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為什麼頒獎給劉曉波？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B. Nobel），瑞典化學家、工程師和實業家，是黃色炸藥和引爆裝置在宣傳、生產、銷售方面最早和最傑出的組織管理者。諾貝爾一生沒有子嗣，他留下了一份遺囑，決定將全部財產用作科學文化獎勵基金。這就是舉世聞名的諾貝爾獎金。

諾貝爾基金會委託相應機構向諾貝爾獎得主頒發三項獎勵：金質獎章一枚、獎狀一份、獎金一筆。獎金的數量視基金會的收入而定。一個多世紀以來，由於基金會經營得當，基金不斷增值，使獎金的單項金額增加到一百多萬美元。

一百多年來，諾貝爾獎被認為是全球範圍內最權威的獎項。而和平獎的地位又比其他的科學、文學、經濟學的獎項更為崇高。人類有史以來還沒有哪個榮譽，像諾貝爾和平獎那樣，自從頒發以來，逐漸建立起近乎「上帝般」令人敬畏和仰望的權威。

諾貝爾獎的其他獎項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頒布並舉行頒獎儀式，唯有和平獎在挪威首都奧斯陸頒布和舉行頒獎典禮。和平獎由挪威議會委託的一個五人評委會評選，該委員會的決定不受任何政府、財團和組織的干預和影響。

頒獎儀式安排大約為九十五分鐘。每位獲獎者有十五到二十分鐘致答辭暨諾貝爾演說，但常常超時。這些演講無一不成為重要的歷史文獻，「這是一類無與倫比的文獻，由它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時代中一些最高貴的靈魂在今日人類所面臨的最關鍵、最嚴酷的問題上所做的許多工作，看到對暴力的遏制，看到在人類的團結一致上對和平的創建。」

劉曉波的獲獎，再一次彰顯出「和平獎」與「人權獎」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一樣密不可分。頒獎聲明指出，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一貫相信，人權與和平是緊密相聯的，而這些權利正是諾貝爾在其遺囑中的「促進國與國之間和睦相處」的先決條件。頒獎聲明罕見地嚴厲譴責中共惡劣的人權記錄：「中國現在已違反了其所簽署的多項國際協議，也違反了中國自己的保障政治權利的憲法。」

經歷了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之後，隨著「和平」的內涵與外延的不斷拓展，「和平」與「人權」兩大價值變得緊密聯繫、不可分割。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和平獎」逐漸向「人權獎」傾斜，獲獎者中的許多都是人權事業的先鋒：一九六四年的和平獎得主為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一九七五年的和平獎得主為蘇聯人權活動家沙卡洛夫，一九八〇年的和平獎得主為阿根廷人權活動家埃斯基維爾（Adolfo Pérez Esquivel），一九八三年的和平獎得主為波蘭團結工會領袖華勒沙，一九八四年的和平獎得主為南非宗教領袖圖圖大主教，一九八六年的和平獎得主為猶太作家維瑟爾（Elie Wiesel），一九八九年的和平獎得主為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一九九一年的和平獎得主為緬甸民主運動領導人翁山蘇姬，一九九二年的和平獎得主為瓜地馬拉人權活動家曼朱（Rigoberta Menchu Tum），一九九三年的和平獎得主為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二〇〇〇年的和平獎得主為韓國政治家金大中，二〇〇三年的和平獎得主為伊朗人權律師伊巴迪（Shirin Ebadi），二〇〇四年的和平獎得主為肯亞社會活動家旺加里．馬塔伊（Wangari Muta Maathai）……從這張名單中可以看到，諾貝爾和平獎已經成為推動全球人權進步的推手。

這種變遷符合諾貝爾的遺願。二十世紀九〇年代曾擔任諾委會主席的弗朗西茨．瑟耶爾斯蒂德（Francis Sejersted）寫道，持久的和平必須建立在對個體人權的尊重之上，諾貝爾獎對於勇敢捍衛人權的立場必須給予支持。他以二十世紀人類經歷的獨裁政權和種族清洗為例指出，一九四八年的《人權宣言》加強了國家的人權義務。此後人權義務也成為國際法中的一部分。所以，諾委會將維護人權列入評選標準是大勢所趨。

一般而言，即便公共輿論對頒獎結果存在不同看法，諾委會也不會發表後續的評論。但這一次，面對惱羞成怒的中共當局的惡意攻擊，諾貝爾委員會祕書長倫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以接受「德國之聲」訪問的方式正面駁斥之。

中共當局攻擊說，「諾貝爾和平獎已經政治化了」，倫德斯塔德指出：「和平本身就和政治緊密相關，我們今年關注的焦點是人權、民主和和平之間的關聯。諾委會多年來一直首肯這樣一種關聯。」他進而聯繫諾貝爾獎之歷史論述表示：「有些政府說諾委會在干擾和平。我們頒獎給奧斯茨基（Carl von Ossietzky）的時候，希特勒就這樣講；我們頒獎給沙卡洛夫或華勒沙的時候，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們也這樣講。這樣講的還有當年的南非、緬甸和伊朗。但從長遠看，和平與人權與民主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繫。假如政府在國內或多或少系統地鎮壓自己的民眾的話，你將無法長期保持這個社會的和平。」

樹欲靜而風不止，隨著頒獎典禮的接近，中共當局對諾貝爾獎的攻擊也日漸升溫。倫德斯塔德隨即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我們為什麼頒獎給劉曉波？〉的文章，再度回應中共當局的批評。文章指出，中國對諾貝爾委員會選擇被監禁的人權活動家劉曉波為和平獎得主的譴責，無意中說明了為什麼值得捍衛人權。「中國當局聲稱，任何人都無權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但他們錯了：國際人權法和標準高於民族國家，而且國際社會有責任確保它們得到尊重。聯合國讓會員國承諾通過和平手段解決爭端，並在《世界人權宣言》中確定全體人民的基本權利。宣言中說，民族國家將不再有最終的、無限的權力。」

倫德斯塔德繼而指出，即使中國不是憲政民主政體，它也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各國政府有義務確保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即使說話者主張不同的社會制度。這些權利也是諾貝爾委員會捍衛已久的。一個人僅僅因為表達自己的意見而被監禁十一年，這是一個悲劇。「如果要走向諾貝爾所說的國家的博愛，那麼普遍人權必須成為試金石。」

那麼，為什麼諾貝爾和平獎會頒發給劉曉波而不是其他的中國人？在當代中國人權捍衛者的名單中，有比劉曉波資格更老的民運人士，有比劉曉波遭受過更長久的關押和更殘酷的刑罰的良心犯，也有在「反共」上表現得比劉曉波更「堅決」和「徹底」的異議人士。近年來，曾被提名為候選人、且有一定呼聲的中國人和組織，有魏京生、吳宏達、「天安門母親」、胡佳、高智晟、陳光誠等。那麼，為什麼這頂桂冠最後落到劉曉波頭上？

從「八九」民運開始，作為「絕食四君子」之一的劉曉波逐漸為世界所知。但他在西方的知名度遠不如曼德拉、沙卡洛夫、金大中等人。政論家胡平發現，劉曉波雖然著作等身，但翻譯成西文的很少。劉曉波認識不少西方漢學家和記者，和很多流亡異議人士是朋友，但他並沒花什麼功夫託人把自己的著述翻譯成西文。

雖然此次推薦劉曉波為諾貝爾獎候選人的推薦者當中有多名諾貝爾獎得主，但劉曉波在入獄前從未主動尋求過他們的支持。劉曉波曾因為在西藏問題上仗義執言，贏得了達賴喇嘛的尊敬；他敬重放棄個人權力的戈巴契夫，並獲贈過一本戈氏親筆簽名的自傳。但他與這個「群星璀璨」的群體在個人層面的聯繫並不多。

儘管如此，劉曉波獲獎絕非偶然。諾貝爾委員會的五名評委並非盲人，他們有準確而全面的資訊搜集系統，以及多年傳承下來的評判標準。頒獎典禮前夕，挪威保守黨在其黨部舉行媒體見面會。諾委會祕書長倫德斯塔德在會上解釋了諾委會為何作出此選擇。倫德斯塔德指出，挪威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考慮獎勵一名中國異議人士已經多年。但是，諾委會面對很多困難的問題。

首先，是否應當向一名中國異議人士頒發和平獎。因為變化中的中國情況非常複雜，變化是多方向的。諾委會已經向緬甸等國家的活動人士頒發了和平獎，應當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像對其他國家一樣，批評在中國發生的侵犯人權的事件。這個問題諾貝爾委員會已經找到了答案：必須關注中國問題。

其次，是選擇哪一位異議人士。劉曉波是近年來影響逐漸擴大的人權活動家。在諾委會看來，他的所說所做已經變得非常有意義。此外，中國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諾委會的選擇。中國政府判處劉曉波十一年徒刑，劉曉波從一個中國人權活動的代表人物變成了得到普遍認同的爭取人權努力的象徵。諾委會知道中國異議人士非常分裂，但非常高興地注意到，將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得到廣泛的支持。雖然不是全部，卻是這個群體中的絕大部分。

諾委會面對的第三個問題是，頒獎給劉曉波是否會給中國異議人士帶來更大的麻煩。劉曉波早已經入獄，他被判處十一年徒刑。諾委會當時知道──大家都知道──如果諾貝爾獎頒給他，短期內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這也正是人們今天所看到的：他的妻子劉霞和上百名友人遭到軟禁和酷刑。

如果進一步分析倫德斯塔德的解釋，還可以找到解釋劉曉波為何獲獎的、更多的「蛛絲馬跡」。

首先，諾委會在頒獎給那些專制國家的人權活動人士時，會優先選擇留守在國內的反抗者，因為他們在最艱難的時刻陪伴同胞，感受並參與社會變化的每一點脈動；而那些自願或被迫流亡海外的人士，即便在西方仍然發揮相當的影響力，但砝碼就顯得輕了一些。所以，儘管魏京生等人從事民主運動和坐牢的歷史比劉曉波長，但已移居海外多年，對國內的情形比較有隔閡，影響力也有所下降，獲獎的可能性自然沒有劉曉波大。

其次，諾委會優先選擇有長期抗爭經歷的人。以劉曉波的經歷而論，他與中共政權抗爭的時間長達二十多年，從「八九」民運到《零八憲章》，在每一波爭取民主人權的活動中，他都不曾缺席，而且大部分時候，他都身處於最中心的「風暴眼」的位置。對比「四君子」中其他三位的淡出或「轉行」，儘管各自都有選擇自己人生道路的權利，此種差異卻可以反襯出，劉曉波走的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付出的犧牲更大，也更值得敬重。

第三，諾委會優先選擇具有多重身分和廣泛代表性的「多面手」，比如兼有活躍的人權活動家和著作等身的思想家身分之「跨界人士」。如果只是單純的行動者，或者只是單純的寫作者，其豐富性就顯得不足。而劉曉波「集思想者、實踐者與受難者於一身，是中國新政治文明的開拓者和人格化代表」，長期以來，他對獨立作家、人權律師、草根維權人士等各個群體都有無可替代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他既是中國民主化理論的貢獻者，也是異議運動的主要組織者，他成為不同「圈子」之間的聯接紐帶。

第四，諾委會也會考慮候選人對普世人權價值的尊重與堅持。有一些中國民運人士，雖然參與反對共產黨政權的活動，卻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大一統觀念和大漢族主義情結，並不關注中國境內少數族裔的困境，對台灣、香港民眾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也不予理睬。而劉曉波不僅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還關切西藏、新疆、內蒙等地少數族裔的處境，反對中央集權，贊同地方自治，支持香港民眾的民主訴求，對台灣未來的地位亦持開放態度。這些理念即便在中國的異議人士中也是超前的，使他贏得了華人世界中不同族裔和不同地域人士的尊敬。

第五，諾貝爾和平獎既是「行動獎」，也是「精神獎」。大多數獲獎者，不單是身體力行的行動者，更是偉大的精神和價值的倡導者。比如，沙卡洛夫的著作中便充滿了「對真理所承擔的義務，對人類不可侵犯性的堅定信念，對暴力和野蠻的鬥爭，對精神自由的堅定捍衛，利他主義和強烈的人道主義信念」，從而「使得他成為我們這個時代良心所急需的發言人。他對正義、真理和愛的呼籲是傳給這個世界所有民族的一個信息」。比如，金大中即便在被軍政權判處死刑的時候，仍然在法庭上宣告：「八〇年代，民主化一定會到來，帶著希望和勇氣戰鬥吧！但是諸位在勝利之時，請遵守我的遺言，不要進行任何政治報復。」劉曉波也是如此，他所倡導的非暴力、去仇恨、去敵人意識等理念，正是中國和平轉型必不可少的精神資源。

第六，諾委會優先選擇正在遭受獨裁政府迫害的對象，尤其是身在獄中的人，又特別是被判處重刑的人。委員會希望頒獎能夠促進他們的早日獲釋，或者至少讓他們在獄中的境遇有所改善。在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本人身在獄中或被剝奪了相當一部分自由的，有沙卡洛夫、華勒沙、翁山蘇姬等人。劉曉波更是如此：一九八九年以來，他先後四度失去自由，第四次被判處十一年重刑，先後四次的刑期加起來長達十七年。在諾貝爾獎得主中，失去自由的時間僅次於曼德拉和翁山蘇姬。劉曉波把坐牢看作是異議人士的「本職工作」，這一姿態謙卑而樸素。而其觀點之溫和與獲刑之重形成強烈對比，讓人震驚，更讓人同情與支持。

第七，諾委會相當重視推薦者名單。推薦者的份量越重，便說明被推薦人非同尋常。據媒體報導，二〇一〇年，諾貝爾獎提名者的人數達到兩百餘人這一空前的數字。但是，很少有人能像劉曉波這樣，擁有一張份量如此之重的推薦者名單：此次強烈推薦劉曉波的，有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圖圖大主教、達賴喇嘛、華勒沙以及哈維爾等國際知名人士，還有國際筆會及其下屬的一百多個分會等影響力巨大的國際組織，以及德國作家荷塔．慕勒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和數百位國際知名作家、學者。他們對劉曉波的強烈推薦，必然引發委員會的高度重視。

第八，諾委會在諾貝爾獎得主的政治傾向上會有一定的平衡。五人委員會成員身在挪威，其立場大都偏向於北歐式的社會民主主義，在西方的政治光譜中屬於自由左派，近年來的諾貝爾獎得主多屬此一序列。諾貝爾獎為了對世界政局產生更大的影響和觸動，一直以來就存在以歐洲式的自由派批判英美式的保守派之考量。比如，獲得過諾貝爾獎的美國政治人物，從卡特（James Earl Carter）、高爾（Al Gore）到歐巴馬，無不是民主黨人。二〇〇九年，頒獎給剛剛上台的美國總統歐巴馬，更是被視為「反布希獎」，此一決定讓諾貝爾獎的權威性受損。（二〇一〇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前夕，歐巴馬發表聲明說：「劉曉波先生遠遠比我更值得獲此殊榮。……他信奉的價值觀是普世的，他的鬥爭是和平的，他應該被儘快釋放。」）由於前幾年的頒獎被批評為往左方向偏得太多，委員會不得不考慮下一次向右偏一些，以獲得一種相對的平衡。而劉曉波的思想傾向正是信奉英美保守主義價值的「自由右派」，正好可以將諾貝爾獎的鐘擺往右邊拉動一些。

綜合以上因素，劉曉波的思想、言論和行動，他在中國民主人士中無可取代的地位，以及中國問題在當下的重要性，促成了二〇一〇年的諾貝爾獎「花落劉家」。劉曉波代表了世界和平需要的現代政治文明理念和改造中國舊政治文明所需要的反思能力和實踐勇氣。中國能否建設現代的政治文明，不僅將決定十幾億中國人的命運，也關係到世界幾十億人口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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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堅稱「我沒有敵人」，即便中共當局將他視為「頭號國家公敵」。此前，這一名號屬於達賴喇嘛，如今這頂帽子轉到劉曉波頭上。

劉曉波獲獎的消息公布之後，中共對諾貝爾委員會及背後的「西方反華勢力」發起猛烈攻擊，其猛烈程度甚至超過一九八九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達賴喇嘛的那一次──那時，中共還沒有來得及擦乾手上的血跡，在全球譴責和制裁之下，只是忙於「安內」；這一次，中共有了「大國崛起」的本錢，挾奧運會和世博會之風頭，調動憤青焚燒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寫的名為《挪威的森林》的小說，停止進口挪威的鮭魚（不過那些富人們照樣有的吃），並居高臨下地教訓挪威這個小國以及那幾個不識時務的老傢伙。

挪威方面剛剛宣布劉曉波獲獎的時候，中共如同吃了一記悶棍，這是天安門屠殺遭到全世界「千夫所指」之後，中共在國際社會受到的最大羞辱。不過，愚蠢的胡錦濤和溫家寶，在重判劉曉波的時候，就該預料這樣的結果。經過幾天的沉默之後，中共遂全力開動宣傳機器反撲。中共靠宣傳起家，當然知道如何顛倒黑白、指鹿為馬。

《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諾貝爾和平獎究竟唱的是哪出戲：首都大學生質疑二〇一〇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報導。這篇署名為宋廣輝、沈夢菲的報導稱，記者採訪了「中央民族大學新聞學專業大三郭瑤、清華大學材料學專業寧星之、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謝麗莎、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鄭澤豪、外交學院二〇〇八級本科生楊亞薇、北京大學新聞專業謝思楠」等人，這些大學生紛紛痛批諾貝爾獎委員會，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服刑人員、主張走西方政治道路」的劉曉波。報導寫得有鼻子有眼睛，好像當今的大學生個個都忠黨愛國。然而，多名被訪人隨即在微博上表示，他們並未說過報導中的那些話。對於如此肆無忌憚地編造假新聞的做法，讓一名《中國青年報》資深記者感歎說：「震驚，無恥，過分！」

接著，《環球時報》發表了題為〈諾貝爾和平獎又砸了自己的牌子〉的社論。社論說：「通過頒獎否定現代中國，成為諾貝爾和平獎新的偏執狂般的追求。中國迄今兩人獲獎，一人是達賴，一人就是劉曉波。前者是中國民族分離主義的代表人物，後者是鼓動把西方政治制度照搬到中國，並抵制中國現行法律的人。……把以『和平』命名的獎項頒給他們，是對大多數中國人的不尊重，是西方意識形態在中國人面前的一次傲慢展示。」奇怪的是，中共奉行的馬克思主義，不正是從西方照搬過來的嗎？中共有照搬馬列主義的特權，卻不准人民有追求民主自由的權利，這是什麼邏輯？社論不得不承認諾貝爾獎之「舉世矚目」，卻又自命不凡地「代表」中國人民否定該獎，其進退失據、張惶失措的心態暴露無遺。

一向不憚於在全世界面前展露最兇狠臉龐的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在例行記者會上譴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支持者是「一些反華小丑」。她說，「國際社會多數」成員都不會出席頒獎禮，全球已有一百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明確支援中方的立場。「中國堅決反對任何人利用諾貝爾和平獎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司法主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是一場鬧劇，不能代表世界大多數人，偏見和謊言站不住腳，冷戰思維不得人心。」其尖刻的言辭與憤怒的表情，有幾分「文革」高潮時期江青同志的神韻。

對於中共發起的這場拙劣的宣傳戰，德國《世界報》（Die Welt）評論說：「中國共產黨在劉曉波事件上錯過了一次顯示某種成熟的機會──與不同聲音打交道就是一種成熟，也錯過了能夠容納不同聲音的體現靈活的機會。非但如此，他們使用特別殘忍的行為，緊緊抱住強大權力製造的假象，他們在西方也留下了製造恐嚇的印象。」

除了中共的攻擊之外，海內外各界對劉曉波的獲獎確實存在著不同意見。在歷史上，若干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也出現過不同的聲音。比如，在波蘭的反對運動群體中，就有許多人不認同團結工會的領導人華勒沙。而劉曉波從八〇年代起就是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他獲得諾貝爾獎自然會將這些爭議放大。

中國老資格的民運人士魏京生認為，劉曉波在「六四」被捕之後寫過悔過書，在官方媒體上說沒有看到軍隊在天安門廣場上殺人，以及「用比共產黨劊子手還要惡毒的語言詆毀那場運動」。因此，魏評論說，「他已經成了劊子手們的幫兇」。其次，劉曉波不贊同楊佳式以暴易暴的反抗。所以，他認為劉曉波「脫離群眾」。魏京生進而指出，這次頒獎是「共產黨用商業機會收買全世界資產階級」的結果。然而，稍有常識的人不難判斷：既然劉曉波是共產黨的「幫兇」，為什麼共產黨要判處其十一年重刑呢？既然頒獎給劉曉波是共產黨所喜聞樂見，甚至一手操作的事件，共產黨媒體為什麼不大肆報導並大加讚揚？

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華裔法籍作家高行健則對媒體說，他對此事「不予置評」──也許因為劉曉波對其作品評價不高，認為其沿襲西方多而創新少，而讓高行健陷入「文人相輕」之心態。

早在哈維爾、圖圖大主教等國際友人推薦劉曉波為諾貝爾獎候選人之時，十多名居住在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發表了一封題為〈我們不認為劉曉波先生是二〇一〇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合格候選人〉的公開信，這封公開信指出：「如果把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給劉曉波這樣形象有缺陷的『合作派』代表人物，這將對中國人民爭取人權、自由和民主的事業帶來負面影響。」信中還引述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經與捷克共產黨安全部門合作的例子，暗示劉曉波也有同樣的嫌疑。在諾貝爾獎頒布前四天，這些人士又發布了第二封信件，再次強調：「劉曉波這樣一個有極大爭議性的人物已經不具備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應有的道德形象和感召力。」然而，這兩封信件中對劉曉波的批評，大都來自捕風捉影的流言，其中的辱罵與誹謗更是與「文革」一脈相承。

劉曉波不是不可以批評，包括劉曉波在內的每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仍然需要被放在聚光燈下被公眾審視。四川作家冉雲飛說：「我從來不認為任何人有免受批評的豁免權，劉曉波也不例外。」作家李劼也說：「對諾貝爾獎得主有些非議，應該歸入各抒己見和言論自由的範疇。」劉曉波本人有面對批評的雅量。他在被重判之後與律師第一次會面，談及監獄外面的情況，對於某些海外異議人士反對他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公開信處之泰然，認為有不同的聲音是很正常的。

但是，辱罵和誹謗不是批評，尤其是某些生活在自由而安全的海外的人，攻擊在國內坐牢的人「不夠革命」，實在滑稽可笑。這些言行背後折射出一種值得關注的傾向：某些反對中共的人，在精神結構上與中共是同構的。

在這場爭論中，也許旁觀者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積極推動劉曉波獲獎的德國作家荷塔．慕勒，直言不諱地談到某些中國流亡人士對劉曉波的攻擊，以及因為她支持劉曉波而受到的攻擊：「我對哈維爾提名劉曉波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的建議表示支持，接著就收到了來自中國流亡者一些極不道德的電子郵件，其內容是對劉曉波的誹謗中傷、檢舉揭發、無所顧忌的詆毀。或許流亡陣營被中國的特工所滲透，或許是精神錯亂的流亡者失去了理性，這些人在遠離家鄉的流亡地推行紙上革命，用文字卑鄙地搗亂。」慕勒因為不認同那些人士對劉曉波的攻擊，他們將槍口也指向她──甚至辱罵她是羅馬尼亞共產黨政權的線人。

這從另一個角度看出中共制度之邪惡，這套邪惡的制度將人性扭曲到何等可怕的程度，即便受害者移居海外多年亦不能康復。對此，香港學者梁文道指出：「一個威權政府不只限制了人民的種種權利，它還會塑造出一種偏狹的心靈。威權本身已經夠可怕了，但它更可悲的地方是連它的反對者也變得和它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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