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没有规定必须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的患者才能进行手术（包括微创）等操作，所以无论核酸检测结果如何，急症和重症患者都应该及时收进住院部病房，积极治疗并为手术等操作做好准备。
小姨年纪不大，还不到六十，因为小姨夫去世更早，守寡多年，育有一女，生活倒也还过得去。
前天凌晨突发脑溢血(1、患者及家属比袁英红明白，知道需要送急诊，一些脑残认为脑血管意外伴有发热也需送到发热门诊监控)，早上六点送到武汉某大医院（2、选择医院很重要，否则人财两空！）。
【1、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发热患者及家属都知道严重感染（包括但不限于肺部感染等），血液病，结缔组织病，溶血，甲亢，心梗，心肌炎，肺栓塞，脑血管意外，恶性肿瘤，急腹症，中毒等情况需要急诊科就诊，并且需要相关专科人员（呼吸血液风湿心内神内内分泌消化妇科儿科外科等科室）及时救治，武汉市第四医院袁英红等人可能不知道急重症患者会有发热症状。】
【2、武汉市第四医院袁英红等人不仅歧视某些医务人员，损害医务人员身体健康，而且歧视新冠病毒抗体阳性的康复患者，限制康复患者合并其他疾病住院诊治等权利，而延误诊治则可能导致患者死亡。所谓的辖区定点医院并没有考虑发热患者病情的复杂性，限制了社区和或120急救车及时将发热患者转运到有诊治条件的医院救治。】
医院收治后仅做了常规检查，因为脑溢血需要做开颅手术，“根据规定，该类手术必须要先做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才能做手术”（3、不要幼稚地以为当权者（医疗系统的权贵）对武汉疫情处理得很好，显然还发生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没有规定必须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的患者才能进行手术（包括微创）等操作，所以无论核酸检测结果如何，急症和重症患者都应该及时收进住院部病房，积极治疗并为手术等操作做好准备。】
于是小姨在急诊室从早上六点一直躺到下午三点（4、为什么不及时收入病房？一些脑残还把病人放在条件更差的发热门诊），躺到血压下降瞳孔放大，也没有等到有人来做核酸检测（5、核酸结果为何迟迟出不来？）。
【4、武汉一些医院的发热门诊根本就不具备抢救伴有发热症状的危重症患者，既没有相应的设备条件，又没有足够的人员配置，还没有相应的发热病房可以进一步处置，在转往其他科室或其他医院的过程中，患者及家属往往怨声载道，医务人员则往往丧失了最佳救治时间。】
【5、武汉市第四医院袁英红等人无法按照防疫指挥部快速检测要求，核酸等检测结果迟迟不发报告，既不能及时确诊新冠感染，也不能及时排除新冠感染（普通发热），长期影响到伴有发热症状急重症患者的救治，严重时将导致患者死亡。袁英红等人也没有设置足够的缓冲病房收治危重症患者，也导致一些发热患者无法及时收治，严重时也将导致患者死亡。】
实际上，小姨一周前刚做完核酸检测，但送到医院时正好是第八天，医院要求“必须七天内的检测结果”（6、运动式核酸检测普查劳民伤财？）。
【6、病例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核酸检测则是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进行的检测。今天查出来是阴性，不能保证明天没有再感染的机会。国内在人群感染率很低的情况下，搞运动式核酸检测普查，此举为“不计成本、劳民伤财”。仅做一次核酸检测能否精准找到感染者，假阴性问题多大程度上存在等问题仍然成为影响大筛查的重要因素。】
医生还说了句让人好气又好笑的话：「要是昨天来就好了」（7、感谢患者家人的理解）。
【7、一些患者及家属喜欢投诉，问题是投诉武汉市第四医院袁英红等人有用吗？它们照样位高权重享受生活。还有一些患者及家属说死也要死在武汉市第四医院，问题是政治性和或政策性原因即使死亡也很难追责。李文亮胡卫锋等人去世了，也没有对医疗系统相关责任人追责就是这个道理。更有一些脑残问医务人员为何不反应情况或举报，连最基本的政治常识都不知道，自己人怎么监督自己人？下级怎么监督上级？你去举报公司老板，看看老板会不会让你卷铺盖？】
但即使是昨天来也没用，因为后来了解到，「非本院的核酸检测结果不予承认，必须在本院进行重新检测」（8、核酸检测中并不少见的“假阴性”情况，让武汉下“血本”的行动效果再打折扣）。
【8、虽然佩服患者家人良好的心理素质，但是许多其他患者及家人遭遇了武汉疫情的次生灾害（包括精神和心理创伤）。武汉市第四医院作为对发热症状的监控点所导致患者的精神障碍，因医院缺乏相应的精神心理专科而无法及时诊治，加重了发热患者的焦虑抑郁状态。】
如果不是因为当时正好遇到另一个有医疗系统关系的朋友也在医院就诊从而找了熟人帮忙协调了一下，都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等到检测（9、尽管多个朋友多条路，但是灾害不可避免）。
【9、武汉市第四医院袁英红等人利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的“非常措施”，出台各种临时性的政策，必要时牺牲一线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利益以掩盖其管理混乱，滥权和腐败无能。当权者以为掌握一切资源，就可以滥用，就可以不按公平正义原则，而是按政治需要，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缺乏对人权利的尊重。】
但为时已晚，等做完核酸检测，出了阴性结果，开颅手术已经来不及，只能用微创进行引流将脑部积血放出。
做完微创，小姨已经不省人事，处于深度昏迷（10、医疗改革迫在眉睫）。
【10、不能忽视了医疗系统权贵在治理结构上的根本问题，刻意淡化了追责，以及对言论自由管控的讨论。否则这些患者死了也就白死了，更不会有人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
医生说，剩下的只能看她自身的意识能不能挺过来，但就算能挺过来，大概率可能也是植物人，因为积血时间太长，压迫了脑部神经等各种部位（具体医学名词我记不住），很难挽回（11、如果医疗系统的权贵早一点思考、讨论和反省就好了）。
【11、医疗领域的利益网和关系网对医患权利的侵犯，是每个正常社会都应该思考、讨论和反省的。同时，必须就武汉新冠疫情追责并提出一些急需解决的制度性问题，也必须深究为什么不能减少各类患者的死亡以及避免武汉新冠疫情的迅速扩散。】
最终权衡之下家人无奈签了放弃治疗的声明（12、可怜的患者及家人）。
【12、医务人员尚还可以被评为烈士，而患者死亡顶多也就是在火葬场多了一个名字而已，甚至国家也不会为武汉疫情中的每一位死者建一座纪念碑，记住每个名字背后都曾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存在。】
说这些并不是怪谁或者抱怨什么，医院的规定没什么大错，医护人员前段时间也很辛苦担了很大的风险，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赶上了这么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个体又有什么办法呢（13、当下医疗沉疴遍地，究其最终根源，恰恰是良心的丧失以及公权力缺乏监督所致。）？
【13、如果每个人都想搭“患者死亡或医务人员烈士（死亡）”的便车，那么这个社会就永远没有将来，都无可挽回地滑向灾难的深渊。如果民众继续乡愿、官方继续伪善、加害者继续作恶、被害者继续逆来顺受，那么悲剧还会重演。】
只是想到，这姑且是武汉疫情基本恢复的情况下，那么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这样的次生伤害又该有多少（14、驻法大使卢沙野介绍武汉新冠死亡病例2500左右，而非新冠死亡病例1万人左右，可以说武汉疫情最主要的灾害是非新冠患者，人祸大于天灾。）？
【14、从当权者瞒报导致公众放松警惕，到权力介入医疗诊断、核酸和抗体检测的政治化，再到封锁监控导致沙漠化和原子化、医务人员冷漠渎职，武汉疫情中的死难者家属满怀冤屈却求助无门。受难者众但追责者寥寥，维权之路弥漫着威胁、恐惧和压迫。】
时代的灰尘，说出来轻松，压到自己肩上才体会到沉重如山（15、一些侵犯医患合理权利所导致的悲剧，非常显而易见的与医疗系统自上而下的滥权以及系统性权力寻租密切相关，所以沉重如山）。
【15、只要当权者控制了医院资源，医患的人生选择，必将极其受限，既缺乏充分的自由和机会，又缺乏价值的多元与价值之间的相对均衡，更不用谈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参与。对于医务人员和患者来说，政治参与的意义不只在于能维护个人合法权利，也不只在于能促进公共利益，政治参与也是个人自主的一种表现。尽管政治参与的结果不一定永远符合参与者的预期，也可能让参与者付出代价，但它让参与者感到自己并不是被摆布的，让他们感到自己也是“能动者”的一份子。】
不惜一切代价，喊起来威武雄壮，别忘了我们都可能是那个代价。
希望大家和大家的家人一切都好好的。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党委书记：袁英红
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武汉市普爱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谩骂殴打老年病人，派出所立案，医院保释，不了了之，老人欲哭无泪路人皆知道。
丁祥武大肆收受药械回扣，数量不菲，由下面医生出面收钱，几个人私分，万元左右不等，吃喝娱乐，我们医药公司不停轮流摊派，苦不堪言。
丁祥武利用职权，排除异己，疯狂打击迫害受害人，致多人精神心理障碍，家人处于破败的境地。。科室里趋炎附势，无耻者张扬，环境黑暗。
医院有领导坚持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不顾事实，一味打压，很多人都知道，敢怒不敢言，都是和谐社会，为什么这里没有阳光。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发热患者及家属都知道严重感染（包括但不限于肺部感染等），血液病，结缔组织病，溶血，甲亢，心梗，心肌炎，肺栓塞，脑血管意外，恶性肿瘤，急腹症，中毒等情况需要急诊科就诊，并且需要相关专科人员（呼吸血液风湿心内神内内分泌消化妇科儿科外科等科室）及时救治，武汉市第四医院袁英红等人可能不知道急重症患者会有发热症状。并且一些医院的发热门诊根本就不具备抢救伴有发热症状的危重症患者，既没有相应的设备条件，又没有足够的人员配置，还没有相应的发热病房可以进一步处置，在转往其他科室或其他医院的过程中，患者及家属往往怨声载道，医务人员则往往丧失了最佳救治时间。
袁英红等人无法按照防疫指挥部快速检测要求，核酸等检测结果迟迟不发报告，既不能及时确诊新冠感染，也不能及时排除新冠感染（普通发热），长期影响到伴有发热症状急重症患者的救治，严重时将导致患者死亡。袁英红等人也没有设置足够的缓冲病房收治危重症患者，也导致一些发热患者无法及时收治，严重时也将导致患者死亡。
袁英红等人不仅歧视某些医务人员，损害医务人员身体健康，而且歧视新冠病毒抗体阳性的康复患者，限制康复患者合并其他疾病住院诊治等权利，而延误诊治则可能导致患者死亡。所谓的辖区定点医院并没有考虑发热患者病情的复杂性，限制了社区和或120急救车及时将发热患者转运到有诊治条件的医院救治。
上述这些情况也许方便了指挥部和医院对发热患者的监控和统计等政治目标，但是忽视了伴发热症状危重症患者的科学救治。即使这些患者死亡，也不会计算到新冠患者的死亡人数中去，而作为非新冠发热患者，死了也就白死了，更不会有人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就像李文亮离世一样，对于政治性和或政策性原因的死亡是很难追责的，医务人员尚还可以被评为烈士，而患者死亡顶多也就是在火葬场多了一个名字而已，甚至国家也不会为武汉疫情中的每一位死者建一座纪念碑，记住每个名字背后都曾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存在。
袁英红等人利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的“非常措施”，出台各种临时性的政策，必要时牺牲一线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利益以掩盖其管理混乱，滥权和腐败无能。当权者以为掌握一切资源，就可以滥用，就可以不按公平正义原则，而是按政治需要，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缺乏对人权利的尊重。医疗领域的利益网和关系网对医患权利的侵犯，是每个正常社会都应该思考、讨论和反省的。不要幼稚地以为当权者（医疗系统的权贵）对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处理得很好，显然还发生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同时，必须要有舆论监督，必须对武汉新冠病毒疫情追责并提出一些急需解决的制度性问题，也必须深究为什么不能早些避免新冠病毒疫情的迅速扩散以及减少各类发热患者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