术也，自老氏言之，谓之至道；而自孔子、孟子言之，谓之无耻。”于是，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全方位的：官惟无耻、士惟无耻、商惟无耻、兵惟无耻、民惟无耻，“吾中国四万万人者，惟不知无耻之为可耻以有今日”，因此中国只有痛下决心，彻底改造国民性，“愿吾侪自耻其耻，无责人之耻，贤者耻大，不贤耻小，人人耻其耻而天下平。”（《知耻学会叙》）
《新民说》
梁启超所谓“新民说”，就是期待中国人洗心革面，从头开始，“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之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新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