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看哪，那個口吃的人──我與劉曉波交往的點點滴滴
返回目錄頁好人進監獄
酒徒成英雄
這個國家是一台戲
演給魔鬼看。
為那個有些口吃的讀書人晨禱。
──蘇小和，〈無題〉
與馬丁．路德．金恩相遇
二〇一〇年十月一日，我應邀訪問亞特蘭大，當地華人教會的陳雪濤弟兄陪同我去參觀馬丁．路德．金恩的故居。一如大部分的美國城市，亞特蘭大的老城區衰落而破敗、人口稀少，只有這條「馬丁．路德．金恩之路」上，行走著著熙熙攘攘的遊客。這個當年典型的中產階級社區被完整地保留下來，其中有金恩博士出生的那棟房子，也有他侍奉過的那座教堂。在紀念館中，我聽到喇叭中正在播放金恩博士於一九六四年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講：「我相信總有一天，人類要躬身在上帝面前，為其制止戰爭和流血的行為得加冕。非暴力的救贖之路在世界各地延伸，直到每個角落。」歷史彷彿凝固，熱情似火的金恩博士似乎依然在場。
那一刻，我想起了獄中的劉曉波，我親愛的師長與友人。金恩博士天生就是一個演說家，他的演說鏗鏘有力、激動人心；劉曉波則是一個口吃的讀書人，柔和而堅韌，如同壓傷的蘆葦卻不折斷。我們與故居的解說員，一個年輕的黑人女孩聊起了劉曉波，我們告訴她，在中國有個名叫劉曉波的作家，正在從事著馬丁．路德．金恩的事業。這個女孩向我們豎起了大拇指。
陳雪濤特意在紀念館中購買了一本金恩的畫冊，託我送給他敬重的劉曉波。我帶著這本書飛越了大半個美國。
一個星期之後的十月八日，我在洛杉磯南加州大學作完一場演講後，在酒店的房間內，等待著諾貝爾和平獎揭曉的消息，徹夜不眠。
凌晨兩點半左右，當電視螢幕上出現劉曉波那張再熟悉不過的照片時，我在黑暗的房間裡跪地祈禱，失聲痛哭。我在成年之後從未如此痛哭過，我將頭埋在枕頭中，任由眼淚汩汩地流淌。是因為等待的時間太久了，還是因為好消息到來時毫無心理準備？
此時此刻，我的身體中，彷彿有一顆二十一年前射入的子彈被取出來，無比疼痛卻又無比舒暢。
我一邊觀看電視上的評論，一邊再次翻看這本馬丁．路德．金恩的畫冊。朦朦朧朧中，劉曉波的臉龐與金恩的臉龐重疊在一起。我認識曉波整整十年了，這十年來的風雨兼程，如電影中的畫面，一幕接一幕地浮現在眼前。所有的孤獨與苦痛，以及被輕蔑與被羞辱的經歷，此時全都得到了安慰。
＊
十月十四日下午，我從舊金山返回北京。在首都機場，海關工作人員有針對性地搜查我的行李，將四件大小箱包翻了個底朝天。一位海關工作人員如獲至寶地發現了這本馬丁．路德．金恩的畫冊，一頁一頁地仔細翻閱了長達十五分鐘左右。我不知道他究竟是真心喜歡讀這本書，還是希望從中找到將其沒收的蛛絲馬跡。最終，他將這本畫冊還給我。
但是，由於監獄規定不能送入中國之外出版的外文書籍，這本書不知道還將在我這裡保留多長時間。什麼時候，一名早已離開人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祝福，才能送達另一位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手上呢？
在匈牙利共產黨執政的時代，作為「中歐最傑出的政治學思想家」的畢波（Bibó István），成了統計局圖書館的雇員，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六年中，與學術界失去聯繫，完全生活在孤獨中。如何能分辨出這個按門鈴的人究竟是一個崇拜者，還是政治警察的密探呢？讓畢波最難忍受的，是知識和精神上的孤獨。而連圖書館雇員的身分都不可能擁有的劉曉波，戰勝了孤立與孤獨，與真理為伴，他自足而充實。如王丹所說，當年那些慷慨激昂地追求民主自由的同伴，經過漫長的二十年之後，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人都變了，唯有曉波沒有放棄昔日的理想。
金恩博士說過：「每當有事情發生的時候，懦夫會問：『這麼做，安全嗎？』患得患失的人會問：『這麼做，明智嗎？』虛榮的人會問：『這麼做，受人歡迎嗎？』但是，良知只會問：『這麼做，正確嗎？』」在歷史的轉折關頭，馬丁．路德．金恩和劉曉波都作出了正確的選擇，那就是順應良知的選擇。
「你的問題就是交上了劉曉波這樣的朋友」
此刻，回憶是甜蜜的。
但是，要描述一位如此親密的朋友並不容易。因為劉曉波跟我太近了，像親人一樣，我與他之間沒有一個觀察與審視的距離。
過去十年以來，能夠與劉曉波並肩走在捍衛自由與爭取人權的道路上，是我莫大的幸運與榮耀。上個世紀三〇年代，文化界流行一句名言──「我的朋友胡適之」，當時人人都以能成為胡適之的朋友為榮；而我說「我的朋友劉曉波」的時候，是嚴重而真誠的，因為劉曉波確實是我一生中最敬重、最親密的師長和朋友。
我第一次接到劉曉波的電話，是在一九九九年底的某一天，後來我才知道那是他第三次出獄後不久。那時，少年成名的我有點像八〇年代中期的劉曉波，成為許多大學競相邀請去演講的嘉賓。那一天，我受邀去中國人民警官大學作題為「魯迅與中國文學」的演講。校方派出一輛轎車來接我，隨行的除了學生社團的負責人之外，還有一位是系主任級別的老師，他們都穿著筆挺的警服。我們正在車上聊天，忽然手機響起來。我剛一接，那一頭便傳來結結巴巴的詢問聲：「你、你、你，是余杰嗎？」
我回答說：「我是啊！請問你是哪位？」那邊傳來有濃郁東北味道的普通話：「我是劉曉波啊！」我大吃一驚，他真的是我十六歲時百讀不厭的那本《劉曉波其人其事》的主角嗎？真的是我的啟蒙老師劉曉波嗎？
沒想到，他一句也沒有跟我寒暄，劈頭就說：「我看到你在陝西電視台的那個對話節目中，我不同意你的觀點。」我想了想，確實有這麼一個節目，不久前，陝西電視台的一檔對話節目請我和西安的人文學者尤西林一起討論中國的教育危機。主持人是還在大學念書的郭宇寬，一個思維敏捷的帥小夥子。我想，那次的節目是批評教育腐敗的，難道我說錯了什麼話？
電話的那一邊是直言不諱的批評：「你引用了一句鄧小平的話，鄧小平說，中國最大的失敗是教育。這句話引用不當，你知道鄧小平是在什麼情況下說的嗎？是在八九年，他說教育的失誤是指沒有加強思想政治教育，他嫌當局對大學生的洗腦不夠。你連背景都不弄清楚就在電視上亂說……。」他說話的聲音很大，在轎車狹小的空間裡，我擔心被穿警服的教授和學生聽到，趕緊說：「劉老師，您說得對，好，好，今天先談到這裡，改天有機會面談吧。」
當我掛斷電話時，大概劉曉波認為我是一個年少輕狂的傢伙，不願接受直截了當的批評意見吧。而我也在想，他也真夠直率的，我們連面都沒有見過，第一次通話就是這樣一番猛烈的斥責。不過，不久之後，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沒有提及電話中那尷尬的一幕，我也沒有向他解釋我當時不便在電話中暢談的原因，直到今天。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六點，我與劉曉波同時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傳喚。此事緣於我與劉曉波計畫寫作一份年度的中國人權狀況報告。每年，美國國務院都會發布一份中國人權狀況報告，中國方面則以一份自我表揚的人權白皮書來應對之。我和劉曉波認為，最有資格撰寫這份報告的，應當是我們這群生活在中國國內的，獨立於任何政治勢力、政府和機構之外的民間知識分子。我們有責任自行撰寫一份更加真實、更加客觀的人權報告。就在我們剛開始商討如何撰寫這份文件時，祕密警察侵入我們的電郵信箱，知曉了這一切，遂對我們發起傳喚，並強行從我們家中抄走電腦，刪去所有資料和文章。
那次，在長達十四個小時的通宵審訊中，警方上演了最為拙劣的一幕劇本是：一名警察從外面拿來幾張小紙條，故作神祕地放在負責審訊我的一名年長的便衣警官桌上。這名主審警官故作驚訝地看了幾分鐘之後，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還年輕，你的問題只是交友不慎，誰讓你跟劉曉波這樣的漢奸、賣國賊做朋友呢？他誘惑你誤入歧途了，你知道他拿了中央情報局多少的錢嗎？你不知道吧？他沒有分一些給你吧？你沒有拿最好。你看，他在那邊什麼都招供了，他將所有的責任都推卸到你的身上。對你來說，最好的選擇，就是揭發他，跟他劃清界限。這樣，黨和政府就會原諒你的。否則的話，你離監獄就只有一步之遙。」他們以為這樣的把戲就可以欺騙我嗎？不過，他們有一點說對了：若非曉波的引導，這些年來，我不會在反抗專制的道路上走這麼遠。
在五年多之後，這個把戲又故技重施。二〇一〇年七月五日，我因為計畫在香港出版新作《中國影帝溫家寶》，再次遭到北京警方的傳喚。在這次長達四個半小時的審訊中，自稱對我研究了十年之久、手上保存著全世界關於我最完整資料的國保警官朱旭，第一次與我面對面。他煞有其事對我說：「劉曉波是你的老大嗎？你看看他的下場有多慘，要被我們關十一年。那麼多西方國家施加壓力又怎麼樣呢？我們根本不怕。劉曉波的判決書中提及的那六篇文章，在你發表的那些文章中，都可以找到類似的。所以，我們要像判他那樣判你，易如反掌。我勸你立即放棄在香港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的計畫，否則劉曉波就是你的前車之鑑。」他們以為這樣的恐嚇就能讓我放棄對言論自由的追求，並自動與曉波「劃清界限」嗎？既然劉曉波失去了寫作的自由，他的遭遇不僅不會讓我從此卻步，而只能激勵我承接他的使命，無所畏懼地繼續寫下去。
此種挑撥與威脅，根本無法動搖我與曉波之間的情誼。我們的相交，既是道義之交，亦是友愛之交。不僅我與曉波是最好的朋友，我的妻子與曉波的妻子也是最好的朋友。在一些重大的公共問題上，我們不必互相探問，就明確知道對方會持何種立場。曉波起草的簽名信，我甚至沒有看到文本就會答應簽名；而我起草的簽名信，曉波也是以這樣的態度來支持，這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在我們認識之前，劉曉波的妻子劉霞給尚在獄中的丈夫送去過我的處女作《火與冰》以及「黑馬文叢」的其他作品，希望他看到後輩中出現了一批具有批判意識的知識分子，並為此感到欣慰。沒有想到，曉波在這些作品中挑了很多「刺」，後來在與王朔的對話錄《美人贈我蒙汗藥》中，對這幾本書和幾個人提出尖銳的批評。
幸運的是，我很快就結識了曉波，再後來又受洗成為基督徒，將早年那些青春自戀、年少輕狂，以及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毒素，從生命中一點一點地剝離了出去。不幸的是，早在十年前，曉波對與我一起「出道」的孔慶東和摩羅等人的批判就如此準確──十年後，他們果然淪落到不堪入目的地步，成為專制政權的幫忙和幫閒。我每次聽到他們的名字就要去洗耳朵。
既有俠骨，亦有柔情
我與曉波的友情卻一天天加深。與我一樣，曉波也是一個說話口吃的人。口吃的人對這個世界有一種特殊的敏感。不過，他卻比我健談得多，人越多的場合，談興便越濃；而人少的時候，他的口吃就顯得比我更厲害，尤其是在一對一的電話中，他常常結巴半天都沒有說出一句完整的話來。劉霞打趣我們說：「上帝選擇你們兩個結巴成為說真話的中國人，可真夠幽默的。」
在這些年的交往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在曉波身上，既有俠骨，亦有柔情，柔情甚至重於俠骨。曉波對丁子霖老師等「天安門母親」群體、對許多下獄的政治犯家屬，無不悉心照料、噓寒問暖。雖然他自己長期遭到當局的封殺，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公開授課，只能靠在海外發表文章的稿費維持生活，卻從不吝於幫助那些處境比他更加困難的人士。
曉波曾對我說，他在獄中的時候，深知在外面的劉霞的苦楚。在獄中的人，其實日子好過些，刑期確定了，心情反倒很平靜，每天的生活起居都有規律，時間會過得很快。而獄外親人的生活，才是莫大的煎熬。那種等候與企盼，那種憂傷與絕望，讓人度日如年，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得起的。所以，曉波分外珍惜與劉霞一起的日子，對妻子倍加關愛與呵護，他常常對劉霞說：「你去買最漂亮的衣服穿！」也正是這樣的原因，他對許多素不相識的受難家屬無私地伸出援助之手。他經常與劉霞一起陪良心犯的家人吃飯，這甚至成了他生活中的一個習慣。吃的未必是山珍海味，但他的傾聽、安慰與鼓勵，給予許多受難家屬支撐下去的勇氣。受難家屬群體對曉波的尊敬與感激，並不僅僅是他的那些被余英時教授譽為「獅子吼」的、為弱勢群體發聲的文字，更是因為他的慈悲心腸和不求回報的愛。
曉波對作為晚輩的我亦關懷備至。有一次，我爸爸媽媽到北京來玩，他知道之後，說一定要請他們吃一頓飯。他特意訂了一個很好的餐廳，點菜時也專門挑好菜。聽到我爸爸說喜歡吃北京烤鴨，便點了那種最貴的烤鴨。雖然我爸爸媽媽只比曉波年長不到十歲，曉波卻禮貌地稱呼他們「叔叔」、「阿姨」。
曉波說，我知道您們兩位老人很擔心兒子的安全，當年我父母也是如此，但後來他們都想通了，覺得既然阻攔不了兒子，還是尊重兒子選擇的人生道路。所以，您們兩位老人要為孩子感到自豪，他做的這些事情，儘管現在遭到強權的打壓，也不被大多數人所理解，但歷史肯定會有公正的評價。曉波的一番話，讓我爸爸媽媽很受感動，他們在回家的路上反覆說，想不到文章如此凌厲的劉曉波，生活中卻如此體貼和周到。
我們的孩子滿月之後，曉波和劉霞第一個上門來探望。他們帶來一幅劉霞的新作《如花》作為給孩子的禮物，畫面上是一朵深藍色的、幾近於黑色的花朵。是啊，只有如此倔強的花朵，才能在最貧瘠、最荒寒的土地上怒放，如同曉波和劉霞一樣。曉波與前妻有過一個兒子，「六四」之後，曉波被捕入獄，家庭瓦解，前妻赴美定居，孩子由外公、外婆照顧。在多年的交往中，曉波從來沒有提及過孩子的情況。劉霞有一次悄悄告訴我們，他們父子之間聯繫很少。我想，對於孩子來說，他未能盡到一個父親的義務，這一定是曉波心中最深沉的隱痛。
就像曼德拉一樣，當他從監獄裡出來的時候，他的孩子們說：「我們認為我們有父親，並且有一天他將會回來。但是，讓我們失望的是，我們的父親回來後又不和我們一起了，因為他現在成了國父。」曼德拉感歎說：「作為一國之父是莫大的榮譽，但作為一個家庭之父卻是莫大的愉快。然而，這種愉快對我來說實在是太少了。」
劉曉波也是如此，他何嘗不想做一名好父親！一九九六年，當劉曉波與劉霞結婚的時候，他們約定不再要孩子，因為他們的生活狀況不適宜於孩子的成長。這個國家太黑暗、太陰暗、太邪惡，不能讓孩子在這裡受到有形無形的傷害。
雖然劉曉波和劉霞決定不要孩子，但看到我們的孩子的時候，立刻便像寶貝一樣抱在懷裡端詳。曉波眉開眼笑地說，還是跟媽媽長得像。那一刻，我想，如果他們當了爸爸媽媽，該是多好的父母啊。
＊
在日常生活之中，我與曉波都深知對方的嗜好與習慣。既是精神之友，更是「酒肉朋友」。每當發現哪裡開了一家好吃的餐廳，我們都會立即通知對方，約好一起去品嘗。我們都愛吃川菜，作為東北人的曉波的「耐辣力」，居然超過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四川人。我們常常去的一家餐館，是朋友忠忠開的那家堪稱全北京城最辣的川菜館「食盅湯」。我們在那裡大快朵頤，開心地談天說地。曉波最愛吃的一道菜是麻辣牛蛙，整整一大鍋翻滾著紅油的牛蛙，還有青筍、粉條、泡菜等等。他總是「戰鬥」到最後一刻，吃完火鍋中最後的那點食物，撫摸肚子作意猶未盡狀。我和曉波都好肉而不好酒，劉霞倒是品酒大師，舌尖一舔能品出各種紅酒的優劣來。每次劉霞喝酒時，曉波便在一邊溫情脈脈地看著她，甚至比自己喝酒還要陶醉。
曉波入獄之後，再也吃不到這些好吃的了。劉霞告訴我，獄中的伙食很差，曉波常常吃清水煮的馬鈴薯，胃病又犯了。每次去探監，她都會給曉波帶去真空包裝的醬肘子，大塊的肉才能讓曉波解饞。我和妻子請劉霞吃飯，遇到好菜便會想起曉波狼吞虎嚥的模樣來。曉波，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再一次同桌吃飯呢？這些好吃的，都給你留著，希望你永遠有好胃口。
他眼淚為誰而流？
劉曉波通常笑聲朗朗。在這十年的交往中，我只見過他有兩次大聲哭泣。一次是二〇〇八年十月安葬包先生的骨灰時，他哭泣著宣讀了〈包包，我們愛你〉的短文。再有一次，是二〇〇三年七月，我第一次訪美歸來，約上曉波夫婦，到丁子霖老師家中，播放在紐約舉辦的「萬人傑文化新聞獎」的頒獎典禮錄影帶。
那一年，我和楊逢時同為「萬人傑新聞獎」得主，我們的獲獎都與我們的「六四情結」有關。楊逢時本來是一位單純而高雅的音樂家，「六四」屠殺的時候，她正在準備芝加哥大學音樂系的博士學位畢業公演。從遙遠的故鄉傳出來的槍聲和哭喊聲，讓她從藝術世界回到現實世界。此後，她在芝加哥堅持舉辦一年一度的「紀念六四音樂會」，由此被剝奪了回國探親的權利。楊逢時在獲獎感言中說，她永遠跟天安門的母親和孩子們在一起。我的獲獎感言也圍繞「六四」展開，我說：「天安門的坦克和鮮血是最為直接的啟蒙。我發誓要說真話、要拒絕謊言、要擺脫奴役、要捍衛自由、要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
聽我講到這裡時，曉波突然從沙發的另一邊走過來，將我緊緊抱在懷裡，嚎啕大哭起來。平時，曉波是我敬重的師長，雖然偶爾也會跟他開一個玩笑，但我對這位精神上的啟蒙者始終懷著深切的敬意。此刻，曉波在我的面前卻像一個委屈的孩子一樣，鬱積已久的哀傷如潮水般湧出。我擁抱著曉波，拍拍他寬闊的背部，能感覺到他身體的顫抖。我也哭了起來。丁老師和蔣老師、劉霞以及我妻子，亦在旁邊抹眼淚。
此刻，我們都是迷路的孩子，被欺騙的孩子，失魂落魄的孩子。多少年了，我們一直在等候公義與慈愛的降臨，公義與慈愛卻長久地在這個國家缺席了。在這破絮般的黑暗中，如何找到腳下的路？
如今，我們的傷痕終於被上帝之手所撫慰。九〇年代以來，曉波如同一塊被時間和苦難淘洗得晶瑩剔透的碧玉，早已去除了當年個人英雄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的污垢，他變得越來越溫和、越來越寬容、越來越謙卑，用劉霞的話來說，就是越來越讓人感到「舒服」。他將自己看著是成千上萬、努力有尊嚴地活著的同胞當中的一員，這一群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通過採取被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稱作是「那些無名的人、被人遺忘的人、善意與愛的小小行動」而證明了和平與公義的存在。
和平與公義確實存在，「有心栽花花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的諾貝爾和平獎就是一個例證。據說，中共黨魁胡錦濤誇口說，要拿出幾十億美元阻攔劉曉波獲獎這件事。然而，五個弱小的老人頒獎給一名在獄中的囚徒，這件看上去不可思議的事情，就這樣施施然地發生了。諾委會的那五個挪威平民，終究沒有向那九個中國掌權者低頭。
此刻，我又想起二〇〇五年七月三十日，我們方舟教會舉行的一次戶外洗禮。那天，我邀請曉波同行，他欣然應允。我們選擇的地點是北郊懷柔的一個小水庫，為了避免被遊人打擾，凌晨五點，大家就從城裡出發，六點多到達水邊。在「流不斷的綠水悠悠、遮不住的青山隱隱」之間，我們的洗禮還沒有正式開始，曉波便將外套一脫，縱身躍入湖中。在整個洗禮的過程中，他都如同守護者一般，在周圍游弋和觀禮。他仰泳的時候，宛如與天、地、水融為一體。
是啊，這麼多年了，這個如此熱愛自由的人，卻從未享受過一天自由的生活。曉波累了，曉波也需要放鬆的時刻。當曉波在水中暢快地游泳的時刻，如一條魚一樣靈活而輕盈。他就像回到天父的懷抱一樣，終於自由了。我低頭為他祈禱，願主賜予他從天上而來的力量、智慧與勇氣，願他因真理得自由。
在諾貝爾獎頒布之前幾天，曉波在給劉霞寫的一封信中說，我和妻子托劉霞帶去的兩袋大棗已經收到了。那是我們特意從河南訂購的一種最好的大棗，肉厚而糯軟。曉波說，中秋節的晚上，同一個囚室的六名囚徒，各自拿出一件珍藏的食品來，大家一起分享。曉波拿出我們送去的那包大棗，大家都說，這是他們平生中吃過最好吃的大棗。劉霞告訴我們這個細節之後，我和妻子一起低頭禱告，願曉波早日歸來，帶著天使的翅膀和天使的心靈歸來。
曉波每一次失去自由，都是為了讓更多的國人擁有自由；曉波說過，當所有的中國人都獲得自由之後，他的願望是到卡繆所熱愛的地中海去，沐浴著那無比熾熱的陽光，暢遊一番。
那一天，已經不再遙遠。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六日
被非法軟禁在北京家中的第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