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自由主義需要怎樣的中國化？

試圖對當前自由主義內部左右兩翼理論之爭本身設置議題限制的做法，只有在預設了社會抗爭與政治轉型的一元圖景時才能成立，而該圖景是極其可疑的。

林垚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耶魯大學全球正義項目研究員，專欄作家

2015-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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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專欄文章中（見延伸閱讀），陳純提出了「左翼自由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並圍繞這一命題探討當前中國左翼自由主義者在理論與實踐層面遭遇的困難，以及相應的對策。對他的這些分析，我並不十分認同，因此冒昧撰文商榷。

「左翼自由主義」的理路

陳純批評中國當代的自由主義者犯下了與魏瑪、沙俄時期自由派共同的錯誤，這種批評恐怕也難以適用於（蘊含了對階級權力差等的正視的）左翼自由主義。

得益於周保松老師的鼓呼，「左翼自由主義」一詞在中文圈日漸為人熟知。我和陳純應該都可以歸入左翼自由主義者的行列（承蒙陳純抬愛，在其另一篇專欄中援引我為此派公共說理的範例），儘管我對「左翼自由主義者」這個標籤有所保留，更傾向於以「自由平等主義者（liberal egalitarian）」等詞代之。

有所保留的緣故，我曾在之前的文章裏隱約提及：「左」與「右」雖是現代政治光譜中最常見的標籤，卻也是用法最混亂的標籤。而其常見與其混亂，根源都在於這對標籤本身缺乏標識核心規範概念的能力，其涵義只能依賴歷史路徑中不斷演變的偶然政治結盟來界定。這就導致「左」、「右」標籤必然地負載了過多無法通過概念澄清而消除的想像與誤會，從而降低政治溝通與公共說理的效率。對此我未來將有專文論述。

本文暫且拋開對標籤的爭論不提，沿用陳純文中「左翼自由主義」的提法，以方便討論。就其理路而言，左翼自由主義之「左」，大致對應於我在前述文章中所說的「正視權力結構語境」這一特定涵義。一方面，左翼自由主義認為，經濟、文化、性別、種族等諸多領域中廣泛而隱蔽的權力結構與權力差等，是嚴肅的政治道德問題，應當且可能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着手解決——這使其有別於一般所謂的「右翼」自由主義（特別是信奉「小政府」的自由至上主義）以及各種「右翼」非自由主義（比如宗教保守主義、新儒家、民族主義等）。另一方面，左翼自由主義又堅持認為，由權力結構和權力差等所導致的種種問題，其解決方式不得超出自由主義框架的限制——從而區別於各種或「左」或「右」的非自由主義（比如一般認為屬於「左翼」的馬克思主義與屬於「右翼」的俾斯麥主義）。

一旦我們澄清了左翼自由主義的大致理路，便會發覺陳純對其的若干批評似有錯位之感。比如，他認為左翼自由主義者缺乏「組織性和行動性觀念」，未能與一些生命力強盛的組織——包括「女權社團」——建立更密切的理論與實踐聯繫。然而如果左翼自由主義之「左」體現在其對權力結構的正視，那麼對性別權力結構的正視便構成了左翼自由主義理論的內在要求。換句話說，一個左翼自由主義者必須同時是一個女權主義者（這並非否認女權主義內部也存在自由主義與非自由主義的不同派別）；一個對性別壓迫視而不見、對女權運動漠不關心的人，絕對不會是一個融貫的、合格的左翼自由主義者。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同於「右翼」的自由至上主義，左翼自由主義本來就無從與女權社團、女權運動脫離聯繫，儘管該聯繫未必要以身臨一線抗爭的形式發生。

類似地，當陳純批評中國當代的自由主義者犯下了與魏瑪、沙俄時期自由派共同的錯誤，包括「缺少對國內其他階級的處境與『階級性』的清醒認識」時，這種批評恐怕也難以適用於（蘊含了對階級權力差等的正視的）左翼自由主義。誠然，九十年代的中國自由主義者出於對官方話語的排斥，頗有爭先恐後與「階級分析」劃清界限之勢。

然而正是這種膝跳反射式的排斥，使得當年這批知識分子大多一直陷在「右翼」自由主義的思維框架中，對涉及各種權力結構的問題——階級、性別、族群等等——採取鴕鳥姿態，不是視其為徹頭徹尾的偽問題，就是認為現階段對這些問題的關注會轉移自由主義的鬥爭焦點，給威權制度以喘息之機。

政治轉型的圖景

各個派別在漫長的前轉型時期擱置爭議碌碌無為，既不利於關鍵時刻做出知情選擇，也可能因為重大理論矛盾在長久壓抑之後突然爆發，而加劇轉型震盪，甚至造成政治倒退。

有趣的是，陳純對左翼自由主義的另外一些批評，恰恰又與他眼中這些「缺少對國內其他階級的處境與『階級性』的清醒認識」的右翼自由主義者們對左翼自由主義關注相關問題的指責如出一轍。比如在陳純看來，左翼自由主義對社會公平的重視，易使其在良性體制尚未建立前陷入「大政府悖論」，一方面期待「漸進改良」、「幻想這個體制會自動改革成為左翼自由主義的理想政府」，進而轉變為體制的積極維護者，另一方面引發左右兩翼對福利制度的激烈爭論，「不太明智」地「破壞自由派的凝聚力」。

可能是我孤陋寡聞的緣故，幻想體制自動改良的左翼自由主義者，我目前還沒有見到；倒是聽過不少所謂的「右翼」自由主義者——尤其是鉛筆社這樣的市場原教旨派——為威權體制鳴鑼開道，就像他們的祖師爺哈耶克曾經給皮諾切特軍政府洗地一樣。這些右翼自由主義者不但更加「迷信經濟上的發展會帶來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對『上層改革』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陳純眼中魏瑪、沙俄與中國當代自由派同犯的三條錯誤中的另外兩條），有些甚至根本就反對政治民主，擔心底層一旦獲得選舉權必定會推進福利制度，「侵犯」到神聖無比的財產權。

當然，我並不是說左翼自由主義者就一定能免於——或者比其右翼同道更能抵抗——為威權體制辯護的誘惑，而是說這種誘惑與「左」、「右」無關，更多在於自由主義者個人的操守、理論反思能力以及核心規範信念的堅定程度。

至於理論之爭會「破壞自由派的凝聚力」這種擔憂，恐怕源自對政治轉型的一種非分之想：各門各派無條件擱置一切爭論，同心戮力推動政治轉型，等到大功告成了才重啓理論之爭。說這是非分之想，不僅在於它不切實際（現實中爭論從來不可能停止），而且在於這種想像無論從道德上還是策略上都並不恰當。從道德上說，所謂通過「不爭論」來「提高凝聚力」，實際上是要抹殺社會群體與訴求的多元性，通過犧牲特定群體（特別是既有社會權力結構的受害者）對其正當權益的追求，來換取政治轉型這一「更高目標」的早日實現。倘若這種要求居然成立，那麼譬如當女權主義者指出某些男性自由派「公知」的性別歧視之時，後者也可以理直氣壯地反過來責怪前者「破壞自由派的凝聚力」，憑藉政治轉型的大義對女權主義者橫加撻伐了。

而從策略上說，「不爭論」同樣未必是較優的選擇。在政治轉型過程中，推翻威權體制只是起點而非終點，對憲政民主制度的建設與鞏固才是真正的考驗。不同制度版本的選擇（比如：新憲法應當像德國基本法那樣包含福利權嗎？怎樣界划公權力對市場的管轄？個體自由與國家安全之間如何平衡？以何種原則處理文化多元主義問題？宗教團體在哪些事情上擁有豁免權？少數民族能否獲得平權補償或區域自治？國會議席需要保障性別配額或民族配額嗎？如何劃分選區？是否採用比例代表制？等等），既可能關係到轉型的成敗，也將作為基準點影響未來發展的路徑與進一步變革的門檻。但是這種重大的選擇顯然不能倉促而決；各方越早展開充分的爭論，面對相互詰難盡力完善各自理據，並在此基礎上說服和爭取支持者，最終達成的妥協才越有可能睿智與牢固。

反過來，各個派別在漫長的前轉型時期擱置爭議碌碌無為，既不利於關鍵時刻做出知情選擇，也可能因為重大理論矛盾在長久壓抑之後突然爆發，而加劇轉型震盪，甚至造成政治倒退。

當然，這並不是說在推動政治轉型的過程中，「自由派的凝聚力」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情；而是說，真正可能對其造成破壞並且值得擔憂的「不太明智」之舉，並非理論之爭本身，而是從理論之爭墮落到派系之爭與意氣之爭，在摻雜了理論以外其他種種動機的、無休止無底線的攻訐中，消耗彼此的耐心、同情與信任。反過來，如前所說，試圖對當前自由主義內部左右兩翼理論之爭本身設置議題限制的做法，只有在預設了社會抗爭與政治轉型的一元圖景時才能成立，而該圖景無論現實性、策略性、還是道德性，都是極其可疑的。

問題意識及其問題

「當下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問題」這種提法，本身已經暗含了如下的判斷：這個時代有且僅有一個「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問題——既不存在多個同等重要的問題，也不存在多個在不同維度上各有其獨特意義、無法將各自「重要性」簡單加以對比的問題。

對一元圖景的預設並非陳純的偶然之失。細察他對「左翼自由主義中國化」這一核心命題的描述可以發現，其背後同樣有着一元圖景的幽靈作祟。陳純認為，左翼自由主義者樂於通過公共說理解決政治與社會爭端，但由於中國目前尚未形成各派共享的政治價值，而左翼自由主義內部又未能就「當下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問題是什麼」達成共識，因此後者所推崇的公共說理在現實中障礙重重。

不但如此，在他看來，左翼自由主義者還過分沉迷於西洋理論所關心的「如何讓國家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公平的機會平等，以及社會最低收入」，未能意識到「當下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問題」本該是「在一個原子化的時代，面對逆現代化的潮流和准極權的體制，如何構建一個政治共同體」，因此無法如施派、新儒家等理論對手那樣「直面中國當下」、「以創造性態度解決自身理論與現實的矛盾」。

在討論左翼自由主義是否需要——或者應當如何——中國化之前，首先值得指出的是，「當下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問題」這種提法，本身已經暗含了如下的判斷：這個時代有且僅有一個「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問題——既不存在多個同等重要的問題，也不存在多個在不同維度上各有其獨特意義、無法將各自「重要性」簡單加以對比的問題。然而這個判斷顯然並非不證自明。

我們完全可以設想，在漫長的前政治轉型時代，我們必須同時（但可能有分工地）處理若干不同類型、相互無可替代、甚至必然互補的政治哲學問題：前瞻性的與急務性的；奠基性的與應用性的；制度性的與政策性的；行動性的與倡議性的；法規性的與文化性的；道德性的與策略性的；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強行從中挑出一項要求優先探討，便只是缺乏實際意義、甚至可能起到反面效果的執念了。

不但如此，即便前轉型時代真的存在某個單數的「當下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問題」，聲稱左翼自由主義公共說理的效力會因為（或者事實上已經因為）其內部未能就這個問題是什麼達成共識而遭到損害，仍然是一個相當突兀的斷言，亟需堅實的經驗證據支持，以彌補其邏輯上的跳躍。畢竟「左翼自由主義」只是一個標籤而已，沒有理由認為：只要被貼同一個標籤的人，就必須在問題意識上步調一致，否則其論證便會喪失效力與吸引力。

事實上，這個邏輯關係對其他派別同樣不能成立。比如，當代中國的右翼自由主義者也未必像陳純所以為那樣，毫無異議地視「如何在既有框架下擴展市場的空間，使得公民的財產得到進一步的保障」為最重要的問題——恰恰相反，許多（與前述鉛筆社之流分道揚鑣的）右翼自由主義者會抗議說，「在既有框架下」一詞暗含了對威權體制的承認與妥協，如此提問者不是思慮欠妥本末倒置，就是心懷叵測瞞天過海。倘若連這類路線分歧都不能損害右翼自由主義對其信徒或潛在信徒的吸引力，那麼類似地，認定左翼自由主義內部問題意識的不統一會構成「自身理念的障礙」，恐怕也有些杞人憂天。

何種「中國化」？

左翼自由主義理論的傳播與接受，並非受阻於中國化問題意識的缺失，而僅僅是有待時間的沉澱。

不過在陳純看來，當前左翼自由主義最大的麻煩，還不在於其問題意識不夠統一，而在於其問題意識不夠「中國化」。他舉例說，「公民的平等自由、公平的機會平等，以及社會最低收入」，都是「西洋理論」所關心的內容，「過於學院化抽象化，和中國的情況關聯太少」；中國的左翼自由主義者醉心於「消化西洋理論」，其中少數關心中國現實者（如周保松）又只就「貧富分化」現象立論，而「對於『如何在中國實現左翼自由主義』這樣的問題，始終沒有觸及」；倘不回到「如何在原子化時代構建政治共同體」這一陳純所認為的「當下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問題」，左翼自由主義就只能「在消化西洋理論的過程中埋葬自己在中國的前途」。

誠然，如果左翼自由主義者僅僅滿足於把目光局限在「貧富分化」、「社會最低收入」這些經濟議題上，那麼左翼自由主義理論的吸引力必將大打折扣。但這是因為這些經濟議題（以及「公民的平等自由、公平的機會平等」這些更基本的概念）「過於學院化抽象化」，或者過於「西洋」、「和中國的情況關聯太少」嗎？我看未必。事實上，就連陳純自己也相信（儘管他未必意識到這一信念與其前述論斷的張力），即便左翼自由主義的話語「在當下的中國未必能馬上找到相應的現象與之匹配，但隨着現代性、全球化的深入與共同體實踐的發展，這些倫理詞彙與價值語言不難找到真正的對應經驗」——換句話說，左翼自由主義理論的傳播與接受，並非受阻於中國化問題意識的缺失，而僅僅是有待時間的沉澱。

那麼真正的問題出在哪裏？其實，如果我前面對左翼自由主義理路的闡釋不誤，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地解釋，何以將理論視野局促於經濟議題，會損害左翼自由主義的吸引力：因為左翼自由主義的根本關懷，是以自由主義框架為依託，正視一切權力結構問題；而經濟領域的不平等，只是權力結構的諸多面相之一。換言之，左翼自由主義者不僅有理論資源、也有理論責任，去關注經濟領域以外更廣泛的權力差等，介入到中國當代社會政治現實方方面面的爭論與改善之中。

以最近由計劃生育政策改變引起的爭論為例。剝奪女性生育自主權的強制性計劃生育無疑是惡政，廢除並不足惜。但與此同時，也有許多人擔憂放寬生育指標並不能真正改善女性的處境，只是將生育決策權由政府轉移給父權文化下的家庭；而官方近年在性別問題上的口風倒退，也令人懷疑育齡女性今後將在職場與家庭生活中遭遇更加嚴重的歧視。對此有人倡議借鑒若干發達國家的經驗，立法強制雇主給予兩性僱員實質等同的帶薪產假，以避免母親單方面產假加劇女性退出勞動力市場。許多右翼自由主義者對此嗤之以鼻，認為立法強制兩性帶薪產假是侵犯了雇主以及男性僱員的自由。在這種情況下，左翼自由主義對「自由」這一概念的種種看似「過於學院化抽象化」的辨析就派上了用場：通過廓清自由的基礎、內涵、限度，來論證為何這樣的政策主張並不違背自由主義的本旨，一方面可以為女權社團的倡議及施壓行動提供基於自由主義的理論支持，另一方面也擴大了左翼自由主義的受眾面與實踐影響力。

以上只是信手拈來的一個例子。在中國當下，位於明處的韌性威權體制，和位於暗處的各類權力結構與權力差等，共同構成了盤根錯節的社會政治現實，也令不同群體的訴求愈發趨於多元化、碎片化、交錯化。而放眼各派理論，只有左翼自由主義有意願也有資源同時應對來自明暗兩方面的挑戰，將紛繁複雜的各路訴求疏導整合進融貫的理論框架。如果說在這個過程中，左翼自由主義理論有什麼需要「中國化」的地方，大約是：將理論視野（如本來所應當地那樣）拓展到狹隘的經濟議題之外、深入到中國當下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領域之中，並積極主動地闡明，自身乍看起來「過於學院化抽象化」的「倫理詞彙與價值語言」，如何能夠用來令人信服地分辨這些領域的是非曲直。

中國湖南省一條村莊學生用農作物砌出中國旗圖案。攝：ChinaFotoPress/ Getty

政治哲學的限度

陳純顯然不會同意我的這個論斷，相反會覺得我恰恰是犯了他所說的左翼自由主義幼稚病，亦即「更多地關注『哲學家的政治哲學 』，而忽略了『政治家的政治哲學』」。

倘若我前面的論證成立，則陳純所言「在一個原子化的時代，面對逆現代化的潮流和准極權的體制，如何構建一個政治共同體」，既不必視為「當下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問題」，也絕非左翼自由主義理論「中國化」的關鍵。但這並不等於說，他所提出的這個問題本身全無意義。畢竟，公民社會的建設、民間自組織能力的培養、不同利益群體或社團之間良序競爭的成型，其完成度不可能不影響到未來政治轉型的走向。

然則令我不解的是：像如何在原子化時代構建共同體這類問題，究竟在什麼意義上，算是一個「政治哲學問題」呢？當然，不排除這個問題背後可以挖掘出政治哲學的元素（就像任何問題背後總可以挖掘出哲學元素一樣），比如對「原子化」、「現代化」等概念的辨析，或者對 「政治共同體」的性質、標準、追求的論述，等等。但是如果這個問題的重點是「如何構建」，那麼無論對於觀察者還是對於參與者，恐怕「政治哲學」都難以提供什麼特別的洞見。

一方面，從觀察者的角度說，考辨共同體構建的不同路徑與形態、描述相關經驗、總結相關教訓，可謂廣義的「政治科學」工作——包括政治轉型的比較研究、運動社會學或組織社會學的田野調查、傳記史學的整理勾陳等等。這些都是專門的學術領域，其所需的訓練、積累與投入，並不能通過對政治哲學的研究來取代。這就好比在經濟議題上，政治哲學家對於「貧富分化在何種意義上構成社會不公」之類規範性論證或有一技之長，但具體到「最低薪資政策能否有效遏制貧富分化」這樣經驗性的命題，經濟學家才是更權威的發言人（儘管經濟學內部的爭議往往與經濟學家們在政治哲學立場上的分歧相互糾纏）。類似地，對政治轉型與共同體構建的經驗性研究，政治哲學不妨在論證中加以援引，但同時也應保持學術上的謙卑，避免越俎代庖信口開河。

另一方面，從參與者的角度說，如何構建共同體又是一個「政治實踐」問題，需要的是前述種種「政治科學」研究的啓發，以及實踐過程中親身對「政治藝術」——比如社工方法、組織能力、鬥爭策略等等——的摸索、培養與交流。對此「政治哲學」恐怕同樣無能為力。

陳純顯然不會同意我的這個論斷，相反會覺得我恰恰是犯了他所說的左翼自由主義幼稚病，亦即「更多地關注『哲學家的政治哲學』，而忽略了『政治家的政治哲學』」。儘管他承認「實踐智慧」並非「通過單純的思辨推理就能得出答案的問題」，但是在他看來，政治哲學的任務本來就不應囿於「思辨推理」，而是要通過研究「君師合一」的「政治家」們的「文章和行事」，總結出一套經權結合、王霸雜糅的「實踐之道」，以備後人在政治實踐中效仿。

但究竟什麼是「政治家的政治哲學」？陳純舉的一個例子，是施特勞斯派學者雅法對林肯思想的研究。問題是，雅法關於林肯的兩部著作，並沒有在挖掘林肯作為政治家的「實踐智慧」，而是專注於重構他辯論、演說、文稿中的「思辨推理」，為其政治理念給出一個融貫的（並且討保守主義者喜歡的）闡釋。更具體地說，雅法意在通過強調林肯思想中警惕多數暴政（對比其論敵道格拉斯）、將平等視為傳統的自然法概念（對比南方邦聯的理論宗師卡爾霍恩）等方面，而達到批判雅法眼中腐化墮落的現代性與「現代政治道德」（擁抱人民主權、拋棄自然法理論）的目的。如果這就是陳純所謂的「政治家的政治哲學」，那麼它與「哲學家的政治哲學」並無實質差別，只不過是將政治家當作（自學成才的）哲學家來認真對待罷了。

反過來，倘若陳純希望左翼自由主義者重視的「政治家的政治哲學」，並非對政治家「思辨推理」的哲學重構，而是真刀真槍的「實踐智慧」或者說「政治藝術」（比如他們的權謀、手腕、策略、洞察力、判斷力、想像力等等），則一來，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哲學家比非哲學家更擅長進行這方面的總結——否則哲學家中出產政治家的比例就該遠遠高於現實情況。二來，即便哲學家能從政治家的「文章和行事」中總結出一二三條「政治藝術」的規律，大約也只不過是三十六計式的泛泛之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該大膽時大膽，該慎重時慎重」、「被人畏懼比被人愛戴安全得多」），紙上談兵時固然好用，但對已經在實踐中摸爬滾打過的行動者來說，未必有多少邊際價值。真正值得總結與傳播的「實踐智慧」，恐怕還是類似社工手冊、羅伯特議事規則這樣更具操作性的行動指南——而這顯然也並非「政治哲學」之所長。

概而言之，像「如何在艱難時局下成功構建共同體」這樣的經驗性問題，雖然重要，卻不該由「政治哲學」置喙，而應求助於「政治科學」的研究與「政治藝術」的交流。政治哲學所從事的，歸根到底是規範性的工作：對政治制度、政治決策、政治行動、政治訴求背後的理由加以辨析，考察這些理由能否在規範層面得到證成。

證成、解釋、行動

由於對象的面目模糊不清，因此陳純在行文中，「左翼自由主義者面臨的挑戰」與「左翼自由主義哲學家面臨的挑戰」，自然就被混為一談了。

對上述關於政治哲學定位的分析，陳純或有不同意見。在他看來，當下中國的左翼自由主義者，應當「將目前的哲學任務從『證成』調整為『理解』與『解釋』」；唯有如此，方能「創造更多的『公共理由』」，「使得新時期的『共識』的產生成為可能」。遺憾的是，對這段話里所謂「理解」 和「解釋」具體是指什麼，他並沒有給出進一步的說明。

一方面，假如陳純所說的「理解」，是指盡可能同情地對尚未被左翼自由主義說服者的觀念做出理論重構，呈現其最有力的論證，並在此基礎上進行辯駁，以便其充分理解這些觀念何以最終不能成立；假如他所說的「解釋」，是指我前面提到的，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更廣泛的受眾解釋，左翼自由主義那些乍看起來「過於學院化抽象化」的「倫理詞彙與價值語言」，如何能夠有效地用來判斷中國當下各類社會政治議題的是非曲直——那麼這樣的「理解」 和「解釋」，其實就是改頭換面的「證成」而已，並無「哲學任務」的「調整」可言。

反過來從另一方面說，假如陳純這裏所指的，是對經驗現象在因果機制上的「理解」 和「解釋」（比如最低工資制度能否有效緩解貧富分化，恐怖主義襲擊如何被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心理等各方面因素所誘發，等等），那麼如前所述，這並不應該被視為哲學本身的任務——在這個意義上，左翼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自然也沒有理由「將目前的哲學任務從『證成』調整為『理解』與『解釋』」。當然，這絕不是說政治哲學的從業者們就應該對經驗領域的討論敬而遠之。恰恰相反，正因為政治哲學有其限度，所以從業者們才需要更主動地汲取經驗研究的成果，並將其恰當化用為規範證成的論據材料；與此同時，由於對因果機制錯綜複雜的社會政治現象的「解釋」總是難以做到價值中立，因此「證成」的工作在檢視某種特定「解釋」的前提與方法上，也仍然有着用武之地。

事實上，對哲學任務的限度，以及政治哲學與（廣義的）政治科學的分工，陳純自己似也有所覺察。比如他在批評中國當代自由主義者「缺少對國內其他階級的處境與『階級性』的清醒認識」（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這個批評並不適用於左翼自由主義者）時，舉的例子是「研究具體社會現象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或者拒絕「從階級、族群、團體的角度來分析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工人和農民問題」，或者只著眼於城市中產而「缺乏對底層人民的學術關注，使得這個領域里的代表性著作，比如《大工地》、《中國女工》，基本出自左派之手」。——既然有「研究具體社會現象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自然也有不「研究具體社會現象」、只研究抽象哲學問題的自由主義者；可見陳純並未試圖否認，經驗性的描述與解釋，和規範性的說理與證成，二者之間存在性質差異以及由此導致的分工。

既然如此，為何他在文章里還會混淆「證成」與「解釋」、還會將如何成功構建共同體這樣的經驗性問題當作「政治哲學問題」？我覺得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並沒有想清楚，到底誰才是其文章旨在批評與規諫的對象：是所有認同左翼自由主義理念的人，還是其中的政治哲學從業者？由於對象的面目模糊不清，因此陳純在行文中，一面（顯然只針對哲學家）侃侃而談「當下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問題」、「目前的哲學任務」、「哲學家需要去思考的問題」，一面（顯然同時對準哲學家與非哲學家）泛泛而論「研究具體社會現象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體制媒體的自由派」、「左翼自由主義沒有組織」、「行動性偏低」。這樣一來，「左翼自由主義者面臨的挑戰」與「左翼自由主義哲學家面臨的挑戰」，自然就被混為一談了。

當然，「左翼自由主義哲學家」也是「左翼自由主義者」的一員；一旦其決定參與非哲學領域的左翼自由主義志業（特別是直接參與社會救濟與公民抗爭的一線行動），也就在原本的哲學挑戰之外，同時面臨着與其他左翼自由主義者共通的挑戰。在這種雙重身份與雙重挑戰下，行動中的左翼自由主義哲學家未始不可以有一得之愚，提煉出獨特的「實踐智慧」。

舉個例子。陳純認為，左翼自由主義者為了「克服自身『原子化』以及行動性偏低的問題」，必須與在可預見的未來生命力旺盛的組織建立聯繫，而這樣的組織有兩類，「一是基督教會，二是女權社團」。左翼自由主義與女權社團的聯繫，我在前文已經討論過；其與基督教會的關係則要複雜許多。一方面，捍衛基本的宗教自由，為遭受無端打壓的宗教團體鼓呼，是左翼自由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左翼自由主義者在行動上，對受打壓的基督教會的聲援是順理成章的。另一方面，不同基督教會的政治立場差異極大，比如美國當代的基督教會，就可以被（很粗略地）分為支持自由主義的各路「主線派（mainline）」教會，與支持保守主義的各路「福音派（evangelical）」教會。中國近年勃興的家庭教會與地下教會中，傾向福音派保守主義的恐怕佔了較大多數，其知名人士更在反對世俗主義、反對婚前性行為、反對同性戀等方面頻頻發聲。這就令陳純所設想的雙方聯繫顯得過於簡單，甚至有些一廂情願。

左翼自由主義者一面要聲援捍衛基督徒的宗教自由，一面又要防範福音派勢力對左翼自由主義志業的反噬；一面要借基督教會的組織力量「克服自身『原子化』以及行動性偏低的問題」，一面又要通過公共說理將保守的福音派信徒轉化為自由主義的主線派同路人——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既是哲學家又是行動者的左翼自由主義者，自然更有可能、也更有義務，同時提供規範證成和實踐智慧這兩個層次的資源。

結語

陳純在其文末提醒道，左翼自由主義者應當「克服自身的惰性」。這一點我非常認同。本文旨在說明的正是，除了行動上的惰性外，我們或許還應時刻防備自身在智識與道德上的惰性。正視政治轉型多訴求、多維度、多線程的現實，抵御看似簡單明瞭的一元圖景的誘惑，拒絕出於維護自由主義內部「凝聚力」而對議題設限的衝動；勇於承認政治哲學的內在限度，謙遜而積極地接觸對經驗現象的專業解釋，並合理地運用於規範證成之中，避免做太師椅上的哲學家；擔負起左翼自由主義的道義責任，利用左翼自由主義獨到的理論資源，廣泛地關注、剖析中國當代社會政治生活不同層域或隱或顯的權力結構問題，推動對現實各個環節的正視、反思與改善——這些無一不是對人性中與生俱來的惰性的艱巨挑戰。然而唯其艱巨，方顯左翼自由主義的任重道遠，與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