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藝術中獲得自由
返回目錄頁劉霞熱愛攝影、繪畫和詩歌。朋友們聚在一起吃飯時，劉曉波通常高談闊論近期的時事，劉霞則在一旁跟女朋友或藝術家們談攝影、繪畫和詩歌。她多次說：「我不是劉曉波的附庸，我酷愛詩歌和繪畫。」
與樂觀開朗的劉曉波不同，劉霞心靈深處充滿帶有形而上意味的悲觀主義。對於人生，雖悲觀卻不虛無，因為她還有熱愛的領域──攝影、繪畫和詩歌。有一位作家說過：「有時我奇怪，所有那些不寫作、譜曲或畫畫的人，是怎樣做到得以逃避發瘋、憂鬱、驚恐這些人類境遇中總是存在的東西。」劉霞的攝影、繪畫和詩歌，都被動地具有了自我療傷的功能。
劉霞做攝影純粹是為了「好玩」，她將攝影當作名副其實的「愛好」，從未想過成為職業攝影家──對她來說，一旦什麼事情變成「職業」，就索然無味。劉霞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是非職業化的。在這一點上，她比大部分中國藝術家都「先知先覺」。正是這種非職業化的、不為發表也不為掙錢的自由心態，讓其攝影作品具有獨特的靈氣。
劉霞使用的相機等設備也是業餘的，她在操作機械方面，近乎於「白癡」。因此，連劉曉波都感到奇怪：怎麼突然有一天，連傻瓜相機都不會使用的妻子，居然拍出一張張好照片？從為丈夫拍攝的肖像到隨意拍攝的風景和靜物，都打上了一種揮之不去的「劉霞烙印」。
多年來與劉曉波夫婦有密切聯繫的美國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注意到，劉霞的照片全是正方形和黑白的。古代中國的城牆呈矩形，紫禁城，天安門，無不如是。在中國，矩形代表秩序、規律、莊嚴與封閉。中國傳統的國畫間或有彩色，但最純粹的藝術如書法，則一律是黑、白兩色。劉霞的這些照片，可以看成是對晚近數十年中國的評語，它們彷彿在自己說話：「看！歷史在這裡！」
在劉霞的攝影作品中，最具震撼力的就是「醜娃娃系列」。劉霞拍攝的對象大都是破舊、變形、殘缺的洋娃娃。一般的洋娃娃都美麗而鮮豔，如公主般嬌美；劉霞拍攝的洋娃娃則醜陋而痛苦，如恐怖電影中讓人毛骨悚然的玩偶。有時，劉霞委託朋友幫助搜集洋娃娃，有朋友專門從國外帶回漂亮的洋娃娃，才發現她要的根本不是此類小女生的玩具。
劉霞鏡頭下的洋娃娃，是一群怪異的小傢伙，僅有嬰兒大，卻長著成人的臉孔，表情或痛楚，或恐怖，有的吶喊到一半僵住了，模樣都有點病懨懨的。林培瑞評論說：「看著並不好受，我們卻還要看。要說這些是幼兒，臉上卻已經打下印子，銘記著令人不忍卒睹的未來；要算是大人，又不知什麼原因未曾發育。洋娃娃也沒有性別，它們就是我們大家。」
劉霞將一幅醜娃娃作品送給了丁子霖。丁子霖說，這是她收到最珍貴的禮物：「他們夫婦倆給我們抱來了一幅黑白大照片，畫面上兩個洋娃娃面對一大堆點燃著的蠟台，一個娃娃低垂著頭，一個瞪大了眼睛，張開了嘴，彷彿在吶喊或哭嚎，那悲憤得扭曲的表情揪人心扉。這顯然是為『六四』而拍的。曉波告訴我，這是劉霞的攝影作品，是他坐牢期間在家拍攝的。」兩位痛失愛子的老人從劉霞的醜娃娃那裡聽到孩子童稚的嗓音對暴力無盡的控訴。
二〇〇〇年初，劉曉波第三次出獄後，為劉霞辦了一個攝影展。有位美國老太太一見到這幅照片就感動得流淚，並買去了這幅大照片。劉曉波和劉霞送給丁老師和蔣老師的是小一些的一幅。丁子霖夫婦一直將這幅照片掛在罹難兒子的遺照旁邊。它像一條無形的絲帶，把天安門的亡靈、繫獄者以及他們的親人們緊緊連接在一起。丁子霖說：「我們要感謝心靈敏感縝密的劉霞，也要感謝那位素不相識、讀懂了這幅照片的美國老太太。」
劉曉波用筆來描繪劉霞的外貌：「頭髮剪得再短，痛苦卻不會有絲毫縮短；白髮再多，青春卻絲毫不會減損。你有魚的舌頭和雨的皮膚，在海中品嘗蔚藍的陽光，味道怪異。」劉霞也不甘示弱，用鏡頭來定格劉曉波的思想。在劉曉波被捕前不久，劉霞把劉曉波當作模特兒，拍攝了一組劉曉波與各種醜娃娃在一起的照片。那組照片，比任何一個攝影家的作品都更深刻地闡釋了劉曉波波濤洶湧、激盪奔流的內心世界。
劉霞的繪畫與攝影一樣，是「野路子」，她從未在美院之類的學府裡系統地學習過繪畫方面的技巧，也沒有跟某個著名畫家拜師學藝。劉霞差不多是在某一天突然有所感悟，就拿起畫筆來直抒胸臆。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劉霞寫過不少讓圈內人讚許不已的小說和詩歌；九〇年代之後，她基本放棄了寫小說，偶爾還寫一點詩，繪畫則成為她「揮霍才華」的又一個「出口」。劉曉波很支持劉霞畫畫，當他發現劉霞有繪畫天賦之後，立即幫妻子買來最好的畫框、畫布、油料和畫筆。劉曉波也是劉霞畫作的第一個欣賞者和品鑑者。
多年來，劉霞創作了數百件畫作。這些畫作沒有對外展示過，也從未上市賣過。她將這些畫看作生命的一部分，只有在極少的情形下，她才會送幾幅給親密的朋友；也只有極少數的朋友，到他們家中做客時，才會被邀請觀賞這些畫作。每當這個時候，劉曉波會表現得異常激動，在劉霞狹小的畫室內，親自搬動和擺放劉霞一幅幅的作品，並像博物館講解員一樣，滔滔不絕地給朋友解說。劉霞經常打斷他說，你這樣稱讚自己的老婆，讓我都不好意思了。
他們在花園路七賢村那棟兩房的家，面積不足一百平方公尺。劉曉波沒有書房，讓客廳兼具書房的功能。平時，他的寫作都在書房的一個角落裡進行，那裡擺放了一台小小的電腦桌，旁邊是整面牆的書架。但是，劉曉波仍然為劉霞留出一個小小的畫室，讓劉霞至少有獨立的創作空間。即便如此，劉曉波仍然對妻子充滿愧疚。勤奮寫作的稿費收入，足以讓他們在居之不易的北京過上衣食無憂的小康生活，卻難以承受北京高昂的房價，無力購買一棟更加寬大的房子。
劉霞的畫大都是在這間斗室裡創作出來的。畫大幅的油畫是一種體力活，體質羸弱的劉霞畫得很慢、很辛苦。畫完一幅之後，筋疲力盡，要休息好幾天才能恢復過來。她偏向於使用陰冷、肅穆的色調，幾乎不使用大紅大綠的鮮豔顏色。就連筆下的花朵，大都是黑色和深藍色的，線條沒有柔軟的弧線，像鋼鐵一般堅硬與鋒利。除了極少數人物肖像之外，劉霞畫的內容大都是經過抽象處理的風景，多為樹木、花朵和曠野。這些物體折射出作者特殊的心緒和情感。
劉霞的畫風跟挪威表現主義大師孟克（Edvard Munch）很相似，有一種北歐式的陰冷、輕靈、詭異和神經質。她有一顆極度敏感的心靈，這顆心以不同的象徵出現在每一幅作品當中。有了這顆心的存在，才使得即便在無邊的晦暗中，仍然有一絲光亮滲透出來；即便在驚恐與哭泣中，仍然有對幸福的盼望。劉霞的作品比最有名的中國當代藝術家方力鈞、岳敏君等人頗具「中國特色」的人物構圖更深入當代中國的核心──這是一個陰森恐怖的國家，天空一無所有，大地空洞骯髒。但是，仍然有人掙扎著在這裡生活，他們像樹和草一樣堅守，永不放棄。
在劉曉波與挪威結緣之前，劉霞就用她的畫向孟克及其祖國致敬。如果有一天劉霞能踏上挪威的大地，親臨孟克生活和創作過的地方，一定會激發出更多的靈感。如果劉霞的作品有機會在挪威展出，挪威的藝術家和公眾也有可能將劉霞這個來自東方的神祕女子當作他們的畫家，因為劉霞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孟克的精神傳人。
二〇一〇年秋，劉曉波案件終審定讞，塵埃落定。劉霞轉回個人的天地之中，繼續畫畫、攝影、讀書、寫詩。同時，也開始在她最喜歡的兩個歐洲城市──巴黎和布拉格──策劃她個人的畫展。一切都已準備就緒，她即將成行──在捷克，哈維爾已經答應出席畫展的開幕式。就在此時，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傳來。劉霞再也不能出境了。作為藝術家的劉霞，被政治殃及，為了丈夫的諾貝爾獎，她的畫展再次成為「和諧社會」的犧牲品。
倘若孟克復生，知道有這麼一位東方女子，知道有這麼一些與他作品神似的繪畫，知道有此次被外力強迫取消的畫展，當作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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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攝影和繪畫來，劉霞寫詩的歷史更長。早在八〇年代中期，她就是一名在圈內被肯定的詩人，她曾經在《詩刊》、《人民文學》、《中國》等雜誌上發表過作品（她的詩歌與劉曉波的評論曾經刊登在前後兩期的《中國》雜誌上）。在家國情懷濃重的八〇年代，劉霞的詩歌很早便脫離了宏大的敘事模式，而具備純粹的個體性。在專制主義和男權文化的雙重壓迫之下，她在詩歌中苦苦尋求女性身分和自我身分的認同：「我這個場外觀察家／躲在情節之外的角落／在幕布的陰影裡／用笨拙的手／縫補著一塊床單／似乎我的舞台／和生命所餘的所有時間／全在這塊僅僅能／包裹住我的床單裡／沒有人聽到／一個靈魂／在針腳裡哭泣。」廖亦武評價說：「在詩歌娼妓氾濫成災的上個世紀中國，詩圈外的劉霞是倖存下來唯一的女詩人。」
「六四」之後，作為一種個人性的抗議方式，劉霞不再給國內的任何刊物投稿。她的詩歌要麼是寫給自己的，要麼是寫給曉波的。劉曉波的詩歌也是如此，林培瑞的評論一語中的：「於人生，於藝術，她給他滋養、啟發與靈感，正如他於她。俗語說一對愛侶『合而為一』通常作不得真，他倆卻當之無愧。……曉波有不少詩題給『霞』、『給霞妹』、『給我的妻子』，可是她通常並非主題，詩句取材相當廣泛──『六四』屠殺、康德、伽利略、一隻沒來得及道別的小狗。但若說這些詩作均為『霞』所作，也無不可，因為劉霞是他長相左右的伴侶。兩位藝術家並肩觀看、感受、擔憂。」
劉霞最喜歡的詩人是美國女詩人普拉斯（Sylvia Plath），八〇年代初期，劉霞將普拉斯的肖像貼到床頭，壓在書桌的玻璃板下。普拉斯沒有劉霞那麼幸運──劉霞遇到了愛她一生的劉曉波，而普拉斯的丈夫詩人休斯（Edward James Hughes）後來背叛了她。
劉霞並未單獨出版過詩集。直到劉曉波第三次出獄後不久，才著手編輯《劉曉波劉霞詩集》，算是給妻子的一份禮物。這樣的書不可能在中國大陸出版，只能送到海外出版。詩集不會有好的銷量，很難找到願意接受的出版社。香港《前哨》雜誌的主編、夏菲爾出版社的老闆劉達文遂拔刀相助，接下這本書稿。劉達文回憶說：「友人謝平和貝嶺不約而同地為劉曉波的事找我。劉曉波剛出獄，想出一本詩集『沖喜』，順便向中共『示威』。這種事過往都是田園書屋的黃老闆在幫忙，他幫過太多這種忙，這次不好意思再麻煩他。既然這樣，我就接下了這個『政治任務』。於是，就有了二〇〇〇年的《劉曉波劉霞詩選》。」
《劉曉波劉霞詩選》在香港出版十年以來，並未引起太多讀者的關注。熱愛純文學的人嫌它太沉重，喜歡政論的人認為詩歌不夠直抒胸臆。其實，這本書中收錄的數百首詩歌，堪稱劉曉波與劉霞濃縮的愛情史和心靈史，正如劉曉波所說：「這三年我妻子為我吃了特別多的苦，這本詩集的出版主要就是為了紀念我們兩個結婚、相愛，然後共同經歷過這三年的苦難。」許多詩歌都是他們被迫分離時寫的，劉曉波在監獄裡，劉霞在心牢裡，詩歌成為他們之間唯一的聯繫紐帶。
劉霞在詩歌中常常自比為小鳥，與著名導演吳宇森在電影中常常使用雪白的鴿子鏡頭一樣，小鳥在劉霞的詩歌中也有一種宗教和形而上的意義。「我真想把你放飛／趁現在天黑趁小雨迷離／飛吧／回到你的黑麥田／千萬不要醒來。」廖亦武寫到一段往事：「我恍惚記得劉霞有過一篇小說，寫一個女孩用她的小手沿著街邊的櫥窗『走路』，陽光折射之中，小手印就逐漸變成了小麻雀。」這是宿命嗎，夢想變成鳥的女孩，卻成了囚徒劉曉波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