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間一場危險的遊戲

劉霞的光頭和裹著一副長披肩的打扮，讓很多第一次見面的朋友大吃一驚：難怪劉曉波是學美學的，找了一個打扮如此前衛的妻子！

她身上有一種波西米亞人的氣質：窮困潦倒、漂泊不定，卻充滿反傳統的創作活力。劉霞就是一個希望擺脫一切束縛的波西米亞人，她甚至對劉曉波追求的民主亦不抱太高的期待。基於對人性敗壞的深刻體認，對於現實政治，她更多持一種無政府主義立場。法國知名經濟學家、劉曉波夫婦好友索爾孟（Guy Sorman）教授則將劉霞形容為「中國的猶太人」。「猶太人」在這裡不是一個種族意義上的概念，它涵蓋了所有被壓迫、被凌辱的人群，如聖經〈耶利米哀歌〉（Eikha）中說：「現在他們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無人認識；他們的皮膚緊貼骨頭，枯乾如槁木。」劉霞的瘦，以及她那蒼涼的眼神，看上去就像是一名剛剛從納粹集中營裡被解救出來的猶太女子。

「中國的波西米亞人」跟「中國的猶太人」剛好構成劉霞的兩面，正像她在詩句中描述的：「我看到另一個自己／在人間玩一場危險的遊戲。」

劉霞熱愛攝影、繪畫、詩歌、美食、美酒、香煙、旅行和優雅的生活。她本人不從事政治活動，也很少公開發言，只因為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政治開始如影隨形，成為日常生活揮之不去的夢魘。她自己說過：「我對政治不是很有興趣，我也對改變社會不抱什麼希望。我很少讀劉曉波寫的東西。但是當你跟這樣的一個人住在一起，即使你不關心政治，政治會關心你。」

不過，她也有自己的政治觀點。她是受西單民主牆啟迪的一代人，劉曉波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當時，家在北京的年輕人當然比外省人幸運，只要有意願，他們就可以去西單看『民主牆』。我的妻子劉霞就曾是無數位『民主牆』的熱心讀者之一。」那時，剛剛年滿十八歲的劉霞，每天步行到西單，在人頭攢動的民主牆前駐足。為了抄幾段民主牆的文字，她總要想方設法地擠到前排。無奈她身體瘦弱，鑽到前排的成功概率很低。

劉霞的心中有源源不斷的溫情，更有毫不含糊的是非判斷。因「八九」而被整肅的出版人李貴仁回憶說，他與劉霞唯一的一次見面是在八〇年代中期新聞出版界的一個會議上，劉霞還在一家出版社做編輯。那時正是「清除精神污染」時期，新聞出版署的一名副署長在講話中要求編輯們嚴格審稿，李貴仁當場提出不同意見。中午吃飯時，劉霞特意坐在李貴仁旁邊，向他表示支持。會議結束後，在機場，劉霞從相隔十多公尺的柵欄外邊大步向李貴仁走過去，把他的手緊緊抓住，一邊握一邊說：「你是一個大寫的人！」在「六四」之後，李貴仁被捕入獄。有一天，他突然收到了劉霞的一封信。「她沒有提及政治，也沒有說到我被捕的事情，只是問：你那邊的天氣好嗎？信末則是詩一樣的語言：明天，太陽照樣升起，霞妹依然年輕！」

如果劉霞不認同劉曉波持守的價值，就不會選擇跟曉波結婚，並分擔曉波身上的擔子。在朋友圈子中，大家都把劉霞看作大姐姐。劉曉波入獄之後，她仍然堅持劉曉波在家時他們夫妻恪守的一個生活習慣：定期請一些良心犯家屬吃飯。雖然她自己也是一名良心犯家屬，卻念念不忘去關心和安慰別人。

剛接觸劉霞的人，會覺得她很怪、很冷，在劉曉波眼中，她是一塊透明的冰。「親愛的，你端坐在盛夏的黃昏中，我卻看見你身體裡的冰，你一直很冷，出生時手指尖冰涼。」但這塊透明的冰，卻照出人性的本質。劉霞比劉曉波對人更有判斷力。劉曉波表面說話尖刻，其實骨子裡溫暖而寬厚，對那些居心叵測的人缺乏防範，常常被人利用。劉霞往往在旁邊給他建議，譬如，此人可交，或此人不可交。事後證明，劉霞的建議十有八九都正確。

長期在「老大哥」眼睛的注視下，過著如履薄冰的生活，劉霞經常內分泌失調，皮膚過敏，還患上嚴重的失眠症，需要服用安眠藥，或者晚上喝一整瓶紅酒，才能入睡。朋友們都很擔心劉霞的身體狀況，很多朋友向她推薦治療失眠的密方，還買過據說療效極佳的特型枕頭送給她。但她一一嘗試之後說，這些東西沒有什麼效果，還得靠安眠藥。失眠，大概是作為劉曉波的妻子，且生活在這個扭曲悖謬的時代，必須付出的代價。

劉曉波被捕之後，有朋友詢問劉霞的睡眠狀況如何。她說，這些天來，劉曉波不在身邊，反倒能睡得安穩了。「天花板上早已掉下來一隻鞋子。多年來，我就像在等候著另一隻鞋子掉下來的那個人一樣。如今，這只鞋子終於落下來，我這才感到安心了。這就是我們自己選擇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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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是劉霞標誌性的表情，即便沒有什麼理由，她也會「無緣無故」地笑起來，如果是跟她不熟的人，見到這種肆無忌憚的笑，會感到詫異。在這種笑的後面，是對自由的堅守、對愛的執著、對浪漫的不可救藥的渴求，以及對苦難和邪惡的輕蔑。劉霞是劉曉波靈魂深處那根穩如磐石的「定海神針」，與劉曉波在一起，她有幸福，也有痛苦，有快樂，也有憂傷，所有這一切，都凝聚在她的「笑」裡。

關於劉霞的笑，她的好友廖亦武曾寫道：「（對劉霞）所能記起的，就是笑。笑得幾近白癡。……我與劉霞的共同點是：學歷低，自學沒成才；不同點是：她貪酒，我貪吃。不曉得這種女人嫁給劉曉波後，還傻笑不？」

而這個原來愛笑的女人，嫁給曉波、中國的頭號政治犯、共產黨最不想見的人之後，終究還是被逼哭了。一九九六年劉曉波被警方抓走後，杳無消息。劉霞把這一情況告訴好友周忠陵，周自告奮勇地說，要陪同劉霞去找曉波。劉霞說，劉曉波有可能被關在香山植物園附近的一處公安管轄的院子，以前劉曉波曾被短暫拘押在那裡。於是，他們就打了個面的去找。還真的找到那個院子，敲門卻無人應答。他們圍繞著院子的高牆走了好幾圈，大聲叫喊劉曉波的名字，直到嗓子沙啞，喊不出聲音來。劉霞希望曉波聽到她的聲音，心中至少得到幾分安慰。但是，裡面始終沒有任何動靜。後來他們才知道，劉曉波並沒有關在那裡。

回家之後，遠在四川的廖亦武打電話給劉霞，劉霞平常都在笑，但那一次剛說了一句「他們不讓我見……」，就從頭哭到尾，持續了二十多分鐘。廖亦武只能沉默地聽著劉霞的哭泣，找不出一句話來安慰。「是的，丈夫失蹤了，一個妻子內心的歡笑永遠失去了，可往後的日子，她還得笑下去。」

二〇〇九年，劉曉波被判處十一年有期徒刑後，作家唯色寫到一些小細節：「得知判了十一年，短信給劉霞。很晚的時候，快十二點了，才收到她的回覆：『我還好。一直笑著和曉波說了十分鐘呀。』……過了一會兒，劉霞說，我回到家後才崩潰。『崩潰』兩個字太刺眼了。……她很快回覆：『我晚上還出去吃喝了。』我想像得出她生怕相煩旁人，又沒心沒肺地笑呵呵的樣子，但有一個晚上，她在電話中對力雄泣訴，每天笑得很累。」

然而，與一次接一次的、一次比一次更大的苦難迎面相遇，劉霞沒有被擊垮。劉霞說：「曉波數次入獄，在家的時間也多半不自由。作為妻子，我別無選擇地成了丈夫不幸命運的一部分。」她看透了中共政權最隱祕的本質，當邪惡撲面而來，她見怪不怪。劉霞平靜地說：「在日常生活中，我都是永遠把事情往最壞那方面想。外面當然會笑著過日子。我有朋友說我屬於天生抑鬱的那樣的人。我太消極了，太不願意跟這個社會有任何關係。在內心折磨自己。而相反，事情真的發生了以後，我突然發現，我現在眼前出現的，都變成那種美好的畫面了。」

二〇〇八年劉曉波再度被補之初，朋友們都樂觀地估計他很快就會被放出來，劉霞卻悲觀地估計，這一次劉曉波大概會被判十年。朋友們都不敢相信。結果，刑期是十一年，比劉霞的估計多一年！劉霞這時才笑著對朋友們說：「既然我原來的估計是十年，現在是十一年，那我就當作是他只被判了一年吧。」

一個人可以只追求民主，而放棄愛情嗎？劉曉波的答案是否定的，劉霞的答案也是否定的。劉曉波在法庭上所作的最後陳述，以一段情深似海、義薄雲天的話作為結尾：「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是劉霞一往情深的愛，讓劉曉波變得更加堅強、寬廣和仁慈。

在這篇嚴肅而厚重的法庭陳述的最後一段，劉曉波突然轉換為情深意重的語調，好像是夫妻之間的竊竊私語。正如不說出來的正義不是正義，不說出來的愛也不是愛。在中國人當中，劉曉波是一個罕見的真性情的人，他從不隱諱在公開場合禮讚愛人。劉曉波與劉霞的愛情，是這個不相信愛情的時代的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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