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歷史上的香港
1841年1月25日，一隊英國海軍官兵在中國南方珠江三角洲一個小島的北岸登陸，並升起英國國旗，這個小島就是香港島。第二天，英國遠征軍司令代表英國政府正式佔領香港。從此以後，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三年零八個月被納入存在時間不長的日本帝國外，香港一直受英國管治，直至1997年7月1日凌晨零時為止，香港由那時起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全中國的報紙都語帶自豪地宣佈：香港「終於回歸祖國了」。
嚴格來說，「香港」一詞是指香港島，它根據1842年的《南京條約》被清政府「永久」割讓給英國。這個蕞爾小島位於廣州東南八十英里處，東西僅十一英里，南北長二至五英里。但一般人提到「香港」這個名稱時，往往是指包括三個主要部分的大區域：香港島；1860年根據《北京條約》割讓的九龍半島，面積有八平方英里；還有在1898年租借給英國九十九年的新界，這個面積三百六十五平方英里的區域，包括約二百三十個離島。雖然香港沒有天然資源，但它的海港水深港闊，四周又有高聳的花崗岩山丘作屏障，是世界良港之一。香港現有約七百萬人口，適合建屋的土地十分稀缺，因而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之一。此地全年大多數時間都潮濕燠熱，無怪乎有些早期的英國殖民者，對於他們的政府當初竟會看上這個小島，也感到大惑不解。
時光荏苒，香港發展為蓬勃的港口和繁榮的大都會，但這個地方一直沒有進入歷史學家的視野，直至近年情況才有所改觀。英國殖民史學者過去都把關注重點放在非洲和印度，而本地的英籍歷史學家則多集中研究香港的殖民地行政機關，尤其是各香港總督和公務員所發揮的作用，對佔此地人口約百分之九十八的華人，幾乎視若無睹。中國大陸的歷史學家則完全忽略香港，直至在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前幾年才有改變。全中國只有一所大學設有專門研究香港的研究機構。專研香港的大陸學者寥寥可數，而即使在他們眼中，香港的重要性僅在於它是英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產物，並且是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者的侵華基地，除此以外，這個殖民地本身並沒有多大的研究價值。
在過去二十年，學者（大多以香港為基地）重新建構出複雜和細緻得多的香港史，既考慮了香港的殖民地特色，又注意到本地華人對香港歷史發展的貢獻。香港以外的史家為何須過這麼長時間才正視香港？答案與其說在於香港，不如說在於歷史學家的研究取向。在美國，由於提倡中國中心觀的中國歷史，令中國歷史的國際層面被淡化。在中國，香港遭忽視的一個原因，是中國人歷來有一種偏執，就是不願承認外國的影響——除了外國對他們所做的壞事外。另一原因是殖民統治和香港的商業成就令他們感到恥辱，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和台灣一樣，直至最近一直是共產中國的對照物，這種比較很令人難堪。還有一個原因是中國人素來瞧不起移民，不是視他們為罪犯，就是拋家棄國的不孝不義之徒。最後，華北傳統上是政治權力的中心，因此北方人常常輕視華南和南方人。
與中國首都北京等城市相比，政治上香港似乎處於邊緣；與曾有「東方巴黎」美譽的繁華大都會上海等城市相比，商業上香港似乎也處於邊緣。然而，正因為香港在政治上不屬於中國的一部分，才會在過去一百五十年成為堪稱對中國最重要的地方。領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的孫中山，是在香港這個殖民地接受教育。香港人多稱他伍叙的伍廷芳，是在香港成長和受教育。香港自殖民時代早期起，都是內地逃難百姓的庇護所，如太平天國時期（1851年至1864年）、1911年辛亥革命後和整個動盪的1920年代、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以及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後。
香港是自絲路和蒙古人之後，中國與世界聯繫的最重要紐帶。直至最近幾十年為止，約百分之九十從中國移民海外的人都取道香港。在1960至1980年代，香港出口的貨物遍及世界各地。近年來則以煥發創意的電影享譽國際。對於中國大陸的人來說，則從香港進口的事物更加重要。從北美或東南亞回到中國的華人，幾乎全取道香港，海外華僑也經香港匯款回國。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上台執政後，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為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扮演了既重要又諷刺的角色：是中國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提供寶貴外匯的僑匯中心，並且是輸入中國無法生產的貨品的基地。韓戰期間，香港對於中國的用處尤大，因為在美國和聯合國實行禁運之下，天然氣、煤油和盤尼西林等稀缺物品，就從香港偷運到中國。香港投資者對於中國的急速經濟轉型也貢獻良多，從1970年代末開始直至今天仍在發揮作用。
今天的學者往往強調香港的中國性質（Chineseness），這尤其因為香港主權最近回歸中國。肯定的是，由於香港的地理位置，它的歷史主要受發生在中國（特別是與之一衣帶水之隔的廣東省）的事件影響。香港人口一直以華人為主，而因其鄰近中國，對大多數居民來說，中國事務比英國事務更為重要。但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錯綜複雜。如一句中文俗語所說：「香港有難去中國，中國有難回香港。」但是，在香港殖民時代的歷史裏，大部分時間都是中國有難，也就是說，香港往往接收大從內地湧入的移民。儘管香港依賴這些移民所提供的勞動力和資金，但這個殖民地也為中國的國家建設貢獻很大，因此許多觀察家在1990年代初預言，香港在1997年回歸後會繼續改變中國，而不是被中國改變。
香港不但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部分，也是英國殖民史的一部分。中國對香港固然有重要影響，但我們也不應低估英國殖民統治的影響。殖民統治改變了香港的歷史發展，塑造了華人與英人之間的交往方式，並決定他們之間的權力關係。簡言之，香港若非成為英國殖民地超過一百五十年，就不會有那樣的歷史面貌。此地的華人罪犯通常轉移到其他英國殖民地，如馬來亞的海峽殖民地和婆羅洲外海的納閩島。英國殖民者往往密切留意其他殖民地的事務，特別是印度，許多人與印度有家族聯繫和商業關係。尤其是十九世紀中期，香港與印度通過貿易（以棉花和鴉片為最大宗）和定期往來兩地的客輪服務，形成密切關係。早期英國駐港衛戍部隊是以盧比付餉，在1860年代前，盧比是香港廣泛使用的貨幣。在1864年滙豐銀行成立之前，大多數在香港和中國的西方銀行都是英印銀行的分行。在二十世紀之前，香港鄉郊的房屋是以中國本土建築形式為主，而構成早期城市風貌的那種隨處可見的「中國式」建築——上居下舖並建有騎樓的商店，其實是師法另一個英國殖民地——新加坡，而新加坡又仿效自更古老的印度殖民地城市，如孟買、加爾各答和馬德拉斯。
香港歷史深受其殖民統治者的影響。在1970年代初以前，香港總督都是由英國殖民地部官員出任，他們來香港履新前，都曾在其他殖民地歷練。在1947年至1957年出任港督的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 ），曾在1920至1930年代加入香港政府，而重返香港擔任港督前，曾於百慕達、牙買加、尼日利亞、斐濟和南太平洋任職。這些港督在其他殖民地的經驗，往往影響他們對於香港的態度。在1950和1960年代，香港獲得一批「退役復出」的殖民地官員，他們是由非洲、南亞和中東新近獨立的英國殖民地和屬地調來的第二代殖民地公務員。香港政府從上至下都是徹頭徹尾的殖民地政府結構。例如，到了1960年代，香港警隊的組織仍是沿用傳統的殖民地模式，高級警察大多數是來自非洲、馬來亞和巴勒斯坦的外籍資深警官，而低級警察則一般是華人。
香港也是有助我們了解比較殖民史的重要案例。許多學者認為，世界許多地方仍然是殖民地或新殖民地，因為歐美國家的財富和勢力，過去一直是榨取自命途多舛的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十九世紀後期被歐洲列強瓜分的非洲，至今大部分地方仍陷於羅掘俱窮的境地，並為種族暴力所撕裂。曾有英國「王冠上的寶石」美譽的印度，現在人口僅次於中國，也被貧窮所苦，並受宗教和種族暴力困擾。不過，任何想從殖民主義中歸納出普遍規律的嘗試，都不能不考慮澳洲、加拿大、新西蘭和美國——從前全都是英國的拓荒殖民地，這些國家現在的生活水準比英國還要高（雖然，當地原住民的生活水準仍然很低）。同樣曾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和新加坡，生活水準也普遍高於英國，而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和南韓，生活條件也很高。英國人將板球傳到印度、巴基斯坦和西印度，現在卻常常不敵這些地方的板球隊；澳洲、新西蘭和南非的橄欖球隊也屢次擊敗英國隊，而這項運動又是另一英國人留在當地的傳統。
過去的歷史學家若非集中論述殖民主義建設性的一面，就是專注探討其破壞性的一面，今天他們提供更為細緻多層次的觀點。比如，我們知道殖民時代之前的社會，不一定像反殖的民族主義者所描繪的那麼和平和諧；我們也了解到，殖民統治要靠本地人合作才能成事，這種情況在整段香港殖民地歷史俯拾皆是。我們過去認為，殖民統治對本土人來說是創痛的經驗，現在更多被理解為民族間的一場邂逅相遇，這些相遇的主調是困惑，另一些則以相互了解為基礎。香港的殖民統治無疑是高壓專制，也帶有種族歧視性質，但卻不一定會擾亂和破壞本地華人的生活。對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吞噬中國的混亂局勢，英國殖民統治者和其華人子民皆感到恐懼，他們也共同致力維持經濟自由和政治穩定，這常為雙方提供彼此都能理解的語言。因此，香港的殖民統治既建立在相似與類同之上，也建立在不同與差異之上。
美國自十九世紀初起，就對香港有特別興趣，但歷史學家鮮有注意在香港歷史或美國歷史中的這一層面。在香港殖民時代初期，美國鴉片貿易商舉足輕重。香港更是十九和二十世紀美國跨太平洋貿易的終站，香港從美國進口人參、麵粉、木材和煤油等貨品，向其出口絲、茶、藤器和勞工。雖然很多美國人對帝國的概念心生厭惡，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後，但到了冷戰時代，他們對帝國的批評卻減少了，因為比起當時共產主義的散播，殖民主義似乎還可取一些。香港因而成為對美國很有用處的地方，這裏是美國針對中國的監聽站，又是反共宣傳基地，在韓戰和越戰期間，更是美軍官兵休假的熱門地點。韓戰後香港向美國消費市場供應衣服、塑膠花、假髮等工業產品，許多是在美國資金投資的工廠製造。1969年美國商會成立，顯示美國參與香港經濟的程度愈來愈深，到了 1970年代末，在港美國人數目開始超越英國人。即使中國大陸推行經濟改革後，美國公司可以在內地擴大業務，但許多公司仍在香港保持大量業務，而美國政府決心敦促中國政府信守承諾，在1997年香港交還中國後實施一國兩制模式。香港是低稅制的自由港，而且政府對經濟干預極小，深受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和保守主義者推許。
處於中華帝國與大英帝國歷史交會要衝的香港，也有自己的歷史和身份認同，充滿矛盾、問題和特色，塑造了這座城市今天的面貌。有些矛盾和問題是遍見於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比如，香港不乏超級富豪，但只佔人口的極少數。另一些矛盾是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比如，香港人享有高度個人自由，但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之前，香港未有實行代議政制，也沒有政黨。香港的一些特色源於它是中國與英國相遇之地，造就了一個堪稱亞洲最國際化的城市（有些人會說這個稱譽應歸上海，就如它在1920和1930年代那樣）。中式小商店恰如其分地座落在以英國皇室成員和官員命名的街道上，而英國法律、基督教和現代西方醫學，則與各種中國事物並行不悖，包括傳統中醫、幾百間中國廟宇、眾多宗教節日和儀式，以及最現代化的西式建築和2005年開幕的新迪士尼樂園都採用寧可信其有的風水學說。在一個開闊空地如此稀少的地區，有一項英國人留下的事物尤其矚目——在香港島快活谷和新界沙田舉行的賽馬，這是廣受香港人歡迎的消閒活動，不但本地人熱愛，還受一國兩制的保障。
香港與英國和中國的歷史關係，也對人留下影響。由這種關係所造就的居港華人群體，常常自視為一群獨特的華人，有別於中國大陸上的中國人。許多學者認為這種香港身份認同是很晚近的現象，但其實早在十九世紀末，香港華人把此地的秩序與繁榮，對比於中國的政局混亂和經濟落後，這種香港身份認同就已紮根。香港華人與外籍人大都仍然過着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和過去一百五十多年沒有兩樣，大多數外籍人不屑去學中文。外籍人全都會在工作上與華人有頻繁接觸，而華人從不認識任何西方人的，卻並不罕見，他們稱這些西方人為「洋鬼子」。
香港處於中英兩國之間的這段歷史有自己的獨有特色，而它在1997年的去殖民化過程也與眾不同。這裏的殖民統治絕不令宗主國難堪，相較於大多數獨立國家，香港的經濟表現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英國殖民統治結束時，香港除了成為重要金融中心外，還擁有世界第七大外匯儲備，更是世界第三大成衣出口地，以一個面積這麼小的地方來說，成就不可謂不驕人。它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是亞洲第二高（僅次於日本），超過澳洲、英國和加拿大。香港沒有獲得獨立，而是交還一個遠比統治此地多年的殖民政府更專制的政府，這個政府之專制，在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事件中表露無遺。儘管中國共產黨政府致力在全球結束帝國主義，但它從沒試圖解放香港。香港殖民統治終結的主要原因，也迥異於大多數其他殖民地，其推動力既非來自內部要求（剛好相反，大多數香港居民寧願接受英國殖民統治，而不想被中國統治），也不是來自國際壓力。結束香港殖民統治的決定是來自中國政府，它在1972年宣佈，香港的未來完全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中國政府認為條件成熟時，會以適當方式解決。到了 1984年，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時，號稱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已是帝國斜陽，而中國卻是正在崛起的世界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