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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3月开始，我就在密切关注香港修例进展，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和暴力骚乱，但为避免人云亦云，对事件认识出现偏颇，这几个月我从未就此公开发言。
几个月来，为搞清事件真相，我多次飞赴香港，和香港社会政、商、媒体与学界、市民团体等，及持不同立场的各年龄段人士广泛沟通，并且深入内地和台湾，观察这两地媒体与政治社会对这一事件的反应。
现在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这次事件绝不是一场简单的以反修例为目的公民陈抗示威，而是一场指向建制社会与香港政府的政治运动，是一场带有强烈“反中”色彩的分离主义运动。
这场运动由港府修例引起，但反修例却越来越成为披在这场运动身上用以动员市民参与的外衣。
如果从时间段上分，在6月15日之前，这场运动还是以反修例为主要诉求，还能总体控制在法治边界之内。从6月15日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无限期暂缓修订《逃犯条例》，而这些示威者却进一步提出要求林郑下台等五项诉求起，这场运动的性质就急遽坯变。到7月1日，随着发生暴力冲击和破坏立法会事件，这场运动就总体进入暴力与失控状态，其反建制与反政府（港府）性质已经完全坐实。
而发生在7月21日的围攻“中联办”并损毁国徽事件，则是这场运动性质的另一个拐点。中联办是中央政府和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象征，国徽则是中国的国家象征。如果说在此之前，这场运动对内地的指向还仅限于对内地司法与制度的不信任，其分离主义性质还是隐蔽性的，那么从7月21日开始，这场运动的性质就发生了第二次坯变，其反“一国”的分离主义本质已暴露无遗。
这场运动之所以发生，有着非常复杂、深刻的原因。
就香港内部的小气候来说，原因包括香港内部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经济矛盾，市民普选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而积累的怨气，对内地司法与制度的不信任，香港自身在回归后没有经历一个“去殖民地化”的转型正义进程从而未能建立起普遍国家认同，以及中央以往消极治港政策存在的失误等。
就香港之外的大气候来说，则是中国崛起改变了内地社会与周边区域的心态与格局对比，使得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香港精英心理优势挫伤，感到空前压力，而中国崛起带来的两岸和中美斗争加剧，又从外部给这个价值观严重西化又尚未实现人心回归的城市输入了物质与精神动力。
因为这些原因，这场运动迟早要来，特区政府启动修例只是一根意外擦燃的火柴。林郑月娥在这次修例前期的工作中确实存在失误，但不光是林郑与特区政府，几乎所有人和治港机构在当时都太过乐观，低估了香港面临矛盾冲突的复杂性和港人的普遍不满、焦虑与担忧。
必须承认，修改《逃犯条例》本身具有完全的司法正当性，其目的是为了堵塞香港司法漏洞，避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并不是要拆掉陆港两地“两制”围栏，同时纳入法案移送地的还有台湾和澳门，这次修法本身也是为解决发生在台湾的港女被杀案嫌犯移交问题。香港社会反对修例，并不是反对把逃犯移交台湾或澳门，而是反对修例把逃犯移交内地，所以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充斥着反港府与“反中”本质。从这个层面上讲，《苹果日报》发明的“反送中”一词，在扭曲了修例司法正当性本质的同时，却诡异地映射出这场运动的“反中”政治本质。
也正因为如此，林郑月娥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并向市民道歉后，这场运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进一步持续升级，开始从香港法治允许的游行示威，演变为对立法会和中联办的暴力冲击，乃至呈现遍地开花的泛暴力化趋势，甚至有爆炸物出现，重创了香港的法治秩序和国际声誉。
这是缺乏领导主体的政治性群众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不了解群众运动规律的一个教训，面对泥石流般四处突破的乌合之众，妥协、让步不仅不会令事件平息，反而会一步失守、步步失守，最后被逼到政治死角。从开始大规模游行示威开始，这场已经延续了近两个月的政治运动，再一次验证了这个群众运动的普遍规律。
对香港这座城市和真正爱香港的人来说，这是极大的悲剧。必须承认，香港今天已经陷入回归后最严重的管治危机，我们必须在彻底反思既往治港政策的同时，果断结束这种混乱状态。对香港这样的国际商业、旅游和金融中心来说，这种混乱是灾难性的，如果再继续让这种脱序行为延续下去，真的会杀死这个城市。我接触的每一个真正爱香港的人，莫不为香港这些天的暴力与混乱深感无力，深感锥心之痛，有些人甚至忍不住流下眼泪。
香港不是哪一个人的香港，她是所有香港人的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所以，不管是港人、港府还是中央政府，都有让这座城市尽快恢复秩序与繁荣的责任。在如何让香港尽快回复秩序与繁荣的手段上，中央政府会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严格依循基本法办事，会综合考虑香港与国家整体的长远利益，对台湾的决策示范效应，以及国际社会可能产生的反应，这是一个艰难的、考验政治智慧和魄力的决策过程。但无论如何，香港的极端激进示威者，不要低估中央决心，现在收场还来得及。
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权力应该被尊重，但香港是个法治社会，是已经回归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它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必须在反思既往治港政策的同时，果断结束这种混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