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陽光並不燦爛的日子
返回目錄頁幼年從蒙古返回長春後，劉曉波繼續上東北師大幼稚園，然後進入東北師大附小。
東北師大附小是長春首屈一指的名校。該校坐落在市內有名的風景區南湖之畔，沿著校前的自由大路向東，便是劉曉波家所在的東北師範大學校園。東北師大附小創辦於一九四八年，是全國第一所開放式、全日制實驗性小學。當時能進東北師大附小的，多為師大教師子女，另有部分學生來自附近特殊的居住區──吉林省和長春市黨政官員的住宅區、吉林省軍區的住宅區和文教科技單位的家屬區。
劉曉波在家中是老三，上面有兩個哥哥，下面有兩個弟弟，既不可能具備長兄的權威，又不能像最小的弟弟那樣得到額外的寵愛。所以，一般來說，「中不溜秋」的孩子最調皮搗蛋，唯有調皮搗蛋才能體現自身價值並引起大人的關注。
劉曉波跟比他小兩歲的弟弟劉曉暄關係最親密。劉曉暄說，自己一家人好像都天生「腦後有反骨」，跟周遭的環境格格不入，三哥更是如此，什麼事情都有自己的見地。小時候，兄弟幾個常在長春南湖邊的草叢中用夾子捕鳥，三哥最聰明，心細、膽大、手巧，總是把捕鳥的夾子設置得最巧妙。
劉曉波喜歡打架，仗著家裡弟兄多，遇到強敵便找哥哥幫忙。有一次，一個叫八柱的小混混偷了他的一雙黑色新鞋，那是母親買給他的生日禮物，是他平生穿過最貴的鞋。沒幾天，八柱就把這雙鞋穿出來。曉波發現後，衝上去跟那小子打起來，把那小子狠狠地教訓了一頓。八柱之後另找來幾十個小混混，把劉曉波家所在的東北師大南門旁的宿舍樓圍住。看到大勢不妙，小弟劉曉東趕緊去報告二哥劉曉暉。於是，劉曉暉出馬跟對方領頭的大哥談判。最後，那群小混混終於散去。這是劉曉波少年時代經歷過最大的一次「戰爭」。
劉曉波的童年與那個時代所有的孩子一樣，被籠罩在愚昧與殘忍之下，而愚昧與殘忍成為那一代人生長的養料。處在擔心受怕中的父母，儘管都是知識分子，但絕對不會跟這個才十歲出頭的孩子談及對現狀的不滿或質疑。那是一個沉默是金的時代，即便在家中，父母也不會開誠布公地與孩子討論政治議題。
「文革」爆發時，劉曉波年僅十一歲。一九四九年前，劉曉波的爺爺奶奶在鄉下是一戶殷實人家，劃分「成分」時，被劃為「地主」。爺爺去世後，這個帽子便由奶奶一個人戴著，這也是一個禍及三代的、恥辱的「紅字」。這一年，一直跟他們生活在一起的奶奶被趕回老家接受農民的批判。
曉波是奶奶一手帶大的，跟奶奶很親。小小的孩子無法改變與奶奶分離的命運。奶奶離開的時候，他追著奶奶跑了很遠很遠，哭得很傷心。而奶奶也一步三回頭地望著小孫子。當汽車開動的時候，曉波仍然在後面跑呀跑呀，直到汽車消失在視野之中。那是少年曉波第一次感受到與親人分別的痛苦。
作為「文革」的「遲到者」，少年劉曉波很羡慕有資格到全國各地串聯，甚至受到毛主席接見的哥哥們。那時他十一歲，正在念小學四年級，還沒有資格與大人們、哥哥們一樣帶上紅袖標，投身於轟轟烈烈的革命，只是大辯論、大字報、批鬥會、武鬥、大串聯、打砸搶的觀眾。兩個哥哥去北京串聯時，他死乞白賴的請求被他們輕蔑地拒絕了。當時的曉波，只能悲歎自己晚出生了幾年，沒有趕上成熟的年齡，徒然錯過了激動人心的大好時光。
「文革」給少年曉波帶來前所未有的自由。長期以來，嚴厲的父親壓迫得他喘不過氣來。「文革」伊始，父母在單位「忙於革命或疲於被革命」，無暇管教孩子。學校停課之後，兩個哥哥當上紅衛兵，到全國各地串聯，奶奶又去了鄉下，曉波和曉暄、曉東年齡還小，處於「無人管」的狀態，每天四處玩耍。
這個嚮往自由的少年，終於體驗到什麼是解放：「我在一段時間內得以擺脫學校和家庭的雙重束縛，充分伸展孩子的天性，沉浸於自己所創造的遊戲之中。」後來，劉曉波在一次訪問中說：「我非常感謝『文化大革命』。那時，我是一個孩子，我可以想幹什麼便幹什麼。父母都去幹革命了，學校都停課了，我可以暫時擺脫教育程序，去幹我想幹的事，去玩，去打架，我過得很愉快。」這是少年人衝擊現存秩序的天性，並不代表劉曉波像某些左派那樣懷念「文革」和毛時代。
對於「文革」這一人類歷史上的奇觀，後來人們爭論最多的是成年人和紅衛兵的種種作為，很少涉足「文革」中孩子們的生活。「文革」結束三十年之後，劉曉波寫了一篇文章，從一個小學生抽煙的經歷來審視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文革」發端的那一年，正是他長達三十年抽煙史的開始。「作為孩子，我所要反抗的就是老師（公共權威）和父母（私域權威）。而抽煙恰恰是此種反抗的發端。」換言之，抽煙是少年劉曉波「冒險和叛逆」的表現。成年以後，他抽煙越來越厲害，最喜歡的是北京生產的一個大眾品牌香煙──「中南海」。
「文革」伊始，毛澤東號召學生「停課鬧革命」，不僅大學和中學，就連小學也得回應。東北師大附小宣布停課三個月，老師們革命，學生們放假。劉曉波第一次抽煙，就是在停課那天的下午。
第一支煙是綽號叫「大胖」的同學給的。「大胖」的爸爸是少將，屬於高級幹部之列。宣布停課那天下午，神色慌張而沮喪的班主任剛剛走出教室，「大胖」便跳上書桌，從兜裡掏出印有牡丹花圖案的紅色煙盒在半空中揮舞：「誰敢抽煙？這是我偷我爸爸的。牡丹，五角多一包，高級煙。誰敢抽？老子白送。」
留下來的幾個人都是平時的淘氣包，劉曉波是其中之一，他第一個伸手要了一支。「大胖」給他點上，他還有些膽怯，謹慎地抽了一小口，除了覺得有點嗆人外，並無其他樂趣。但他覺得，抽煙似乎可以顯示某種男子漢氣質。
從此以後，劉曉波經常和幾個小夥伴湊在一起抽煙，也學會為抽煙而撒謊、騙父母的錢、偷父親的煙。
無拘無束的自由時光隨著「復課鬧革命」的號召而結束了。重新返校，孩子們頓覺一片壁壘森嚴的肅殺之氣。「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實行軍事化管理。「少先隊」被「紅小兵」取代，紅領巾換成臂章。為純潔校風，中小學實行搜身制度。早晨上學時，掌權的「群專」（群眾專政）組織成員站在校門口檢查每個學生，一旦搜出小刀、彈弓、黃色書、香煙之類的物品便統統沒收。被搜出「贓物」者，認錯態度好的，要寫檢查，在全班同學面前宣讀；態度不好的，要開批鬥會。劉曉波就因抽煙、打架、曠課，做過無數次檢查和被開過無數次批鬥會，甚至被單獨關押在學校存放雜物的小黑屋子裡。
父親也抽煙，但父親認為抽煙是成年人的當然權力，小孩子抽煙則是品行不端。父母發現兒子偷著抽煙之後，處理方法簡單而粗暴：非打即罵。那個時代的中國家庭，即便是知識分子家庭，父母對孩子最常用的教育方式就是打罵。跟西方的孩子相比，中國的孩子最惡劣的遭遇，並非貧乏的物質條件，而是充斥著暴力和壓制的精神環境。
第一次被母親發現抽煙，是母親嗅出兒子身上的煙味，接著從文具盒裡翻出半截煙。母親的憤怒令他終身難忘：先是聲嚴色厲地盤問，見他不說，便抄起掃帚劈頭就打，打了幾下，他仍然沉默，母親竟扔下掃帚，抄起鋼筋做的爐勺子。情急之中，他奮力向母親一頭撞去。母親被撞倒後，他奪門而出。
自知這下鑄成大錯，回家肯定要挨一頓暴打，這個倔強的孩子便決定不回家。瑟瑟寒風中，他四處遊蕩，直到天黑，凍得受不了，才躲進儲存過冬大白菜、馬鈴薯、蘿蔔的菜窖。事後，母親說，在菜窖中找到他時，他像隻小狗，蜷曲著身子，蓋著草袋子，頭枕一棵大白菜，睡得很死。
從此以後，曉波每天放學回家，母親都要仔細搜查衣兜和書包，還讓他張開口嗅嘴裡的氣味。而他自有方法，回家前拼命漱口或吃幾瓣大蒜，進家門前先把煙藏在某處。
再後來，劉曉波當知青到農村插隊，回家時可以公開抽煙了，學校和家庭的雙重束縛徹底擺脫了。當父親第一次親手遞一支煙給他時，他心底裡突兀地升起一種徹底的解放感，那也是他平生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父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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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代人青春的標識，正如王朔小說的題目：《動物兇猛》。比劉曉波小三歲的王朔，早在八〇年代中期就是劉曉波的好朋友，重要原因是他們有一段可以分享的青春歲月。
小說《動物兇猛》的主角是一群軍隊大院裡的少年，在「文革」末期的失序與狂躁之中，他們蹺課、抽煙、打架、泡妞（在書中被稱為「拍姑娘」）。王朔說過：「我年輕的那個年代，常常是你老老實實的在家裡坐著，你一個哥兒們突然哭著闖進來說被誰給揍了，那你就得二話不說立馬撅著屁股滿世界找磚頭，不管有仇沒仇都要去拼命。」小說《動物兇猛》被姜文改編成電影，取名《陽光燦爛的日子》。姜文也是個「大院子弟」，與王朔的年齡和成長環境相似，八〇年代與劉曉波也有頗多往來。有人問姜文為何將電影取名為《陽光燦爛的日子》，姜文回答說，他很懷念那些在陽光下自由單純的日子。
實際上，那絕對不是「陽光燦爛的日子」。那些日子既不自由也不單純。「文革」期間，劉曉波斷斷續續地在東北師大附中念初中，在吉林省實驗中學念高中。在反思「文革」何以發生時，他指出，當時的全民狂熱感染每一個人，連呼吸中都充滿如火如荼的造反氣氛，人與人之間的殘忍遍及全社會的每個家庭，學習毫不留情的鬥爭哲學也是從娃娃就抓起、就做起。學校頻繁組織批判會，加上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使十幾歲的孩子變成以殘酷為樂、為榮的劊子手。
殘忍的事情往往發生在夏天，人們有著旺盛的精力，皮膚和欲望都赤裸裸地在日光之下曝晒。劉曉波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便發生在一九六六年酷熱的夏天。只是，那時，誰也不知道二十三年之後的一九八九年夏天，還會發生更為慘烈的屠殺。兩個夏天之間，存在著某種草蛇灰線般的聯繫。
有一個跟劉曉波的奶奶同齡的、名叫尹海的老頭，是看著劉曉波長大的街坊。老頭當過幾天國民黨的兵，雖然半途逃跑了，一九四九年之後仍然被定為「歷史反革命」，淪為賤民，以走街串巷理髮為業。此種被打入另冊的無辜者，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有數千萬之多。老頭經常與劉曉波的奶奶一起聊天，也經常為劉曉波理髮。
「文革」伊始，像老尹海這樣的人首當其衝成為被打擊對象。劉曉波的奶奶可以回到鄉下老家，老尹海沒有農村老家可回，命運就更慘──兒子與之劃清界限，老人被迫從家中搬出來，住在院子裡的鍋爐房中一間幾平方公尺的長方形小屋，又陰又潮，除了床，屋裡沒有多餘的傢俱。
老尹海也不能再給別人剃頭，只能以揀破爛為生。除了數不清的批判會之外，每天大家早請示、晚彙報、表忠心、跳忠字舞時，老頭就在毛澤東畫像前低頭請罪。
這麼一個人人皆可踐踏的老頭，就成了被「革命」煽動起來的孩子們肆意欺負的對象。這天，劉曉波和幾個夥伴邊走邊找樂子，忽然看見在垃圾堆中翻來翻去的老尹海。
劉曉波一下兩眼放光，來了興致，「這下有玩意兒了」。他擺手招呼夥伴們，躡手躡腳地走過去。站在老尹海背後，突然高聲大喊：「老尹海，把頭抬起來。把額頭伸過來，讓我彈幾個腦瓜嘣！」
老尹海毫無準備，被劉曉波的當頭斷喝嚇了一大跳。當他想清楚這幾個孩子的野蠻要求時，突然驚嚇的恐懼變成了一臉無奈的乞求相。他低聲下氣地說：「三兒（劉曉波在家排行老三），我比你奶奶的歲數還大，又是老鄰居，以前總給你們哥幾個剃頭，就饒過我這一回。」
劉曉波說：「不行！你個老反革命，還敢討價還價？你越來越大膽了！一定要彈！非彈不可！」
老人又乞求了幾句，看看把他團團圍住的幾個滿臉凶相的孩子，覺得實在躲不過這一劫，就退一步商量道：「那你實在要彈，三兒，我轉過去，你彈我的後腦勺，行不？」
劉曉波說：「你這個老傢伙夠滑頭的，怪不得定你歷史反革命。我今天非彈你的額頭。」
其他幾個小孩也跟著哄，把老尹海裝破爛的竹筐打翻在地，七嘴八舌地說，「不讓彈，你以後就別想再揀破爛了。」「老傢伙，還想不想過好日子？」
老尹海無奈，只好硬撐著伸過頭。陽光很酷，老人的額頭布滿滲出的細小汗珠，劉曉波只顧自己開心，全不知道這樣的惡作劇，對於老人是一種多麼大的人格侮辱。老人的歲數可以做這幫孩子的爺爺，為人和善又幽默，以前常在剃頭時給孩子們講笑話。可那時的劉曉波絲毫沒有想過老尹海以前對他們的好，更不會對老人現在的處境有絲毫同情，也並不覺得這樣欺負老人有什麼心理負擔，只覺得好玩、過癮、開心。
劉曉波看著老人閃亮布滿汗珠的額頭，活動一下自己的手指，運了運氣，便狠狠地彈著他的額頭。「砰、砰砰、蓬蓬砰、砰……」，時而清脆、時而沉悶、時而節奏快、時而有間隔，時而因為老人的腦門浸滿汗珠，手指彈上去會打滑。一打滑，手指就吃不上力，就一定要再彈，而且要加倍多彈，作為對老人的懲罰。
劉曉波的手指彈痛了，指甲上滑滑的沾滿汗漬，就把手指在老人的臉上蹭一蹭，然後接著彈，直到彈得手指有點兒發麻發木，方才甘休。其他幾個孩子也跟著彈了，有時是幾個孩子的手指同時落在老人腦門的各個部位。
當孩子們終於停了下來，老人立刻低下頭，不敢看他們，轉過身去，背對著他們收撿著散了一地的破爛。他們笑嘻嘻地朝著老人的背吐了幾口唾沫，高聲說了句：「這次便宜你這個老反革命了。」便大勝而歸般地揚長而去。
凌辱弱者是人最惡劣的天性。而獨裁者統治的祕訣，就是將這種邪惡的天性誘導出來。多年以後，等到劉曉波從插隊的農村回到城裡時，老尹海已經死了。這樣一個卑微的生命的消亡，就像一片樹葉落下，沒有人注意。劉曉波的道歉和懺悔，老尹海已經聽不見了！
劉曉波沉重地寫道：「現在想想，他一定偷偷地流淚了，而且是老淚縱橫。不光是眼淚，更是往心裡流的恥辱。一個年近七十、為孩子們理髮的老人，一個和孩子們的長輩要好的老鄰居，卻被他看著長大的十一、二歲的毛孩子如此侮辱！人的心如果會出血，老尹海的心肯定滲出了血，而且一定是在我的手指甲彈在他額頭上的時刻。」
在毛澤東時代長大的孩子，很少沒有幹過類似的壞事。弱者選擇更弱者欺負，形成了罪惡被複製和放大的惡性循環。劉曉波承認：「類似的殘忍行為以及對殘忍的自得其樂，我小時候沒少幹。這種行為與專門打砸搶、揪鬥別人的紅衛兵沒有什麼實質的區別。我們這些人，在一種野蠻的制度和教育之下長大，它崇尚暴力、培養仇恨、鼓勵殘忍、縱容無情，教給孩子們一種從娘胎裡帶出來的不拿人當人的殘暴兇狠。在視生命如草芥的年代，我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充當過劊子手和幫兇，誰也脫不掉責任，洗不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