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自由之心，重新啟航
返回目錄頁劉曉波的獲獎，如同一束光照在黑暗裡，黑暗雖然不接受光，卻無法將光消滅掉，而且，這光還會越來越強烈，直至有一天，將黑夜變成白天。
無論是中國同胞，還是全球民眾，都對劉曉波未來的走向抱以厚望。曼德拉、沙卡洛夫和維瑟爾，代表了三種不同的改變世界的路徑。這三種可能性在劉曉波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他會成為「中國的曼德拉」嗎？他會成為「中國的沙卡洛夫」嗎？他會成為「中國的維瑟爾」嗎？在這三者之間，他更像誰？他的事業方向和人生定位與哪位更加接近？
在諾貝爾獎頒獎演說中，諾委會主席亞格蘭說，對劉曉波的頒獎讓他想到了曼德拉。他們都是為改變社會作出巨大犧牲的普通人，他們因為巨大的犧牲而成為傳奇人物。
從青年時代開始，曼德拉對自己的定位就是政治家和行動家，以及取消種族隔離制度最前線的鬥士。他毫不畏懼漫長的牢獄之災，在給妻子的信中，他寫道：「肉體的枷鎖常常會成為心靈的翅膀。」他在牢中生活了二十七年，成為南非人民精神和道義的象徵。剛一被釋放，他便馬不停蹄地投入政治活動，足跡遍布全國各地，並出訪數十個國家。一九九三年，曼德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已經七十五歲了。此後，在諾貝爾獎的光芒之下，他推動起草非種族主義的南非新憲法。一九九四年，南非舉行第一次多種族大選，非洲人國民大會取得決定性勝利。五月十日，曼德拉宣誓就任總統。
在諾貝爾獎的歷史上，與曼德拉相似的人物，從獨裁政權的階下囚成為民主時代的國家元首的，還有華勒沙、金大中等人。他們是所在國家民主化轉型的樞紐。
非常遺憾的是，劉曉波獲獎前後，曼德拉未能對這位跟自己有著相似經歷的人權鬥士表示支持與讚揚。他不可能不知道這一事件──他的密友圖圖大主教就是劉曉波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也許因為南非與中國之間有密切的貿易關係，曼德拉不得不保持緘默；也許是因為曼德拉年輕時候對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他的思想中存在著相當的左翼色彩，所以他始終不願公開批評中共政權。
除了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將劉曉波與曼德拉相提並論之外，輿論也多次提及劉曉波與沙卡洛夫之間的相似之處。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評論說：「作為獲獎者，劉曉波的地位跟沙卡洛夫相似，可以被視為當之無愧的獲獎者。」雖然相隔三十五年，但這兩位得主確實互相輝映，他們背後都有一個「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邪惡帝國，他們勢單力薄，非常需要外界的支援。
劉曉波獲獎時五十五歲，沙卡洛夫獲獎時五十四歲，他們獲獎時的年齡十分相近，更為接近的還是思想立場和身分定位。沙卡洛夫從六〇年代開始參與反對核武器擴散和捍衛人權的活動，並因反對蘇聯出兵阿富汗，遭到逮捕和流放。他的住所經常被KGB搜查和劫掠。即便如此，他還是竭力幫助蘇聯境內最早的一批獨立政體團體的成立。比起具體的政治議題來，沙卡洛夫更看重道德和價值的議題，他將道德準則和精神自由看得高於一切。連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也承認，沙卡洛夫是「道德的水晶」、「他是我們科學家之中的聖人」。
在沙卡洛夫生命中的最後幾年，他作為科學院的代表，成為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一員──他努力讓這個虛有其表的人民代表大會向新型的國會邁出了一大步，他是民主派最強有力的聲音。一九八九年，他突發心臟病逝世。可是，即便沙卡洛夫再多活一些歲月，也不會謀求更高的公職和政治地位。在本質上，他是一名獨立於權力之外的知識分子。
其實，與劉曉波更相似的諾貝爾獎得主，是此次頒獎中不曾被提及的維瑟爾。被視為「在一個世界上充塞著暴力、壓迫和種族主義的時代中最重要的精神領袖和嚮導」的、一九八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維瑟爾，是更加個人化的知識分子典範。
一九二八年，維瑟爾出生於羅馬尼亞的錫蓋特鎮（Sighet）。當他十四歲時，全家被運到奧斯威辛集中營。他看到母親和妹妹被送進毒氣室，他的父親被轉運到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集中營並死在那裡。一九四五年，維瑟爾被盟軍解救，此後長期從事新聞報導和寫作，他的所有著作都與一個主題相聯繫：大屠殺。「你可以擺脫奧斯威辛，但奧斯威辛永遠不會擺脫你。」正是通過寫作，他從A7713號囚徒重新成為一個人──一個奉獻給人類的人。維瑟爾擔任過美國大屠殺委員會主席，推動在華盛頓建立一座規模巨大的大屠殺紀念館。他從來都不是活躍的政治活動家，文質彬彬、羞怯內斂，始終保持著作家、記者和學者的本色，他最熱愛的工作是在大學擔任教授，向年輕一代講述歷史和真理。
在這三者之間，劉曉波從本性上來說，最接近於維瑟爾。他是一個具有率真任性的知識分子氣質的人。與維瑟爾捍衛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歷史與記憶一樣，他是「六四」屠殺的歷史與記憶的捍衛者，他是為「六四」亡靈而活的：「關於死亡，我能說的、寫的、做的，無論如何，決不會多於亡靈臨終前的一瞥，也絕不會多於天安門母親守護遺像的白髮。這俯視所帶來的震撼，不啻於對我這個倖存者的道德審判。這白髮所召喚的明天，就是對我這個倖存者的永遠激勵。」為已經無法言說的亡靈開口，是他一生都不會放棄的事業。
如果中國能順利實現民主化，且又能誕生一批參與實際政治運作的政治家，那麼，劉曉波或許會像維瑟爾致力於建造納粹大屠殺紀念館那樣，將後半生主要的時間、精力和影響力，投入到建立以「六四」屠殺為主體的「共產主義大屠殺紀念館」的事業之中。將毛澤東的屍體從紀念堂中遷出，將其改造為共產黨大屠殺紀念館，這是一個絕佳的創意。劉曉波也會圍繞大屠殺的主題展開寫作和研究，甚至在大學（比如他的母校北京師範大學）擔任教職。他也有可能效仿台灣民主的先驅者林義雄，從事更加草根性的工作：林義雄將老宅改建成台灣民主紀念館，親自為前來參觀的中小學生擔任解說員。這也會是一項劉曉波熱愛的事業。
當然，為呼應時代的需要，劉曉波也許會選擇一些當年沙卡洛夫從事過的工作：首先是在風衰俗怨、價值失序的變革時期，致力於能被民眾所接受的精神價值創建，倡導新道德原則的樹立；進而參與更為實際的政治運作，但不是直接介入具體的行政事務，而是在未來中國的議會中擔任議員之類的角色；甚至當中國的制度轉型進入最艱巨階段的時刻，他當仁不讓地出面扮演民間力量和反對派的精神領袖，與共產黨政權展開艱苦的談判，最終促成官方與民間的諒解與和解。
如果中國在制度轉型的過程中遇到更大的困難，而民間又始終不能湧現出被各階層認可的新一代組織者和領導者，那麼歷史或許就只能要求作為諾貝爾獎得主的劉曉波繼續往前邁進一大步──成為中國的曼德拉，成為民主中國的第一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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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激發了中共當局的強烈抗議，也有不少西方人認為這一決定缺乏理智，只會助長中國政府內部強硬派的勢力，使中國體制內的開明派受到遏制。事實上，每逢委員會作出此類較為敏感的決定時，總有一些滿足於現狀的人站出來說，「應該採取負責任的態度」，這次也不例外。一九七五年的沙卡洛夫、一九八〇年的埃斯基維爾、一九八四年的圖圖大主教、一九八九年的達賴喇嘛和一九九一年的翁山蘇姬，當他們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也有人站出來抗議，聲稱與其刺激專制政府，不如採取懷柔態度。
歷史證明，這樣的說法是錯誤的。上述極權國家，除了緬甸與中國之外，別的政權都已垮台。儘管諾貝爾和平獎的影響因各國的具體情況而不同，但毫無疑問，它使極權政府感到恐慌，使政府內部出現分歧，同時也促使西方民主國家的外交路線不至於過於偏離普世人權的原則。
特別是在面對那些專制國家的時候，諾貝爾委員會選擇獲獎者的目標十分明確：選擇一個帶有象徵意義的人物，以便在將來，即便是在很遙遠的將來，能夠匯聚並且引導變革的運動。一九七五年，沙卡洛夫獲得和平獎的時候，正是在西方同蘇聯簽署《赫爾辛基協定》之後的幾個月。諾貝爾和平獎強調了《赫爾辛基協議》中除了經濟與軍事之外，還應包括人權。同樣，一九八四年，諾貝爾獎評委將和平獎頒發給圖圖主教，也是一石三鳥：首先是批評南非政府用聖經來為種族隔離政策辯護的荒謬性，其次是指出南非國大黨採取暴力抗爭方式的虛幻性，最後也是警告西方政府不要助紂為虐。
南非的和平轉型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在亞格蘭對劉曉波的頒獎演說中，回顧了諾委會是如何參與南非的和平轉型進程：「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曾向南非人士頒發過四項和平獎。所有四位得主都親臨奧斯陸。但一九六〇年亞伯特．盧圖利（Albert J. Lutuli）和一九八四年圖圖大主教的獲獎，都引起了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強烈不滿。直到一九九三年曼德拉和戴克拉克榮獲和平獎，才終於博得了雷鳴般的掌聲。」如果以這一歷史為參照，南非需要四個諾貝爾獎得主的合力才能實現和平轉型，那麼，「船大掉頭難」的中國，和平轉型的過程更為艱巨，需要的不僅僅是四名諾貝爾獎得主，而是更多的諾貝爾獎得主。所以，在劉曉波之後，還應當有更多的中國人獲得此種殊榮，然後與劉曉波並肩作戰、風雨兼程。如果說劉曉波可以比擬為曼德拉，那麼，在蘊含著未來中國的寬恕與和解信念的中國家庭教會中，應當出現像圖圖大主教那樣的人物；在中國的舊體制內部，也應當出現像戴克拉克那樣順應潮流、以變求存的人物。那一天，還有多遠呢？
榮獲諾貝爾獎之後，儘管劉曉波的身體仍然被關押在獄中，但他的精神已然重新啟航。學者蘇曉康評論說：「劉曉波還在牢裡，已經承荷了國際社會與中國民間的巨大期望，他能做什麼呢？」諾貝爾獎雖然光芒四射，但中國的黑暗積澱得太深了，這光芒真能射穿那如同破絮般的黑暗嗎？
劉曉波就是一縷黑暗最深處的光。歷史已然選中了劉曉波，無論中共當局將如何苛待他、污蔑他、封殺他，他已經與中國的民眾一起踏上了一段新的征程。沒有人能阻擋這披星戴月的腳蹤。任何一個中國的執政者都不能完全無視劉曉波的存在，並將囚禁劉曉波當作其統治固若金湯的標誌。恰恰相反，將劉曉波多關押一天，中共未來轉型為民主體制下合法政黨的可能性就降低一分。中共領導人可曾掂量過這巨大的代價？
諾委會主席亞格蘭在頒獎演說中指出：「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繼續保持快速的經濟增長，就需要有言論自由、研究自由和思想自由作為前提條件。……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新地位，意味著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中國必須做好準備接受批評，並將此視為一種積極的輸入，一種改進的機遇。」擁有十三億人口和GDP躍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國，只有實現了民主化，尊重每個公民的基本人權，方能成為推動世界和平的正面力量。在這個意義上，頒獎予劉曉波，是諾貝爾獎委員會近年來做得最正確、最勇敢，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決定。
在頒獎典禮之後的晚宴上，諾委會副主席菲弗（Kaci Kullmann Five）作了一場動人的演講，彷彿是跟獄中的劉曉波面對面的一次交談，她說：「作為諾委會成員，我無權披露我們討論時的詳情，但我願意做個小小的犯規。劉曉波，當我們決定選擇你之後，我們也反詰自己的良知：添加這麼沉重的責任，對你和你的家庭是公平的嗎？你會不會覺得我們授予你和平獎，反而讓你更艱難了？後來看到劉霞興奮不已地對CNN說：『榮獲和平獎是巨大的榮譽，也承擔了更大的責任。』兩天後她去監獄，你喜極而泣說：『我沒想到他們敢於授獎給一個監獄裡的犯人。』聽到你們的反應後，我如釋重負，欣喜於你絕不是一個不情願的獲獎者。」
是的，榮獲諾貝爾獎的劉曉波，已經成為一個匯聚變革力量、並引導變革運動的象徵性人物。今天，有或者沒有這樣的人物，對中國的未來而言，絕對是不一樣的。
一聲驚雷之後，人們期待的春雨必將降臨。
一道閃電之後，人們盼望的黎明終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