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th

“最近怎么不见那谁来了。”我一边抓抓挠挠，一边不着痕迹问。

“谁啊？”老陈并不怎么感兴趣地搭了茬，眼睛也没从几天前的晚报上移开。时间在这里过得比别处更缓慢。报纸总在积压成了一摞、被蒸泡得有些疲软后才开始读，老陈的手边一直放着冒热气的茶杯，每喝一口，就在他的眼镜片上蒙一层水雾。根据报纸的内容，他时不时发出“嚯”、“嘿呀”之类说不清是咳嗽还是代表某种意见的声音，但那些稍显过时的新闻也只是他消磨傍晚到饭前这点时间的微小调剂。

老陈这样的人每天都有三四个。我把手从瘸腿猫的脑袋上拿开，比划着，“就，那谁。”

“噢噢，他呀！”老陈恍然大悟地伸出一根手指，在嘴边挠一挠，脸上是很漠不关心的神情，“死了吧？…前几天的事儿。好像哪天报纸提了一嘴。”

瘸腿猫停止咀嚼拌着鱼骨头的剩饭，抬头看我。

有种动物，要比其他的动物更加敏锐。我无目的地挥了挥手，重新回到它的后颈上，它便低下头去继续无声息地吃起来。

——不着痕迹是我单方面的愿望。我不想表现出让人起疑的关心，为此我喂这落魄的猫东西，有人便说：你越喂它越赖着不走。这是实话。连喂了几天，他们说老白这人真怪。

居然养起猫来了。

我当然不是为了养猫，而是为在说话时能摸着某个脑袋，从而显得更漫不经心些。

按理说，在猫吃饭时人不该摸它的脑袋，这很好理解，如果有人在我吃饭的时候摸我脑袋，我也会不高兴，虽不至于跳起来咬人——但由于我受到过的并非摸脑袋这样温和的待遇，跳起来咬人这个比方也就不那么恰切。当时我被称作坏分子，不被允许同别人一样坐在椅子上吃饭，而只能蹲在角落，时不时遭受白眼、言语谩骂及至口水和拳脚的照顾。我不但没有跳起来咬人，反而藏掖起心中的愤懑赔上笑脸。

瘸腿猫只在一开始瑟缩了一下就放任了我的鲁莽作为。

“死了啊。”猫因为我抖动的手指发出警告的呼噜声，老陈却接着话头说了下去：

“也怪了，这么些时间了，谁也没问过他到底叫个什么，也想不起来这人究竟什么时候出现的，现在人没了，就跟从来没出现过似的……”他看向我，寻求一份并不重要的认同，“你说是不是。要不是尸体过几天该火化了，我还以为我得癔症幻想出这么一人来。”

我急于撇清这一份关系，于是也表现出十足的漠不关心，味觉失灵地应和：“是挺怪的。”

我找到杨灵敏。她一见我就笑了，我姑且认为这是好事，至少她没有直接把我打出去。她非但没打我，还把我邀进门坐一坐，我也就去了，不那么正大光明地打量着她家里的摆设。

“白大侠，瞎瞅什么呢。哎，咱俩才几年没见，你怎么成这幅德行啦！”她的目光在我脑袋上溜了一圈，继而指点我在沙发上坐下。她端了个杯子给我，里头是什么茶我说不上来，但肯定比我们那枯草叶子高了不知道多少个档次。我捧着茶杯喝了一口，她满眼都是憋不住的坏，“叫爆米花机给炸了？”

我忍住了摸头发的冲动。上回见面还是两年以前，我只知道那会儿她刚回来，在街那边开了间杂货店。一抬腿的距离，我却从没去关照过她的生意。我也笑了笑：“你可别讽刺我了。没早点来拜访是我不对，澡堂挺忙的，总得有人看着，当然不比你们这小资产阶级生活来的自由。”

我的本意是自嘲，说出来的话听着却发酸。她瞪起眼睛来：“姓白的，你屈尊降贵跑到我家不是就为这么不明不白拐着弯损人吧。”

“对不起对不起。”

我道了歉，“你看我这操性……不怨周围，但是吧在湿气里泡久了，说话难免也少了干脆利索。”

杨灵敏本来就贼大的眼睛却瞪得更大了，此时她审慎地看着我：“哟，真受刺激了？学会服软了还。”

我还是没忍住挠了挠额角。

我这一头卷是刚烫的，在理发店里那会儿看上去还真不算个坏透的主意。

“不瞒你说，确实有事相求。”我说，“明天有事儿得出趟门，思来想去我还能说得上话的也只有你了。得麻烦你帮我看一天澡堂。”

“不是，”杨灵敏愣了愣，又像气笑了，“你，你这人，还当现在是计划经济呢？你有事儿不会在门上贴个条，写个今天歇业，然后该干嘛干嘛去呗？”

“我那是澡堂，又不像你那杂货铺，想关门关门想歇业歇业的，多少人天天来泡澡，我突然关门了人怎么办呐。”

她不说话了。我有点后悔，这是求人家帮忙的，我怎么不知道说个好话呢？但杨灵敏只是摇了摇头：“杂货店早关了。行，我明儿替你看一天。也好久没回去了。”

她说得一笔带过，我正想问问店的事，她却岔开话题：“你明天什么事儿啊？处对象？”

“别瞎说。”

“快三十的人了你羞什么。”

我干脆对她说了实话：“去参加遗体告别。”

“谁？”

这把我问住了。按规定，对没名没姓的尸首的处置流程是先验尸、再火化，要是还没人认领，骨灰便暂时在殡仪馆存着。这是我拿着报纸去警局问，人家告诉我的。说是遗体告别，实际连个仪式也算不上，除了我之外更是难说还有什么人会来参加。

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从没询问过他的名字。过久的停顿让杨灵敏有些不满：“你不想说就算了。还编瞎话唬我至于么。”

“是真的。是个流浪汉，我不知道他是谁。”

杨灵敏好笑地看着我：“老白，你可真变了。你原来可不是这么会给自己揽事儿的人。”

“你想说我胆小又冷漠。”

“我没这么说。你胆小？当年带我掏鸟蛋，捅蜂窝，往教务主任办公室扔砖头的难道是隔壁张面条么。我只是说你自私又无耻。”

“当年的事就别提了。”我愁容满面，只好把一整件事告诉她。杨灵敏能从我嘴里撬出一切她想知道的事情，二十年前便是如此。而这二十年我显然没有任何长进，故而最好直顺了她的意讲给她听。

自从我接手了这澡堂并不少碰上这样儿的人：没钱，却转转悠悠地来回不走。通常我会点点头让他们进来。

不是因为心善或某种微妙的同病相怜，而是我实在不愿费更多的事去开口。拒绝换来的是更多理由与解释，这意味着滚雪球一样没完没了的麻烦。吃不完的剩饭，用不完的热水，分给一只猫或一个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一开始我没注意到他。杂乱地留着胡子，灰败间杂在脸上连成一片，有些直蔓延到看上去很深的沟壑里，他皮肤很黑，总也看不出表情，眼睛却很亮。

杨灵敏耸耸肩：“没注意。”

杨灵敏有时候就是这么讨厌。当我这么想着的时候，中间那二十年仿佛消失了。

那流浪汉大约五六十岁，这样的人看着总比实际更苍老些。我并不知道他的年龄，那花白头发和黑皮肤的对比让我陷入迷惑。洗完澡出来他问我借一把剪刀，这是我第一次认真打量他。自从十二年前父亲失踪后，我不但“继承”了澡堂，也顶替了老白这个称呼。从那时起我总在有意无意地留意年龄和父亲差不多的人。

我把剪刀递给他。不一会儿边上的水池旁便响起了咔嚓咔嚓的声音，后又是一阵水声，他来还剪刀时脸上清爽了不少，仍留下短短一层胡子，但看上去还算整齐。我接过剪刀，上面还残留着灰白相间的细碎的胡茬。

天快黑了，常客均已纷纷归家，最后几人也陆续走出去。我站起身随口问：“吃饭了么？”

当我对杨灵敏描述这些事情时，脑海中不知道为什么浮现出了那赖着不走那瘸腿猫的眼神，时而像谄媚，时而又如同洞悉一切。

吃了饭，他对我说，没什么能给你的，我给你画幅画吧。

我皱着眉，心里想着澡堂后面那间又小又潮的屋子。“要是你没处去就在这住下吧。”我说，继而补了一句，“没别的意思，随口一问。”

听到这里，杨灵敏露出了然的神情。

“你这人真奇怪。”她说。听起来就像称赞。

我与杨灵敏相识于我的八岁，她的九岁。那年我上二年级，她三年级。那是动荡开始第五年，我父亲被抓进监狱的前一年。知青下乡搞得如火如荼，隔壁的张面条已做好了名为知青实改造为发配边远地区再也回不来的准备，终日阴沉而绝望，我俩却天真烂漫得令人发指。

杨灵敏告诉我，她的母亲原本要嫁给我父亲，如果那样的话，她便会成为我的姐姐。我那时小，还不明白什么成分背景之类的大词汇，却懂得在旁人的目光中逐渐对“父亲”这个称呼敏感而抵触，在觉出她的逻辑问题之前已经反应过激地火冒三丈起来：“那幸亏你妈眼没瞎！”

杨灵敏脸色发白，她眼睛很大，总透着天真神色，那会儿她却全然听懂了我的讽刺，于是也刺回来：“外公说，一个当兵退下来的，缺胳膊少腿残次货，大户人家的小姐许给他本身已经是下嫁了，你爸还不同意这门婚事，也不知道是谁瞎！”

这不是一个九岁的孩子说的话。那时杨灵敏未见得明白话里的意思，她外公是对谁说的我也不得而知，但过于年少的心灵不懂体谅，又总晓得听出弦外之音。我气疯了，故而口不择言：“你妈是‘划清关系’才带你回来的，你爸是右派！”

杨灵敏憋得快要背过气去，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半天才说了一句：“你爸也是右派！”

而我没法反驳她。这时候我们才明白，发生在养蚂蚁、温书和跟人打架之外许许多多与我们无关的事情，却能够切实影响最平凡的人的最平凡的生活。

如今我没有告诉杨灵敏的是我经营着一门副业。除了开澡堂子这项要事，我还帮人算卦指路，答疑解难——俗称骗子。骗是世俗说法，上澡堂来问路的人，大抵是愿意听一听谎言的。因澡堂子里什么话都能说，顺意或不顺意的话听了，也就旋即消磨在水汽里。

当时我不知道的是，那时候家里穷苦破落，却素来有些资本主义遗风。父亲年轻时是热血青年，书是断然无法好好读的，一介学生兵去参了战，因此便和旧家断了关系。后来，他断了一条腿，离开战场，回到家乡，世道早就变了几变，他寻不到可做的文职，体弱，又断了腿，体力活也干不了许多，以至于生活十分艰辛。

那年还是土地归私有的年头，有开澡堂的老板，看他可怜就收留他，让他做活计，工资基本没有，活又苦又重，但管饭有地方睡觉。父亲同老板相处不错，他搞到了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放在澡堂后面的小屋里，尽管长期在潮湿的环境里，所有的书都有股发霉味道，翻起来喀啦喀啦响，他也仍然一有空闲就窝在里头读书。至三十岁，但凡来往的人开口就是介绍对象——澡堂老板夫人去得早，膝下无子无女，收他做干儿子以便将那澡堂留给他的意向早已有之，当然乐见他早日成家——他却总也不应允。

毕竟是澡堂这样人多嘴杂的地界，后便有人怀疑他有问题，时间长了流言一传开，也没人再介绍了。这老白固执又木讷，也什么都不解释。

计划经济让国营澡堂兴办起来，从前人们惯往的去处关门的关门改制的改制，老板拄着个棍站在大门口，扯着嗓子沙哑地嚷嚷，几十年的老号，就算倒闭了也不参合他个公私合营！父亲去把他搀回来，一个跛子一个老家伙，双份的颤巍巍。

老白很认同国有化。当时澡堂已姓了白了，前老板退了休，两眼一闭说澡堂是人情世故烟火气最重的地方。他那捡回来的儿子却好像总与人亲近不起来。

后来我想，与动物类似，某些人只是不得不抱着经历过战争的人才有的本能继续生活。那是自我保护，逆来顺受总是最安全，尤其是扑面而来的是那大机器时代。老板爷爷说，他看着父亲长大却看不懂他。老白老神在在地说，他早已苍老。

后来父亲娶了亲，娶的是位曰从良的青楼人士。五十年代初，中央罗某领导人其荣大举其能铲平花柳巷，帮助企业内人员进行再教育，一时间波澜壮阔鸡飞狗跳。姑娘们是借着社会主义的东风从了良，旁人的眼光却改变不了。

婚事办得糊里糊涂，第二年就生了儿子。那是自然灾害前夕，按理说我该长得干巴而瘦小，实际上我却有个相当茁壮的幼年，像是某种反熵的倒霉示例，后来茁壮而擅长使坏的我却被瘦猴杨灵敏制服了。这是我后来才想明白的，故而是后话——杨灵敏这坏家伙时时在背后捅我，每件事却又好像是我的主张。

人民公社后澡堂最终还是归了国有。生意还可以，我猜，因为我的童年同时充斥着各种型号的男人的下半身，我在一片雾气蒸腾里，观察着胖瘦长短及一切。

后来我进了私塾。这让我能闲呆在澡堂的时间少了很多。六十年代私塾已很少了，但父亲觉着私塾里教的书才真正有用，特找了原先在私塾教书的先生，私塾重新开起来，尽管学生不多。看得出来先生乐得清闲，却更不愿对我睁一眼闭一眼。这种极富资产阶级习气的事情，我原指望爷爷会反对，他一个在澡堂里泡了一辈子，早就浸满了水，沉重而绵软的顺时者，拿着先生的戒尺在我的手心抽了三下。

这三下是什么用意，叫我自己去猜。

八岁时我突然停止了长肉，整个儿抽得又细又长，比其他人窄一圈。正是这时我遇到了杨灵敏。而后父亲进了监狱，母亲曾在青楼当差的事情也被翻出来，我的好日子彻底到了尽头。这是生活给我的第一个打击。

而此时我也许正在面临第二个。

我接到一把钥匙和一个地址。殡仪馆的员工一脸死相地看着我，或许跟逝者打交道多了，便不那么容易意识到表情控制这件事。他说这是死了的那位留给我的，你，他说，就是你。他没见过我，但就像我能闻出他身上死人的味道，他也能闻出我身上的硫磺味儿。这是职业带给人的身份象征。

我收下钥匙，在灵堂前静立了片刻就离开了。我不敢留得太久。死亡对我来说尚不是件习以为常的事，我实在怕自己做出什么有违身份的事情——比如在一个近乎于陌生的无主尸体前痛哭起来。那地方实在不难找，走进弯弯绕绕的巷子里我甚至找回了些记忆，在那些可以肆意奔跑冲撞的自由时光里，也许我曾甩着腿快而重地跑过过这些长街短道。

一切冥冥中皆有定数。

我走在小路上，半遮着没被屋檐挡住的那半道炙烤而下的光线。因我是某种人，故而具备某种特定的气质。所以我会同一些人相遇，得到一把非同小可的钥匙。接着我闻到了——那是新鲜的肉混着腐肉的味道，那是血与水混杂着，和不那么干净的嗡嗡声缠绕在一起，甜腻又让人作呕的味道。

肉店的味道。我极力回忆着关于钥匙的主人我能想见的一切，却发现所有细节都在急速消失。我茫然地停下脚步，抬头张望：紧锁的铁闸卷帘门前靠着一个人。他戴着墨镜嘴里叼着根没点着的烟，破洞的裤子，袖子一边卷在手肘以上，另一边系着扣子卡在手臂半央。头发乱糟糟地卷着后头还扎着个小辫。这属于七十年代末的打扮，看着就不像什么好人。

他从眼镜上面看了我一眼，我的心脏紧紧一揪。

如果他有双和我那流浪汉朋友相似的眼睛，事情也许好办不少。我没头没尾地想着，那人却咧嘴对我扬了扬下巴：“要买肉到前面去。这里不招待。”

我找人。我说。

找人就更没有了。

他把烟吐了，我才发觉他胳膊很壮实，原本压在后侧的皮肉上全是零星的血点。裤子的膝盖以下也脏兮兮的，一直蔓延到胶鞋里。他是个屠夫，我想，他注意到我在观察他，却不以为意。

寻常人一听到说要找人，首先大抵会问他姓甚名谁，做什么的。尽管这些我一个都答不上来，这位不招待的反应也着实奇怪。我走上前，手里拿着前一天的报纸。“麻烦您了，就看一眼要是没听说过我立刻就走。”

他把眼镜拽到鼻尖上，盯着那豆腐块大的纸看了片刻，又看我一眼，把眼镜推回去，继而转身把卷闸门打开了。我一时不明动向，他舔着牙，示意我跟进去。

我从未进过肉店。误打误撞之下，我走的是后门，进去便有更浓重的血肉味扑过来，灯光很暗，地上散落放着一箱一箱难辨真容的货物，血水早将地渗得深黑，梁上更是挂着一扇一扇的猪肉，我尽量目不斜视地跟在不招待身后，走到里间有床、书桌和椅子。

我便坐了椅子，重新把报纸推过去试探问：“您知道他？”

他好笑地看我一眼，终于又开口了。“我不认字。”

我哑了哑。“是这样，这是一则讣告，死者应该算是我的朋友，我从报上看到这消息便去了殡仪馆，那儿的人交给我这钥匙和这里的地址，”我掏出钥匙一并展示给他看，“所以我就想着到这来问一问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线索…”

“没有。”

“您再看看这钥匙，有没类似的……？”

“这地方只有我一个人。你要是不放心，后面还有个猪圈随便你参观。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钥匙也没见过，请回吧。”

“我能理解，”我看他一眼，他倒也松了口，吐了一个字：居。“…居先生怕担麻烦，但这很可能是一个人存在于这世上的最后一点痕迹了。既然这把钥匙交到我手里，我还是希望尽我所能可以找到一个最终的结果。”

他耸耸肩。

我只能接受这条线索已经断了的事实。我跟姓居这位不招待道了别，暗自记下地址便回澡堂去。小木屋里尚残留着一些我的朋友的痕迹，比我稍纵即逝的记忆靠谱得多。推开木门发现流浪猫也在，它不知道从哪个缝钻进来的，正蹲在窗台上，看我进来便“喵”地跳开了。

人已经去了，我还是不由自主对着空气说了句打扰。

这时我想起了他送我的画。我的朋友是个很擅长画画的人，以我的欣赏水准而言。桌上散着一些纸，和这个澡堂范围内的每张纸都一样，又潮又脆，泛黄，边角起霉。我把那些画纸放在一起。我原以为他送我那幅画上画的是我，他想像我站在一片雪山背景的前面，画出一张同时包含着快乐与伤感的面孔。我不明白他如何从我的脸上看出这样的情绪，而直到此时我才明白，那些画并不是我，而是个大约与我很像的人。

我颇受打击地捧着茶回到澡堂里去，老陈仍坐着，只抬起一边眼皮乜了我一眼，发出个介于“哼”和“嗯”之间的声音，于是我也嗯了一声，取了毛巾和筐子走进更衣室。

我也可以向其他人打听。澡堂里所有的问答都是双向的，总有人知道南斜街的过往。

让我很感意外的是还没等我问出门道，澡堂便迎来了新访客。那正是我下午认识的新朋友不招待。随后我意识到一种前所未知的便捷：在这世上恐怕很难以找到另一个让不过交往了几个钟头的人光裸相对却畅所欲言的地界了。从前我没注意到，是因为澡堂里的人与我实在算不上有什么利益联系。

但现在有了。不招待缓缓缩进水里，澡池子里的察言观色总是那样暧昧，自打他下了水，我旁边三两的人全散开了，我只好先打招呼：“哟，您找我可比我找您快多了。”

“我知道你。”他这样说，却并不像要解释下午时的淡漠。

他靠过来的时候我想现在是几件不同的事情混在一起了。我被水雾熏得有点晕了，不招待在旁边没完没了地讲一个杀猪的故事。他一开始总会温柔，一点点把你堵进角落了之后，便会收紧你的双手，你逃不开只能哼哼着，他便把你推倒下去让你咬点什么，接着他便直直将你刺穿，疼只是一瞬，你颤抖哭叫片刻就是极乐了，此时他手上点火，你整个身体都烧起来，不疼痛，只灼热。待结束之后他洗礼你，将所有污浊翻洗下去，你便也重获了新生。

在我擦干头发的时候他交给我一个锈迹斑驳的铁盒，上面扣着一把锁。打开之后，里面是个写得实实满满的记事本。猫神出鬼没地叫了一声，碧绿的眼睛望着我。我又想，也许我的朋友附在了猫身上。

后来我带着他的骨灰来到雪山下，那里也葬着我的父亲。

老朱靠在车边上，他的头发有点长了，正顺着风飘。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