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兩度下鄉，思想啟蒙
返回目錄頁劉曉波屬於傷痕累累的、生命力無比頑強的知青群體。這個群體的命運相當特殊，他們被拋出既定的人生軌道，正常的教育被中斷，從城市來到鄉村，有五到十年時間沉淪於中國社會最底層。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在「文革」衝擊下，高考停止。到一九六八年為止，許多中學畢業生既無法進入大學，又無工作可安排。毛澤東利用紅衛兵運動打倒黨內以劉少奇為首的專業官僚集團之後，又擔心紅衛兵失去控制，他需要尋找一個辦法來安置年輕人，於是指示全國有組織地將中學畢業生分配到農村去。這些從城市下放到農村當農民的年輕人，雖被稱為「知識青年」，實際上大多數人只獲得過不完整的初中或高中教育。
一九六九年，劉曉波的父母因為「地主」家庭出身和高校教師身分，成為被批鬥的對象，奉命下放內蒙古科爾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並帶著十四歲的劉曉波同行，一直到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才回到長春。
這段時間，他算是父親的「附庸」，這只是他知青生涯的「預科班」。從大城市長春來到偏僻的小村莊大石寨，生活品質可謂判若雲泥，沒有自來水、電力、煤氣和暖氣，吃的糧食和蔬菜東西大都靠自己耕種。七天趕集一次，才可以買到一些日用的必需品。這個十四歲的孩子，得幫助父親幹繁重的農活，稚嫩的雙肩承擔起生活的重擔。
大石寨的自然風貌與生產生活方式，與劉曉波嬰幼兒時期生活過的蒙古國非常相似──內蒙古與外蒙古，只是一種出於地緣政治的人為劃分。這片「天蒼蒼，野茫茫」的草原、荒漠與森林，自古以來就是蒙古人縱橫馳騁的地方。不過，兩地的生活條件卻差別甚大：在蒙古國，父親劉伶的身分是援外專家，一家人居住在大學教員的宿舍裡，津貼比較優厚，生活條件不錯；而六〇年代末七〇年代初下鄉插隊，帶有懲罰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的性質，只能居住在當地農民的土坯房子裡，每天起早貪黑，苦幹硬幹，至多就是維持基本的生存而已。
這段經歷，劉曉波很少對別人提及。也許畢竟跟父親在一起，得到生活上的照顧和精神上的支持，那時的他不像大部分獨自上路的知青那樣充滿了恐慌與惶惑。如果他一個人上山下鄉，一定會像那些第一次來到窮鄉僻壤的知青，陷入無邊的絕望和痛苦之中。科爾沁右翼前旗的農民和牧民，尤其是少數民族同胞困苦的生活，一定引發了少年劉曉波的同情與深思。
據同樣在內蒙插隊的學者陳嘉映的回憶，大致可以重現劉曉波這段生活的情貌：「我們來到內蒙古，種地、牧馬，跟農牧民摔跤、喝酒。我們偷雞摸狗，打架鬥毆。我們讀托爾斯泰，讀黑格爾，在田頭土坑的陰影裡，在灶台邊的油燈下。學俄語，學英語，學高等數學。唱俄國歌。聽貝多芬，七十八轉的手搖唱機，膠木唱片，用竹製毛衣針削尖的唱針。」當那段青春定格成歷史，經過記憶的篩選和歲月的阻隔，也許會生出幾分浪漫情懷，尤其是後來者聽了這樣的描述，會有幾分莫名的嚮往。但陳嘉映說：「後生聽了這些，脫口而出：浪漫。比較起習題備考然後朝九晚五，那是浪漫吧。初次收割穀子，一天下來，腰累斷了，手掌上的皮磨掉了，回到青年點，女生一個個痛得眼淚汪汪。第二年，臨近秋收，一場大冰雹毀了田裡的一切，接下來的一秋一冬一春，三頓玉米碴子，拌上從北京帶來的辣椒粉下嚥。」
一九七三年，劉曉波隨父母回到長春家中。這個十八歲的年輕人，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更加成熟一些。內蒙的風雪將他的皮膚吹打得黝黑而粗糙，他穿著洗得發白的粗布衣服，更像是一個土得掉渣的農家孩子，而不是彬彬有禮的城裡孩子。
然而，苦難還沒有結束。劉曉波在長春上了半年多中學，一九七四年又不得不下鄉到吉林省農安縣三崗公社。一九七三年，「上山下鄉」運動進入第二個高峰期，中央通過三十號文件，制訂了有關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〇年的下鄉規劃。劉曉波第二次被中斷學業下鄉。
不過，此時離毛去世和「上山下鄉」運動結束已為時不遠。知青的命運與毛的肉體生命的存亡緊緊相連──「實際上，毛的下鄉運動的構思宗旨，乃至教育培養青年的政策，都是他的領地，不容許任何人在他有生之年安然無恙地躡足其間。」換言之，除非毛澤東死掉了，知青政策才能有鬆動和變化，上千萬的知青才能獲得自由。
這一次劉曉波插隊的農安縣，條件遠遠優於此前他生活了四年的科爾沁右翼前旗。劉曉波所在的三崗公社（現稱三崗鄉），建立於一九六一年，主要地貌為九座小山頭，當地稱「九連環」，有「三千坰崗，三千坰窪，三千晌鹼疤瘌」之說。這裡還有一個共青團水庫。水庫的鯉魚肉嫩味美，營養不足的劉曉波和知青同伴們，常常趁著月黑風高，到水庫裡偷偷捕魚。然後，串上竹籤、抹上鹽，就地燒烤，大口吃完，整個過程神不知鬼不覺。
一九七六年，知青返城潮初現端倪。有關係、有門路的知青，都紛紛打通關節回城了。村子裡只剩下少數幾個被這個世界遺棄的、孤臣孽子般的知青。那時，劉曉波的父親劉伶尚未獲得平反，無力幫助解決兒子的問題。劉曉波多次往返於長春的家與三崗公社的知青點，想打通回城的道路，卻始終不得要領。
劉曉波性格直率，得罪了村支書，且矛盾頗深。村支書雖然只是共產黨政權最基層的、不入流的「芝麻官」，是這個體制的「末梢神經」，但村支書也是村子裡的知青們的上帝，手上捏著公章，決定著知青是否可以離開農村、回到城市。劉曉波性格剛烈，不肯為五斗米折腰。那麼，如何才能讓村支書給他一張蓋了公章的招工表呢？
母親也為兒子的前途焦慮萬分。她拿出家中最值錢的一件財物──一只上海牌手錶，讓兒子送給村支書。送，還是不送？送了之後，刁鑽狡譎的村支書是否會網開一面？劉曉波一咬牙，左手提著一把菜刀，右手拿著這塊手錶，去了村支書家，對村支書說：「你想要菜刀，還是手錶？今天就作決定！」
村支書留下後者，摸出一張招工表。這不是一幕誇張的戲劇，這就是那代人真實的生活。比劉曉波年長幾歲的著名人權活動家胡平，當年也是無法回城，遂孤注一擲地切斷手指自殘，以此贏得返城的機會。相比之下，劉曉波要幸運得多。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中國百廢待興。十一月，劉曉波被抽調回長春。回城之後，家中沒有背景和門路的劉曉波，只好在長春市建築公司當抹灰工。他性格開朗，幹活賣力，人又聰明，學技術也很快，故而深受師傅和工友們的喜愛。那時，他是個單身的小夥子，工資雖然不高，但可以自己支配，手頭上比那些要養家糊口的工友們寬鬆。他經常買來香煙，遞給大家一起抽。
由農民成為工人，在社會等級的階梯往上走了一大步。但是，難道一輩子只能當抹灰工嗎？傍晚時分，劉曉波坐在屋簷下，看著天慢慢地黑下去，心裡寂寞而淒涼，感到自己的生活被剝奪了。他害怕這樣生活下去，這樣衰老下去，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說：「人生充滿苦難，更苦的是這些苦難沒有意義，苦行者以自己的意志求苦難，從而賦予生活以意義。」劉曉波既當過農民，又當過工人，青年時代沉入社會最底層，讓他連接上中國民間社會生生不息的「地氣」，也讓他的生活方式和思維習慣與那些養尊處優、自我感覺良好的知識菁英迥然不同。這種差異，將在未來的歲月裡一點一點地凸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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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的讀書生涯正始於兩次下鄉的「文革」時期。他後來曾表達過對文革的感激，因為文革給了他隨心所欲的自由，使他得以「暫時擺脫教育程序」。雖然父親是大學文科教師，但思想正統，家中並沒有能啟迪心智的「禁書」。與那個時代的青少年一樣，他能讀到的只有馬列主義著作。「我曾經像所有中國的年輕人一樣，狂熱地、虔誠地信仰過馬克思主義。這種信仰一方面是由於愚昧無知，另一方面是由於文化專制主義所造成的知識真空。回想我的青少年時代，幾乎是在一片文化荒漠中度過的。統治者為我們這些『共產主義接班人』規定好的書，主要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的著作，以及與之有關的介紹性著作。」
十五歲時，劉曉波第一次讀《共產黨宣言》，無比激動，貫穿全文的自信深深打動他。中學時代，他通讀《馬恩選集》和《列寧選集》，進入大學後，又通讀四十多卷的《馬恩全集》，甚至可以將其中的段落大段大段地背下來。馬克思給他提供了不少西方哲學史的線索，是當時唯一「走向世界」的橋樑。
劉曉波的寫作生涯也是從插隊落戶當知識青年的時候發端的。他回憶說：「我的文字生涯始於七〇年代的知青歲月，那種特定時代的革命化大抒情，完全由空洞的口號和盲目的激情堆積而成，也就是毛語錄式的意識形態謊言，而在當時還自以為是絕對的真誠。」對於這段「喝狼奶」長大的青春歲月，他後來有痛切的反省：「我的整個青春期生長於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賴以寫作的文化滋養，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說謊、無賴、犬儒，這些黨文化的毒素餵養了整整幾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即便在思想解放的八〇年代，也並沒有完全擺脫黨文化的印跡，毛式思維和文革式語言已經變成生命的一部分，意欲進行脫胎換骨的自我清洗，談何容易！清除靈魂中的毒素，甚至需要終生的掙扎。」
苦難是覺醒的催化劑。兩次加起來將近六年之久的下鄉生涯，不僅沒有如統治者所願將劉曉波馴化為不會思考的奴隸，反而鍛造出他如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般盜火的勇氣和決心。他的覺醒始於對中國農村嚴峻現實的觀察與反思，以及對農民悲慘生活的同情與憐憫。
如果沒有在農村生活過，就不算貼近中國的大地。上山下鄉讓當過紅衛兵的知青們看到了真實的中國，這一點是始作俑者毛澤東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在農村、邊疆和工礦，知識青年看到了觸目驚心的嚴酷現實：農村經濟的惡化、工礦管理的混亂、農民和工人的貧困、基層幹部與群眾關係的緊張、政策的失當，他們不僅是體驗，而且承擔著這些社會惡果。他們的思想在現實與信念的猛烈撞擊中苦苦掙扎。」
相對於控制極為嚴密的城市，中國的農村空間廣袤，政權的控制力度比較薄弱，因此知青們有了一定的自由度，慢慢展開了具有批判性的閱讀、討論和思考。當過知青的作家阿城認為：「七〇年代，大家會認為是『文化革命』的時代，控制很嚴，可為什麼恰恰這時思想活躍呢？因為大人們都忙於權力的爭奪，沒有人注意城市角落和到鄉下的年輕人在想什麼。」那時，知青經常走上幾十里地，翻過幾座大山，跟其他知青點有精神共鳴的朋友談一個問題，完了還約下一次。
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分散在黑龍江、內蒙古、雲南、海南島、白洋淀，在政治高壓之下，在繁重的勞動之餘，讀書、思考、討論，形成了一個個「圈子」。敏銳多思的劉曉波便是這類圈子中的一員。他們通過各種途徑瞭解世界的真實情況，例如「偷聽敵台」。偶然相遇，才發現大家偷偷讀的書竟是同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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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〇年代，對劉曉波一生影響巨大的有三件事。
首先，是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對於這一代人甚至前後幾代人來說，這是對毛澤東絕對崇拜破滅的轉捩點。儘管毛澤東殺死了林彪的肉體，林彪卻打碎了作為精神偶像的毛澤東身上的光環。多年來中共當局苦心經營對毛澤東的偶像崇拜，在那一刻灰飛煙滅。「九一三」事件，將絕大部分中國人幾十年建立起來的政治信仰徹底瓦解，那以後，人們在接受各種信息和分析資訊時不再有一個固定的解釋系統。那一年，十六歲的劉曉波，由此看透了中共體制的虛偽與殘暴，邁出了思想叛逆不歸路的第一步。
其次，是一九七六年毛澤東的死亡。林彪事件之後，毛在民眾中的威望一落千丈，「文革」也成強弩之末。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去世，民眾借機發洩對「文革」暴政的憤怒和不滿，是為「四五」運動。毛將其定位為反革命事件，並再次罷免鄧小平，但他發現自己民心全失，「紅太陽」的光芒日薄西山。九月九日，毛在四面楚歌中死去。死訊傳出，眾多國人如喪考妣；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尤其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青群體，如釋重負。雖不敢拍手叫好，卻悄悄慶祝。那一年，劉曉波二十一歲，正在長春建築公司當抹灰工。作為「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知識分子家庭的孩子，他有獲得解放的感覺。他意識到，改變命運的曙光隨著暴君死亡而降臨了。他在許多年輕人的眼睛裡看到了同樣閃爍的光芒。
第三，是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一九七七年八月，鄧小平復出，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作出當年即恢復高考的決定。據估計，兩年接近一千兩百萬的考生和接近七十萬的錄取者中，有一大半都是飽經風霜的知青，年齡段從十六、七歲直到四十多歲。多年的知青全疊加在這兩、三年間報考，考取者可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機遇從來不會垂青沒有準備的人，劉曉波前前後後只念過一年多中學，但他在農村當知青時和在工廠當抹灰工期間，一刻也沒有放棄學習。父親告誡他，終歸有一天，知識是有用的。他如願以償地考取了吉林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