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哪里开始

发现二里头

“继续搜集史料。上午9点到北京饭店听陈毅副总理作报告。决定14日启程往河南。”1959年4月11日，徐旭生在日记中记下这天的活动，也终于定下了前往河南的日期。

此番前往河南考察，这位71岁的老人要进行的是一项听起来颇不可思议的任务——找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留下的都城遗址，即“夏墟”。日后就此事所写的报告中，他开宗明义写出缘起：“据古代传说，商代以前有一个夏代。”“但是在考古研究方面，夏代还是一个空白点，这岂是应该有的现象？”盘古开天，若干时间后出现圣人尧、舜、禹接连禅让，直到禹的儿子启直接继承父位，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就此开始，直到为商人所灭。这是中国古史的标准叙述，只不过，谁也没有“见过”史书以外任何夏朝存在的证据。

今年已经80岁的苏恺之仍然记得1941年自己第一次见到徐旭生时的印象，那时他才4岁。“母亲带着我去昆明找父亲，刚住下，一位老者就来探望，带我们观光，他慈爱地让我躺在山坡上满是黄色松枝的地面上休息。”这是从小在北平长大的苏恺之第一次躺在户外睡着，也是第一次见到蓄着长须的老者，这个奇特的场景深深刻在了他的脑海中。后来，苏恺之慢慢长大，而“徐老伯”总是同样的形象，留着长长的胡须，穿长袍马褂，说起话来常是四个字四个字的，他也始终是父亲苏秉琦最敬重的人。

经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代的徐旭生，是位传统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建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与夏鼐、陈梦家等人同为创所之初的数位研究员之一。1959年他去寻找“夏墟”的行动，对这两个身份而言都不寻常——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皓首穷经，在书斋里度过一生，不会通过野外考察去解决历史问题；现代考古学虽强调田野工作，但重大考古发现多出自偶然，按照古书中的线索制定路线图，有计划地寻找一个“失落”了数千年的王朝并有所获，绝少先例。他能如愿以偿吗？

1959年4月15日，徐旭生由北京抵达郑州，休整一日后即乘火车到洛阳，正式开始考察。洛阳东部的登封、禹州、巩义、偃师，是他和助手调查的重点。每到一处，他们自带铺盖，借宿于当地政府机关、学校空房，白天外出考察，晚间则查阅地方志及史料。“大跃进”的危机已显现，农村粮食困难，红薯面窝头是他们的主要食物。考察期间，地方政府不时邀请徐旭生应酬或观剧、观电影，但他多推辞，或派年轻助手前往，不过为当地学校做了数次关于夏文化的讲座。每天考察结束，徐旭生都会在日记中记下所获。1958、1959、1960年的日记在同一个本上，这三年正是夏墟调查前后最关键的时期。今日查阅，纸张已经泛黄，也有些许浸水，但字迹尚可辨认。这部分日记从未公开出版，幸得保存至今，并由徐旭生之子徐桂伦向本刊提供。

通读这几年的日记，凡在北京期间，徐旭生甚少抒发感想，无论是考古学界或社会中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只是寥寥记上一笔：“下午到复兴门外公安学院礼堂听周总理及彭真同志庐山会议报告录音”（1959.9.2），“往参观定陵的地下宫殿”（1959.9.22），不加评论。而在河南考察期间，日记则颇为详尽，对沿途遇到的风物、各色人等多有记叙，因发现文物时而失望时而惊喜的心情也原样照录，偶尔还抒发一二句感慨。这或许说明此次考察徐旭生期盼已久，心情也相对愉悦。

循着古代记载寻找未曾显现的文明，很像探险故事，但徐旭生和助手们实际的调查过程要平淡得多。电影里西方探险家们在中美洲的层层密林中深入，拨云见日间一座数千年未有人迹的玛雅金字塔赫然耸立于眼前的类似场景，绝不可能发生。洛阳一带人口稠密，地形也以平原为主，不会存有他人尚未发现的地面上的古代遗存，更何况中国传统的土木结构建筑在未经修缮的情况下根本无法长期保存。徐旭生5月10日在禹县调查时，也曾前往一座传说是“禹王锁蛟”的石塔参观，不过没有严肃对待，只当作工作以外的休闲调剂而已，“此物不问即知其非甚古，但似有艺术上的价值，所以我们也想看一看”。“夏迹”的显现，不可能容易至此。

徐旭生所做的，更像破案。他要发现的遗迹，深埋在地下。夏人数千年前生活过又遗弃了的城市，如果就在附近的话，会被侵蚀、沉积等自然作用埋入地下，形成包含有当时物质遗存的地层（strata）。地面上可见的蛛丝马迹，提示了这“看不见”的遗迹所在，其中最重要的是因各种原因浮出地表的古代陶器碎片。古人的诸遗物中，服饰等无法保存，青铜器、玉器数量太少，不腐、易得而又能提示年代信息的陶器，是考古学家最倚重的“指南针”。“陶片”，也就成了徐旭生日记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

5月中旬，考察一月有余，徐旭生已颇有所得。通过地面踏查、向当地文物部门和老乡征询陶片等物的出土情况并进行试掘，他们已经圈定了10余个可能与夏人活动有关的遗址地点。返回洛阳途中，他们决定“节外生枝”去调查一处商代遗址。

多种文献中都记载，商代的第一个王都，商汤的“西亳”，就在洛阳以东的偃师。徐旭生自叙：“在此调查前颇疑西亳的说法。但因为它是汉人的旧说，未敢抹杀。又由于乾隆《偃师志》对于地点指得很清楚，所以想此次顺路调查它是否确实。”于是5月15日晚7时左右，他们“顺路”来到了偃师。第二天一早，大家出发“寻古亳遗址”。从高庄出发，日记载：“往西走一二十里，未见古代陶片。过洛河南，渐见陶片。至二里头村饮水。”

就这样，“二里头”第一次被徐旭生记在日记中——一个注定载入中国考古学史的名字出现了。

一代王都

今日要前往二里头村，从各大城市乘高铁抵达洛阳龙门站后，再有一个小时左右车程即可到达——如果二里头考古队技师王宏章前去接你，车程只需 40分钟。村里的景象和大多数的河南农村没什么区别，一眼望去是辽阔的麦田，洛河从村北穿过，民居聚集在不大的一块地内，有5000左右的人口。白天可以看到许多坐在家门口闲聊的村民，晚上还有露天电影放映这类城市里几乎绝迹的活动。逢“四”的日子，村里办集市，格外热闹。

不过，这个村子常迎来陌生的访客，学者、领导或其他慕名而来的人，他们的车总是直奔村头广场上那个独立的院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驻地。

虽然村民很少有机会走进这座院子，但他们对院子里的人并不陌生。和现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一起走在村里，不时有村民和他打招呼：“许博士，回来了？”许宏说，这样的打招呼每每让他高兴：“他们不是说：‘来了？’而是说：‘回来了？’这就是我另一个家。”从1999年出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至今，许宏已在二里头工作了近20年。而在他之前，已有过两任队长，都分别任职20年。

1959年5月16日，徐旭生和助手们在偃师寻找“亳”都的过程中来到了二里头村。他们到此并不只是为了“饮水”，而是当地文物部门的一位高姓干部请他们前来查看。“大跃进”中，村里人响应号召挖鱼塘，“五类分子”也在此劳动改造，却挖出了大量陶片。这位干部闻讯赶来，暂停了挖水塘的行为，正巧赶上徐旭生等人前来查访。

徐旭生在二里头村停留了一个下午，午饭后考察，晚8时半即回到寓中，第二天一早按计划返回了洛阳。这天晚上记下的日记里他并没有急于对二里头的情况做出判断，但记下了两个关键点：出土的陶片中“殷（商）代早期极多”；村民说可以挖到陶片的范围很大，“南北约三里许，东西更宽”。他已然意识到此处的非同寻常。日记的结尾，他饶有兴致地记述了回程时遇到的大雨，土地全变成了泥地，要“脱鞋赤脚踏泥前行”，而心境，“遂觉无限辽远！”

考察结束后，徐旭生写出了著名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对告成、二里头等遗址的重要性做了强调。徐旭生的调查结果引起学术界极大注意，当年秋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和河南省文物工作队试掘了二里头遗址，其后发掘工作由前者独立承担。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考古所的赵芝荃，时任洛阳发掘队队长，被安排主持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成为二里头考古队首任队长。

这里也吸引了同行的关注，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邹衡、李伯谦二人带领同学来此参观或实习挖掘。赵芝荃热情接待了来自母校的他们。而日后，这二人都将在夏文化探索和二里头研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许宏介绍：“第一代二里头考古工作者最重要的成绩之一，是明确了二里头是一处都邑遗址，而绝非普通的聚落，这一点已经没有争议。”换句话说，这个今天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河南农村，是3000多年前整个东亚文明最发达的大都会。这一结论有多项考古学证据支持。

1960年，二里头考古工作开始第二年，就发现并且试掘了称为“1号宫殿”的基址。“宫殿只是对大型建筑的一种称呼，至于用途则众说纷纭，可能是政治的，也就是‘朝廷’，也可能是宗教的，即‘宗庙’，但毫无疑问是当时的统治阶层使用的重要建筑。”许宏解释。

这座宫殿的位置就在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区。不过今天看去，只是一片麦田，遗存是位于地表以下的。一旦发掘工作结束，会将挖出来的土回填，上面继续耕种，这是对遗迹的保护。据发掘时获得的考古学信息可知，主殿的面积达900平方米，主殿前是一个宽阔的庭院，另有其他建筑若干，整体被长、宽各约百米的围墙环绕，面积约为一个半国际标准足球场。“如此大体量而且结构复杂严谨的建筑，这是第一次出现在东亚大陆上。”许宏说。

赵芝荃日后所写的回忆中，对1号宫殿的发掘相当艰辛。刚开始发掘时，要一手铲一手铲地取土，还要“土中找土”，发现、分析土层中的夯土、柱子洞、木骨柱墙，“这些遗存在土中埋藏叠压了3000多年，要全部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谈何容易”。对一个面积超过标准足球场的区域进行如此精雕细刻的发掘，工作量可想而知。1961年～1964年间对1号宫殿发掘6次，1972年～1975年间继续发掘5次，持续10余年之久。赵芝荃任内，又继而发现并发掘了2号宫殿的基址，其规模略小但形制近似。3号、4号等更多的宫殿基址也在日后被陆续发现。

这些建筑遗存，是二里头为一都邑的有力证据。试想如果今天的中国被埋入地下，若干年后有其他文明的人来考古，即便他们不知道哪里是首都，但若在北京发掘出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建筑，与其他城市中心广场规模一作对比，一目了然。而昔日二里头的宏伟建筑与同时期其他遗址的“茅草屋”对比更强烈得多。许宏的书中引述过学者的测算，仅1号宫殿建造时平整地基、夯土填实一项，就需要1000个劳动力工作200天才能完成。“建筑的格局、规模，都显示出王都中枢所特有的气质，宫室建筑上巨大的用工量，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

在二里头出土的许多青铜器、玉器等，也远超同一时期其他遗址的复杂程度，如东亚大陆最早的用作礼器的青铜器组合，就在二里头遗址出土。诸种证据互相印证，二里头就是当时的王朝都城无疑。二里头遗址逐渐显示出超过人们预期的重要性。1964年，76岁高龄的徐旭生又亲自返回二里头，指导发掘数月之久。

二里头是一代王都无疑了，那么是谁的都城？是徐旭生顺路去找的商代“亳”都，还是他最初所寻的“夏墟”？这个问题一时还不好回答。或许更首要的问题是，夏代的传说已经存在了3000多年，为何直到20世纪才有人去寻找“夏墟”？

疑古运动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的课堂上迎来了一位新老师。这位老师正是日后新文化运动主力胡适，时年26岁，由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任教。不同于讲这门课的上一任老师陈伯弢由伏羲讲起，经黄帝、神农、尧、舜、禹等，讲了一年才讲到商朝《洪范》，胡适重编讲义，劈头第一章就是周宣王，也就是西周行将覆灭的最后一个阶段。他称此为“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而夏、商和更之前的则全部抛掉，因其在历史上属于不可靠的时代。

这一下给学生们以极大的震动。因为如此一来，中国所谓五千年的文明史岂不是被截去了一半！从黄帝算起，中华文明才能有五千年，此说早已有之，民国时孙中山以官方形式进行了确认，并深入人心至今。但中国的历代文献中，只有西周末期的公元前841年之后才有确切纪年，并有出土青铜器铭文等相确证，三皇五帝及夏商的事迹、纪年则相当模糊，众说纷纭。胡适的根据即在此。

“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做下如此记述的学生，名叫顾颉刚，他日后将和老师胡适一起，对中国的古史做一番更猛烈的清算。不同于其他学生的不满情绪，顾颉刚很快就被吸引，认为胡适的讲法“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隐约的想法早已在他脑中。

7年前，19岁的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的预科，从家乡苏州来到北京。当时的他处在迷茫之中。在苏州上中学时，因一度受徐锡麟等人慷慨牺牲的打动，顾颉刚加入社会党，醉心于建设“无政府、无家庭、无金钱”的最高境界之社会。可在政党中忙活一年半，天天忙党务到半夜，又忽然意识到，他的“同志”们无非是一些“喽啰小卒”，于是便脱党了。初到北京，他自叙心境：“在热心党会的时候，早把书籍的嗜好抛弃了。这时又把党会抛弃之后，精神上不免感到空虚。”

空虚中的他寻得了另一项事业。在南方时，从私塾到小学、中学都在一起的同学叶圣陶总拉他一起看戏剧，他也颇有兴致，此刻来到北京，这项爱好复活了。“得居戏剧渊海的北京，如何忍得住不大看而特看。于是我变成了一个‘戏迷’了！”和做其他事情一样，不做则已，一做则是狂热般地投入。他每天下午都要去听戏，和课程冲突时便翘课去。“全北京的伶人大约都给我见到了。”在看戏中度完了两年“荒唐的生活”。若干年后回忆过往，他却说：“万想不到我竟会在这荒唐的生活中得到一注学问上的收获。”正是那一注意外而来的收获，让他很快接受了胡适“大逆不道”的史观。

不同于别人看戏有所偏好，顾颉刚对同一出戏，不同的腔调、不同的班子都要去听上一遍，这样就让他对故事的生成、改变有了最直观的认识。譬如他发现，“薛仁贵”和“薛平贵”是两个姓名与事迹都极相像的人，“仁贵”见于史书的记载，但故事稍显平淡，而直从叫花子做到皇帝的“平贵”其实是在前者经历基础上编出来替其“弥补遗憾”的。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顾颉刚由此“忽然认识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会得变迁的”。那么历史又为什么不可能是如此呢？舜的历经艰辛最终受禅让成为皇帝不正和薛平贵是类似的吗？这样的想法一旦产生，便一发不可收拾。

1920年，顾颉刚毕业，胡适留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同时任自己的助手，二人从此开始了密切的合作。当初顾颉刚上胡适的课大受启发，拉来室友傅斯年一同听课，傅斯年听了几讲，评价这位新老师：“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正印了傅斯年这句话，胡适负责的是“指路”，对一本本古书“读书”“辨书”的则是顾颉刚，因他有一投入即狂热的性格，“古史辨”运动真正声势浩大地开始了。

“疑古”思潮虽由胡、顾二人推向高潮，但在此之前，清代学者对古书的辨伪乃至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史的怀疑，都为此做了铺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介绍：“清代学者的求是精神、清末以来的西学东渐、章太炎和康有为的经今古文学的再次交锋以及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这一切风云际会，顾颉刚或受其影响，或身在其中，这就是他所面临的时势。”

1923年，顾颉刚正式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论点。他以对大量文献的分析为基础，尖锐指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例如周代的人只谈论过禹，孔子至多提及尧、舜，到战国开始说黄帝、神农，到汉代才出现盘古。也就是说，中国历代知识分子视为道统所在的“三皇五帝”“尧舜禹夏商周”，不过是后世一点一点向前编出来的传说故事罢了。

这样的观点一出，无异于在文化界引爆了一颗炸弹。向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无需宗教的信仰，是因用了历史信仰代替，对历史的信念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此釜底抽薪的古史大扫荡，自然招来激烈反对。

鲁迅的小说《理水》中有这样一段：“‘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你们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这个“学者”正是讽刺顾颉刚，口吃与酒糟鼻是他的生理特点，而“大禹是条虫”是鲁迅对顾颉刚观点的戏讽式总结。虽然鲁迅与顾颉刚之间有个人恩怨，不过一向主张批判传统的鲁迅，也不惜取笑顾颉刚的疑古。其他的场合里，鲁迅确实也说“他（指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得没有”。可想而知，其他立场传统的学者会对他展开怎样猛烈的炮火。“妄人”与“神经病”，是别人对顾颉刚的两个称呼。

反对者中也有愿意认真与之辩论的，有一位顾颉刚在北大的同事，如此写道：“当时史学界的普通意见似有利于顾氏，可是我个人虽对他的工作有较高的评价，却绝以为他走得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他的结论为是。”这种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他们并不完全否定顾颉刚的疑古工作，但对于其矫枉过正、用药过猛则颇有微词。古书虽不可尽信，但也未必都是空穴来风或故意造假，只要有一点矛盾就全盘否定，以致“对于夏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更进一步对于夏朝不多几件的历史，也想出来可以把它们说作东汉人伪造的说法”，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而写下上面这段话的，正是日后寻找“夏墟”的徐旭生。1919年，徐旭生结束了在法国巴黎大学6年的留学后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西洋哲学史。20年代时，他还既非考古学家，也非历史学家，但和那个年代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有着关注历史问题的普遍情怀。古代文献固不可尽信，但用“东汉人伪造”的疑法一笔抹杀似也不可取。私下里，徐旭生曾分别对胡适和顾颉刚做过“肤浅”与“好大喜功”的评价。不过，要用怎样的方法，和顾颉刚开展这场辩论呢？

半路出家的考古学家

恰在疑古思潮的同时，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1926年，被称作“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了发掘，这是中国学者独立进行的最早的田野考古活动。而此前的1921年，已有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中国做考古发掘，他根据所发掘的仰韶文化的彩陶与中亚的彩陶纹饰相似，提出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自西传入的假说，也就是著名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同样引发轩然大波。

当时的中国，有人疑古，有人反对疑古，有人以“中国文明西来”为荣，也有人以之为耻。而无论立场如何，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与世界其他原生文明发祥地不同，中国考古学在诞生之初就以本国而非西方学者为主力，“挖自己的祖先”和“挖别人的祖先”之间的巨大差别更是让寻根问祖乃至重建古史成为中国考古学在诞生之初的核心动机。后世很多研究者认为，李济虽然自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一向主张考古的“科学至上主义”，但1926年之所以把意义重大的“中国考古学第一铲”放在山西，与那里是传说中的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区不无关系。也正是在当时历史的各种机遇下，很多人参与到了考古学的事业中。

采访徐旭生的子女——今年已经89岁的王忱和87岁的徐桂伦时，他们拿出了家中保存的一枚珍贵勋章，绿色绶带、白色宝石，经数十年仍光可鉴人。这是“古斯塔夫三世勋章”，由瑞典官方授予徐旭生，表彰其在1927年任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时所做的贡献。正是那一次西北考察的经历，让徐旭生完成了从哲学家到考古学家的转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告诉本刊：“徐旭生先生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家。不过在考古学刚发展的阶段，大多数人都是半路出家，西方最初也是如此。”

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第四次来中国探险，此前对楼兰古城的发现已经让他成为著名的探险家。这次他计划从北京出发，经内蒙古、新疆开展一次包括气象、地质、考古在内的科学考察活动。赫定原本组织的是外国考察团，后迫于舆论压力，临时决定组成了中瑞科学考察团，并增设中方团长一名。

可问题是，谁来担任中方团长呢？1927年4月26日新的协约签订，而5月9日科考队大队人马就将按计划从北京乘火车前往包头。

“今天看起来团长很光荣，当时没有人愿意去的。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就不愿走出书斋，又是去戈壁、沙漠，抛下妻儿一去数年，甚至可能生死未卜。”徐旭生的女儿王忱说。因为建国前就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王忱为了不连累家人，从姓徐改成了姓王。中方团长还不是谁都能做，须具备诸多苛刻的条件：能与外国团员沟通、年富力强、有威望。从法国留学归来，时年39岁正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哲学系教授的徐旭生成了不二人选。1927年的时候，王忱的姐姐、哥哥已经出生，分别4岁、1岁，但徐旭生还是毅然前往。“当时母亲不愿他去，刘半农特意来家里劝说，表示愿意提供经济上的帮助，让她千万别拖父亲的后腿，因为此事对中国学界意义重大。”

起初，赫定对这位哲学家团长不以为然，预计他“到包头就要返回”。然而沙漠中两年同甘共苦，徐旭生渊博的学识、杰出的领导力和坚毅性格彻底改变了他的印象，二人结下了伟大的友谊。徐旭生获颁瑞典勋章，正是由赫定提议促成的，王忱、徐桂伦也至今保留着赫定送给父亲的书籍等物。至于这次考察的具体经过，是另一个精彩的故事，其中的惊险、动人，可与想象力最丰富的传奇小说相匹敌。

而赫定给徐旭生的影响，甚至更大。外国科学家们野外工作的方法和精神对他震动很大，一系列重大发现，如佐证了大陆漂移学说的恐龙化石、居延汉简等的出土，也让他真正切身意识到，有些关于过去的知识，是书本里得不来的。大漠之中，他做了一首诗，结尾两句由衷感慨：“男儿生当东西南北游，安能株守田园老！”

徐旭生西行考察的同时，1928年中国政府组织开展了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大规模发掘工作。大量的发掘成果以及对甲骨文的释读，证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商代晚期王系准确，商代晚期就此成为无可争议的信史，而这曾是胡适数年前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所抛弃的时期。疑古派打破的历史，似乎有了通过考古学再重建起来的可能。此后在徐旭生引领下走上考古学之路并成为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苏秉琦，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许多中国学者对考古的理解：“（中国）考古学的目标很明确：为了修国史。”

怎样评价殷墟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性也不为过，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就曾写道：“假设中国集中人力连续数年发掘的第一个遗址，不是殷墟而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比如半坡、姜寨或者庙底沟，培养出来的一代专家，不在历史学而是在史前学的领域内，很可能中国考古学会走到另一条路上去……就如西方的那样。”但是中国的考古学没有走到那条路上去。乘胜追击，将夏代的考古学证据也找到，使夏代也成为信史，成为中国考古学家“心中拂之不去的梦”。亲自完成殷墟甲骨文释读的王国维本人就由衷感慨：“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1929年，徐旭生西行考察归来，很快出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不过他此时的心思已不在此了。两年后他即辞去校长职务，加入国立北平研究院，任研究员、史学研究所考古组组长，自此成为专门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考古学将成为他与顾颉刚“辩论”的工具。这实际也是顾颉刚本人的呼唤，在《夏史三论》的前论中，顾颉刚如此写道：“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罢！”

“夏墟”调查：延伸的辩论

1943年，徐旭生出版了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著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书名指明了其一生追寻所在。在他看来，上古史是一出“三幕剧”：第一幕，“史前史”；第二幕，“传说时代”；第三幕，“历史时期”。徐旭生最感兴趣的，便是中间这一段“颇渺茫、多矛盾”，但又“并不是向壁虚造的”一段时期。在他的定义中，“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为殷墟时期以前的约1000年，夏朝正是其中关键一环。

采访过程中，不止一位学者认为，和李济、梁思永、夏鼐等人比起来，徐旭生其实难以被称作真正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或许是更合适的称呼。徐旭生一生新、旧，中、西，文献、考古糅杂，但或许也正因此他才完成了纯粹的考古学家反倒不易实现的工作——以文献为指引，找到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遗迹。苏恺之还能回忆起小时候，正值抗战，国立北平研究院的学者们都一起住在昆明，院子里的两个人给他以鲜明的对比，一位是永远西装革履的严济慈，一位是永远长袍马褂的徐旭生。而当流利的法语从后者嘴里说出，这混杂乃至矛盾的形象隐喻出他在学术上的特色。

1959年，当被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打断了许久的考古工作有条件继续，文献上的准备也已充分时，徐旭生开始“检出真实的证据”的工作了。“一般认为，1959年夏徐旭生先生对豫西‘夏墟’的考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夏文化考古。对他自己而言，这是20年代就与‘疑古学派’开始的辩论的延伸。”孙庆伟说。

帮助徐旭生找到二里头和其他若干“夏墟”的，绝非某一部或某几部具体的文献，倘若存在这样清楚简明的“藏宝图”，前人早就完成此工作了。他所依靠的，是一整套文献系统及个人的判断。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徐旭生认为：未经系统化的材料比综合材料价值更高；史料价值之间具有等级关系，第一等如金文和《诗经》《左传》等先秦文献，第二等如《尚书》三篇，第三等如汉代新综合材料《世经》等，如无特殊理由，低等级的史料不能用来非议高等级的史料。

有了以上的原则，徐旭生梳理了历代文献，从先秦典籍中得到关于夏代地名的史料80余条，西汉人书中30余条左右，去除重复、无关、字义多歧而无法利用的，又经分析，最终才得出结论，“夏墟”该去这两个地方重点寻找：“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

只不过，对二里头遗址的认识，徐旭生终其一生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商代的第一个都城“亳”。虽然二里头在“夏墟”的大框里，但是诸种文献都指出亳在偃师（二里头距偃师县仅9公里，今日二里头村下辖于偃师市），夏、商在地理空间上本就是重叠的。而且当年对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学认识是属于商代早期，所以此结论可谓顺理成章。这一判断，也主导学界数十年。

如今回忆起父亲，徐桂伦和王忱都觉得，这个不苟言笑的老人身上有一股“傻”和“倔”的劲儿，正是这股劲儿使其令人感佩。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子女们经常和他争论一些政治问题，60年代时徐桂伦按照官方的宣传认为苏联已“一百八十度转向复辟资本主义”，可徐旭生却偏要自学俄语，读《真理报》，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说苏共转向大概四五十度”。

苏恺之一直记着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徐老伯”时的情景。那是1967年，正值“文革”期间，父亲苏秉琦嘱咐他去代为看望。80岁高龄而屡受冲击的徐旭生已很难下床，但临别前坚持让苏恺之搀扶自己来到书柜前，从底层翻出了一个封存了30多年的牛皮纸袋子，让他拿回家交给父亲。袋子中装的是1935年初苏秉琦写给徐旭生的工作汇报，内容是关于斗鸡台附近的考察，那时苏秉琦刚刚在徐旭生的引导下走进考古之门。这份手稿徐旭生一直保留着。苏恺之回忆：“我把手稿拿回家，本来以为父亲会很高兴，徐老伯还留着他30多年前写的东西呢！没想到父亲接过去之后，悲痛溢于言表，他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恩师在向他做告别了。”

1971年，经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决定，顾颉刚主持进行“二十四史”点校工作。首要的任务是召集团队，他第一个去找的精通文献的专家，正是和他进行了几十年古史辩论、做了一辈子“对手”但始终相互敬重的徐旭生。可当他找去，才得知徐旭生此时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意识逐渐丧失。那段时候徐旭生的孙子徐十周在爷爷身旁照料，徐旭生却不知道他是谁了。“他大概知道我是家里的人，但已经说不清我到底是谁了。”5年以后，徐旭生去世，享年87岁。

而就在徐旭生去世的第二年，一场关于夏文化的大辩论展开了。人们对二里头的认识，也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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