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產黨將軍的兒子

在專制國家，要成為一名堅持真理的異議人士，所付出的代價是很難擁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緬甸的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女士，為了留在祖國帶領同胞爭取民主，放棄了在英國牛津習以為常的賢妻良母角色。緬甸軍政權不給她的家人簽證，企圖以親情逼她出國。在丈夫麥可（Michael Vaillancourt Aris）重病的時候，翁山蘇姬沒能前去照料；直至麥可去世，她也未能與之見最後一面。不過，「他們一起作出了決定，這是很堅貞的情義」。

與之相似，劉曉波在反抗暴政的同時，也未能一併擔當起好丈夫、好兒子和好父親的多重角色。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之後，讓劉曉波最痛心的結局，是與妻子陶力離婚。離婚協議送到監獄中之時，他平生唯一一次如此吃力地簽上自己的名字──以往在無數崇拜者索取簽名的筆記本上簽名，他的筆跡是何等瀟灑流暢。

在離婚協議中，雙方約定，他們的兒子劉陶由陶力撫養。那時，劉曉波尚在獄中，根本沒有條件和能力養育孩子。即便出獄後，他的生計也沒有著落，長期處於警方的嚴密監控之下，只能讓兒子跟著母親和外公、外婆過。

這段時間，是劉曉波人生中的最低潮。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不接受任何記者的採訪，儘量縮小社交範圍，更不想多見那些因『六四』而受到某種牽連的人。看書、念英文、和女朋友相愛、和朋友聊天，時常去看看病中的前妻和八歲的兒子。」

不久後，陶力移居美國。兒子劉陶住在外公、外婆家，直到中學畢業後才赴美念大學。在這幾年裡，劉曉波偶爾去探望兒子，這是他與兒子之間非常有限的一段接觸。後來，在被勞動教養的三年裡，劉曉波只好委託新婚的妻子劉霞去探望孩子。劉霞在探監之後，又不辭勞苦地去探望劉陶，成為父子間溝通的一個管道。而劉曉波第三次出獄時，兒子已經赴美留學。

在長達十幾年時間裡，陶力的父母陶德臻、浦漫汀這對老夫婦，在外孫劉陶身上傾注了無盡的心血。外公、外婆輪流從早到晚照顧孩子的衣食起居，陪他做功課，給他開家長會，還常常帶他出去玩，包括同事間的聚會也常常帶著他。小小的流著鼻涕的陶陶，在年過花甲的外公身邊，不像個隔輩的外孫，倒更像是「陶家小老四」，外公、外婆的「小老疙瘩」。

劉陶的姨媽陶寧在一篇回憶父親陶德臻的文章中寫道：「您最鍾愛的外孫陶陶，現在不僅長得比我們三個都更像您，虎背熊腰，而且舉手投足，言談舉止，處處和您如出一轍！看著這孩子，媽媽和我常常會突然愣住──我們眼前的，明明就是一個年輕的您啊！他超乎常人的優異成績，他令人讚歎的仁義心腸，他的德才兼備，至善至孝，都使周圍的人驚異萬分，常常有人向姐姐『取經』，問這樣的好孩子是怎麼教育出來的。姐姐總是告訴別人，這孩子是他外公帶出來的！」

本來，兒子應該最像父親。父親的角色在劉陶的生命中缺席，便只好由外公來扮演。陶德臻去世後，劉陶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我是在外公家長大的。在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我有幸體驗到任何人都想像不到的祖父的愛。」外公每天都帶他去買菜，每次一進商店，劉陶就會直接往點心櫃檯衝去。劉陶特別喜歡那家店裡的法式點心，每次總要外公買幾種。那些點心一塊就要四元錢，小孩子根本不知道，這個價格是非常貴的。外公從不在孩子的面前表現出嫌貴的模樣，讓孩子隨便要。也許，外公心裡想，這個孩子太可憐了，父親幾次入獄，母親遠赴美國，所以要盡可能地滿足他物質上的要求。

幾年後，劉陶長大了，他才知道，每月花二十多元買點心對於這個家庭是很奢侈的。那時候，外公作為大學教授，每月的工資只有兩百多元，用在給外孫買點心上的錢就占了他工資的十分之一。外公為了省錢給外孫買點心，自己早上只吃稀粥和鹹菜。

在這種情形之下，劉陶跟外公的感情很深，跟父親的感情很淡。二〇一〇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時，劉陶剛滿二十七歲，在美國生活了十多年，也許已經入籍成為美國公民。這個六歲的時候就失去了大部分父愛的孩子，早已大學畢業，大概也成家立業了，卻不曾在任何媒體上公開談及父親。也許，未來總有一天，劉陶會理解父親為中國走向民主化而付出的巨大犧牲，並為有這樣一位父親而感到自豪。

劉曉波曾告訴朋友，最近這些年來，他與兒子聯繫很少。從私人領域的父子情感而言，他在「六四」屠殺之後便失去了唯一的兒子──儘管不是永遠地失去。在他的心靈深處，這是一個多大的隱痛啊。

孩子遠去了，劉曉波確實是一個不稱職的父親。但比之悲慘千百倍的，是那麼多孩子在那個夜晚和那個黎明死去，那麼多的父親和母親喪失了他們本來的名份。在這個冰冷的世界上，再也找不到那些笑顏如花的孩子，但是，每一個孩子都沒有被毀滅，因為劉曉波堅信：「每個夜晚／亡靈都能觸摸到母親的天空／像十月懷胎／傾聽母親的心跳。」從那天晚上開始，劉曉波便是為這些死去的孩子而活。

那麼，他是否還記得，當年那個在黑土地上奔跑著長大的孩子？

那是他的影子。

＊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劉曉波出生在吉林省的省會長春市。

童年和少年時代，劉曉波有一大半時間在長春度過，他念本科的吉林大學也在長春。除去中間有幾次離開，他在長春生活了十七年之久，在長春生活的時間，僅次於後來在北京生活的時間。劉曉波講話帶有濃重的長春口音。長春話裡的兒話音較多，富於幽默感，活潑生動，略顯誇張，又有自嘲的味道──這些也是劉曉波言談中鮮明的特點。他也受東北話影響，講話常帶髒字。後來，他有了博士頭銜和學者身分，卻沒有改掉東北口音和語帶髒字的習慣，仍然是「一個『操蛋』不離口的凡夫俗子」。

研究中國地域文化的學者指出，在中國人中，東北人性格的優缺點最為鮮明：他們內質剛毅，外表強悍，大嗓門不怯場，性格開朗，講義氣不重法律，容易交朋友。東北人的性格與生活方式中，有一種瑕瑜互見的「匪氣」，這在早年劉曉波的身上表現得相當突出。中年以後，劉曉波逐漸淘洗掉「匪氣」中的雜色，如自戀、自誇、張狂不羈等；而將其中的精華越煉越純，如真誠、直率、敢為天下先等。由此，他的性情與氣質，如長江出三峽，由驚濤拍岸變為有容乃大。

這是一個中國典型的嚴父慈母的家庭。劉曉波的父親劉伶，一九三一年生於吉林省懷德縣，畢業於知名高等學府東北師範大學漢語專業研究班，並留校任教，一九七九年，升任東北師大中文系副教授，直到一九八五年調到解放軍大連陸軍學院任教。劉伶在東北師範大學學習、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東北師大成為劉曉波童年和少年時代不能忘懷的家園。

劉曉波從不為親者諱。他認為，在當代中國的幾代知識分子中，父親這一代人的悲劇性最強。他們在政治運動中耗費了最好的年華。論待遇，遠不如一九四九年以前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論思想，與老一代（四九年以前）和新一代（七六年以後）相比都更僵化。他們盲目、保守、膽怯，即使反對黨文化也是滿腦子的黨文化。命運的殘酷性就在於：即使有機會，他們也不會擺脫黨文化的束縛。他們的知識結構、人格修養、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已被黨化了。

小時候，父親是一家之主，說一不二，從不與孩子們聊天、談心，管教孩子的方法不是叱喝就是動手打，似乎挺男子漢的。劉曉波回憶說：「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爸爸是個讓我咬牙切齒的惡魔，恨得我常幻想，要是沒有爸爸多好。」他感歎說：「父親用一種沒有愛的氣息的意識形態語言來表達父愛，這種父愛也就成了黨文化的一部分。」

劉曉波的母親張素勤，曾在東北師大保育院工作，一九七三年之後在東北師大行政處做收發工作。在幾個弟兄中，母親最疼愛老三曉波。每次遭到父親打罵，都是母親出面保護他。「六四」之後，劉曉波被捕入獄，母親受打擊最大，幾乎每天都哭，沒有睡過一個安穩的覺，常常在噩夢中驚醒，哭到天亮。只要一出家門，逢人便講兒子的事情，都快變成祥林嫂了。[1]

父母的思想都很正統，把工作看作革命的一部分，革命高於家庭。他們並不重視在家庭中承擔父母的角色，更看重單位中領導和同事對自己的評價。這是那個時代中國人的共同特徵。加之他們家中共有五個孩子，每個孩子從父母那裡得到的愛和溫暖就更加有限。

劉曉波的嬰幼兒時期有一次出國經歷。一九五六年，劉伶受東北師範大學派遣，赴蒙古國喬巴桑大學講學。劉伶、張素勤夫婦帶著二兒子曉暉和不到一歲的三兒子曉波同行，長子曉光留在家中由奶奶照顧。

在蒙古國期間，曉暉在中國駐蒙古國大使館辦的培才小學讀書，曉波則上培才幼稚園。劉曉波在幼稚園的同學，家庭背景大都與他相似，父母多為參加援助蒙古專案的專家、教員和工人，或者使館工作人員。

劉曉波一家人在蒙古國生活了四年。這正是中蒙關係史上的一段特殊時期。

蒙古獨立以後，長期在蘇聯控制之下，被視為蘇聯的「不加盟共和國」或「『第十六個』加盟共和國」。中共建政之後，毛澤東奉行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敵。韓戰之後，遠東地區形成冷戰加熱戰的戰略格局，中蘇關係進入互相利用的蜜月期。蘇聯樂於見到中國承認蒙古國並與之發展關係，只要不危及蘇蒙之間的主僕關係。

於是，中國開始在資金、技術和人才上大力援助蒙古。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中蒙雙方簽訂《派遣中國員工到蒙古國幫助生產建設協定》。這是中國經濟援助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勞務輸出的協定。中國向蒙古國派遣專業技術人員，包括大中小學教員、醫生、護士、木工、瓦工、廚師、裁縫等。劉曉波的父母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派赴蒙古的。

劉曉波出生後數月就被父母帶出國，這樣的經歷在那個閉關鎖國的時代相當罕見。雖然他們一家所到的是經濟和文化上比中國落後的蒙古國，但畢竟是異國的生活體驗。更何況在當時，大學教師公派出國的機率比今天中大獎還要低，必須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公派出國意味著可以領取比在國內更高的津貼，可改善家人的生活。

劉曉波從半歲到四歲期間生活在蒙古國，也許年齡太小，沒有留下多少記憶，他後來不曾談及這段經歷。但可以肯定的是，比起國內越來越艱難的物質生活來，在蒙古國的中方援外人員基本上衣食無憂。

一家人回國團聚時，正趕上大饑荒時期。二十世紀五〇年代末、六〇年代初的中國，由於毛澤東錯誤的經濟政策，導致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饑荒，被餓死的民眾達三千萬人以上。劉曉波一家居住在長春市區，當時東北的生活水準在全國處於領先水準，長春市民可享受日治時代留下來相對高品質的城市基礎設施。但靠著微薄的薪水撫養四個男孩，讓這個家庭力不從心。操持家務的母親精打細算，勉強讓全家吃飽穿暖。肉、油、糖等食品，對年僅四、五歲的劉曉波來說，堪稱夢寐以求的奢侈品。

早年生活的艱辛，在劉曉波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成年以後，他無論吃什麼東西都有極佳的胃口。跟劉曉波一起吃過飯的朋友，對他的好胃口都有深刻印象：在飯局中，每上一個菜，他總是搶著第一個下筷子，沒有一點中國人慣常的禮讓客氣、繁文縟節。儘管主人點菜一般都有富餘，但他每次都像擔心吃不飽。

有朋友問劉曉波，在飲食上的「生猛」，是不是坐牢時養成的習慣？他回答說，是因為童年經常半饑半飽，吃飯就像打仗。小時候，家裡五個孩子跟父母還有奶奶、外婆擠在一張桌子上吃飯，筷子跟筷子不時碰到一起。飯菜有限，油水更少，五個正在長身體的、生龍活虎的男孩子，如果不搶著吃，飯菜就到不了嘴裡。

關於那幾年艱難的生活，劉曉波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一九六一年，我剛上小學，大饑荒蔓延全國。我家五個男孩，食品緊缺，奶奶和外婆時常弄些野菜回來，與很少的高粱米一鍋燉，每個孩子只能分到一碗。那年，我大哥十二歲，二哥九歲，正值瘋玩的年齡，但由於餓，我們放學回家後，再沒氣力出去玩，只能並排躺在通鋪上，等待晚飯上那碗可憐的野菜粥。」在有「中國糧倉」之稱的東北地區，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的生活狀況尚且如此，中國其他地區饑荒之嚴重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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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術脈絡而言，劉曉波跟父親劉伶之間並無傳承關係。儘管從科系上來看，父子倆都屬於「中國語言文學系」，但他們的研究領域各不相同，基本上沒有交集。不過，知識分子家庭一般都比較重視子女教育，這一點讓劉曉波從小受益匪淺。他從小就有書讀，也愛讀書。

劉家一共有五個兒子，劉曉波在家中排行第三。大哥劉曉光，在進出口服裝公司和軍隊幹部休養所當過幹部。二哥劉曉暉，為歷史學者，現任吉林省博物館副館長。四弟劉曉暄，為生化博士，現任廣東工業大學材料與能源學院工程系教授、系主任，在幾兄弟中與劉曉波關係最為親密。九〇年代初，劉曉暄曾受哥哥牽連，報考清華大學博士受阻。不過，他支持和敬重哥哥的選擇。劉曉波第四次被捕之後，是劉曉暄代表劉家人到法庭旁聽。五弟劉曉東，九〇年代初，因突發心臟病英年早逝。

劉曉波的兩個哥哥都與體制較為接近，不認同弟弟的人生選擇，由於擔心在仕途上受到影響，「六四」之後很少跟弟弟來往，還常常埋怨弟弟給這個家庭蒙上一層陰影。有時候，兄弟姊妹雖然有血緣之親，卻是「最親密的陌生人」。翁山蘇姬的哥哥為了父親遺留下來的房子，而將妹妹告上法庭，甚至有人說，其做法受到緬甸軍政權的指使。劉曉波的哥哥雖然不至於如此，但兄弟感情確實相當淡薄。

劉伶是中共老黨員，晚年享受少將待遇，是一名對共產黨有突出貢獻的「將軍」。青年時代曾獲「社會主義建設青年積極分子」稱號。雖然在「文革」中受過衝擊和迫害，但對共產黨總體上是認同的，認為共產黨可以自己糾正錯誤。「六四」之後，劉伶在「組織」的安排下，到北京秦城監獄探視兒子，並勸說兒子認罪。

劉伶的學生、文學教授王東成回憶說，九〇年代初，劉伶和劉曉波的繼母曾到過北京，找上王東成與劉曉波一起吃了頓飯。老先生希望王東成多勸勸劉曉波，讓其放棄批判中共的立場，此後安安靜靜地過普通人的日子。但是，王東成認為，劉曉波的選擇並沒有錯，從未在這方面勸過劉曉波一句。老先生對王東成亦不甚滿意。

儘管如此，僅僅因為身為劉曉波的父親，劉伶時常受當局騷擾。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他更是被嚴令不得接受外國媒體訪問。雖然早已退休，但其軍人身分伴隨一生，永不解脫。當局正是利用這一點，像當年阻止揭露SARS疫情和「六四」屠殺真相的老軍醫蔣彥永繼續開口一樣，不允許劉伶公開為兒子抱不平。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二日，七十九歲的劉伶因患肝病入住大連的一間醫院。病情嚴重，已不能行走，只能臥床。即便如此，瀋陽軍區派出兩名軍官到醫院，嚴密監控，主要為阻止記者或非家屬前來探訪。劉曉暄對「美國之音」表示，父親過去一年經常進出醫院，家人可以去看望，但其他人不行。當記者問及「軍區派人來是陪同還是監控」時，他回答說：「不知道，怎麼理解都可以。」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日，是劉伶的八十大壽。他的幾個兒子商量如何為父親祝壽──在獄中的劉曉波卻不能去探視重病的老父，甚至不能送去書信和禮物。自從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他的家人被剝奪了法律規定的探視權。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二日，中國傳統的中秋節，劉伶病逝於大連。據美聯社、法新社等媒體報導，劉曉波獲准在其兄弟的陪同下短暫出席父親的葬禮。當局如臨大敵，附近幾個街區實施戒嚴。附近居民議論紛紛，還以為有中央領導前來視察。

[1] 編注：祥林嫂是魯迅小說《祝福》中的人物，也是一個悲劇角色。她早年嫁給比她小十歲的丈夫，後來丈夫不幸去世，改嫁之後又再次死了丈夫，唯一的兒子又被狼給叼走了。於是她到處向人訴說這個慘況，最後她因此成了一位人見人煩的倒楣鬼，人人避之如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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