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主派中的樞紐人物
返回目錄頁哈維爾如此描述《七七憲章》的成稿過程：「《七七憲章》屬於其全體支持者，至於誰親自參加起草《憲章》並不重要。」《零八憲章》的成稿過程也可是如此。《七七憲章》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但哈維爾無疑是其靈魂人物；與之相似，《零八憲章》也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但劉曉波無疑是其靈魂人物。
劉曉波雖然不是《零八憲章》的原創者，卻對該文本的修訂付出最多心血，也為它尋覓到最多的簽名者。檢方一開始將徵集第一批三百零三名簽署者的罪名全都安到劉曉波頭上，但他本人只承認聯繫過七十多人。不過，即便是七十多人，也占第一批簽名者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這七十多人，大部分都頗具影響力。在此意義上，「沒有劉曉波就沒有《零八憲章》」這個說法並無誇張之處。
二〇〇八年秋、冬兩季，每次劉曉波與朋友們一起吃飯，必定熱烈討論《零八憲章》，其中好些思想的火花，就是在與朋友們的對話中碰撞出來的。有一次，劉曉波與張祖樺、劉曉波、艾曉明、余杰等人在一家餐廳吃飯，討論用什麼題目好。
最初的列印稿上，標題是《政治文本》。那麼在發布時，究竟是叫《人權宣言》、《人權憲章》，還是《零八人權憲章》好呢？經過一番討論，大家認為，與當年捷克的《七七憲章》相對應，最簡潔明快的名字就是《零八憲章》。那天，劉曉波使勁一拍大腿說：「就這樣確定了！」
很多《零八憲章》的簽名者對劉曉波個人的信賴，甚至超過對文本本身的贊同。比如，中國當代藝術的教父級人物栗憲庭說：「《零八憲章》我其實沒太仔細看，但我簽名了，因為我完全相信曉波這樣一個人，和他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的良知。」藏族作家唯色說：「猶記得某個深夜，劉曉波那有些結巴的聲音從Skype傳來，邀我在《零八憲章》上簽名，出於對他的信任與敬重，出於感念長期以來他對西藏問題的關注，我不加遲疑地簽名了。」媒體人王小山說：「雖然第一批簽了名，也只是出於對老師的信任，簽的時候甚至沒怎麼看，也沒想到鬧這麼大──後來認真看了，基本（百分之九十九）同意，自己願意簽的，沒人逼我。現在給我，我還會簽。我愛吾師，我更愛真理。目前看來，我師離真理不遠，愛他。」
與很多簽名者一樣，劉曉波本人也並不是百分之百贊同《零八憲章》的每個論點。比如，他本人更傾向於小政府、大社會、自由經濟式的英美體制，而非高福利、高稅收、大政府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歐陸體制。他是廣義的「自由主義者」之中的「英美保守主義者」。此類意義重大的思想分野，在憲章的文本中並未得到呈現。就目前中國知識界的狀況而言，即便在首批簽署者之中，多數贊同後者，像劉曉波這樣偏向「自由右翼」的是少數。因為中國有著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之儒家傳統。比如，學者秦暉沒有參與憲章簽名，他本人所解釋的原因之一便是，憲章對社會福利方面的強調不足。而在劉曉波看來，憲章已經太過強調社會福利了。
但劉曉波深知，《零八憲章》並非一篇呈現個人觀點的署名文章，借用哈維爾對《七七憲章》的闡釋：「它的性質必須是多元的，人人平等，任何派別，無論多麼強大，都不是執牛耳者，都不能在《憲章》上打上自己的印記。」或用羅爾斯（John Rawls）的話來說，它需要尋求「重疊共識」和「最大公約數」，需要最大程度地「求同存異」，才能成為「公民社會的粘合劑」。他耐心聽取和接納不同意見，讓文本的定稿集眾人智慧之大成。學者徐友漁回憶說，一開始他對此事並不積極，認為此時並非發布此文本的最佳時機。經過劉曉波的勸說，「我覺得曉波的說法很合情理，與我一貫的理念一致，就簽了名。我還就文本表達的準確與改進提了一些修改意見，他後來告訴我，我的意見都被接受，吸收到新的文本之中。」
劉曉波早就有為《零八憲章》坐牢的心裡準備，這一點與當年的哈維爾驚人地相似。哈維爾如此描述發布《七七憲章》前夕的感受：「這次的直覺不僅是對未知事物的預感，而且是對這個未知事物意義的瞭解：無聲無息的堅持及其不可避免的結果──幾年艱苦的鐵窗生活。」那些被歷史召喚出來的人，必須承擔「屢戰屢敗」的使命，並懷著一種謙卑與誠實的心去踐行真理，如哈維爾所說：「我很平靜，對即將來臨的事也想開了，胸有成竹。我們都不知道在極端且不熟悉的環境下會有怎樣的表現（例如，我就不知道在受到拷打時會怎麼樣），但是，如果至少知道在還算熟悉，或想像得出來的情況下該怎麼辦，我們的生活就會簡單得多。一九七七年五月我被捕以後的四年鐵窗生活構成了我生命中一個新的獨立篇章。」對於劉曉波來說，承受的是更為漫長的鐵窗生涯：十一年。
比起《七七憲章》的運作過程來，在《零八憲章》的運作過程中，最大的缺憾是未能充分評估該文本發布之後中共當局可能作出瘋狂報復，以及如何應對迎面而來的殘酷打擊。《零八憲章》群體未能像《七七憲章》群體那樣，事先建立起一套發言人制度。
當年，《七七憲章》群體首先選舉出第一批的三名發言人，其中有前共產黨官員伊希．哈耶克（Jiří Hájek），有德高望重的前輩學者帕托什卡，還有哈維爾。哈維爾回憶說：「我必須承擔下來，如果我不接受，那我就成了十足的傻瓜，因為這是一項我強烈感到要為之獻身的事業；為了做準備，為了說服他人參加，我已經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熱情。」緊接著，他們還選舉出第二批、第三批發言人，前一批發言人被捕之後，後一批立即頂上，以便讓《七七憲章》成為可以持續的人權運動。
但是，《零八憲章》群體未能有如此長遠的規劃，一旦劉曉波被捕，很多後續事務便被迫中止，也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和個人可以代表簽署者群體發言。在這種情況之下，魚目混珠的情形在所難免。比如，未經《零八憲章》首批簽署者的同意，有人擅自使用《零八憲章》之名義，在網上組建「零八憲章論壇」，並以「零八憲章論壇」的名義發布若干篇〈社論〉，其中不乏肉麻地吹捧溫家寶的言論。這樣的言論顯然是劉曉波和大部分憲章簽署者所不能認同的。由於沒有建立發言人制度，此類言行便難以澄清與制止。
中共當局的統治策略是消滅公民社會、壓制公共空間，讓每一個人都處於「原子化」狀態。在此「分而治之」的情形下，大部分民主派人士都被孤立、被隔離，而陷入巨大的無力感。對於老中青三代民主派來說，劉曉波是「交會點」與「黏合劑」，經過他的穿針引線、融會貫通，這個群體產生了更多的共識，發出了更強的聲音。
劉曉波靠著多年累積的人脈，才能為《零八憲章》徵集到如此眾多的簽名。《零八憲章》固然是一份頗具水準的公民憲章，但在中國這個前現代的「熟人社會」，人們參與類似的簽名，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對發起者的信任度。除了劉曉波以外，再沒有其他人在老中青三代民主派中有這樣的信任度。很多人都屬於某一「圈子」，而劉曉波是少有的跨越「圈子」的人，正如他的老朋友陳軍所說：「我深知曉波是個心地極為善良的人，他雖然還可能會說錯話、做錯事，但他自我向善的努力和對理想追求的那種激情，讓我覺得他比一般的民運人士有更廣闊的視野和自由精神，因此也更有潛力去做成一番成就。這就是為什麼曉波能扮演一個目前其他民運人士難以扮演的角色。」
「六四」將趙紫陽與劉曉波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受難並昇華。趙紫陽被軟禁十六年，直到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七日去世。趙紫陽連親密助手鮑彤都無法見面，更不能與劉曉波會面。不過，趙紫陽通過親友從香港帶回的一些書籍和報刊中，看到了劉曉波的許多文章，對其讚不絕口。
曾經擔任趙紫陽祕書、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的鮑彤，是因「六四」獲刑的中共最高級別官員。趙紫陽認為，鮑彤是替他坐牢，為之愧疚不已。一九九六年，鮑彤出獄之後，處於當局的嚴密監控之下。劉曉波夫婦前去拜訪受到警察阻撓，監控鮑彤的國保警察叫來劉曉波居住地派出所的警察，將劉曉波夫婦帶回家中。
幾經周折，後來他們才在一間茶館中會面，並一見如故，成為忘年交。他們常常一起吃飯、喝茶，縱論國事，在淒風冷雨中互相慰藉和鼓勵。劉曉波被捕之後，鮑彤於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發表〈零八憲章何罪？不得不說的話〉一文，支持《零八憲章》，抗議當局逮捕劉曉波。
此後差不多兩年時間裡，鮑彤取代了去世的包遵信，充當關懷劉霞的「乾爹」的角色。他們每個星期都會在一個約定的時間，在玉淵潭公園或附近的一個茶館會面。直至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劉霞被軟禁在家。劉霞說，我還真幸運，老包走了，老鮑又來了，他們都是那麼可愛的老頭。
在八〇年代的思想啟蒙運動中，包遵信是旗手式的人物。「八九」之後，包遵信先經歷牢獄之災，後淪為「無業遊民」。劉曉波最理解和同情包先生，有時候將包先生當作孩子一樣哄著。有一次，一群朋友在四川駐京辦的餐廳吃飯，剛坐下來點菜，包遵信便因為服務員的怠慢，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劉曉波趕緊尾隨出門，替老包招來一輛計程車，並扶他上車。
朋友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常常沒老沒小地說說笑笑。這時，包遵信不再是昔日知識界叱吒風雲的大人物，劉曉波也不再是名噪一時的文壇黑馬，他們都成為被劉霞取笑的對象。劉霞直呼包老師為「包包」，並遵照師母的叮囑，毫不容情地奪走他手中的香煙。
二〇〇六年，包遵信突發腦溢血入院搶救。由於沒有醫療保險，個人難以承擔巨額的醫藥費用，劉曉波便發起為之捐款的活動。記得一個滴水成冰的下午，劉曉波來到包老師家，給師母送去募捐來的醫藥費。後來，奇跡發生了：老包從死亡線上掙扎過來。但此後，老包身體大不如前，喉嚨開過刀，一說話便咳嗽不已，再也不能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劉曉波常常坐在老包身邊，為之夾菜添飯，並挑些有趣的事情講給老爺子聽。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包遵信不幸病逝。劉曉波日夜操勞，為包遵信籌備追悼會。劉曉波說，老包生下來就是孤兒，一生悽苦，一定要讓他老人家走好。在警方的壓力與騷擾之下，劉曉波和朋友們克服重重困難，讓追悼會得以順利舉行。遠在美國的余英時先生，給劉曉波打電話，託他買一個花圈送上，並說要開張支票郵寄去，劉曉波說：「這點錢沒有多少，不必郵寄了，就讓我幫余先生付吧。」
追悼會上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有朋友批評劉曉波說，你的穿著與平時一樣隨意，不夠肅穆，在致辭時，面前還挎個破舊的書包，大煞風景。劉曉波解釋說：「追悼會之前的事情千頭萬緒，我根本就忘記了自己的著裝。書包裡裝的要是給殯儀館的幾萬塊錢，這些錢都是大家湊的。為了避免丟失，只好挎在身上，由我來承擔責任。而且，當時外面有幾十個警察虎視眈眈，哪敢有半點疏忽。」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包遵信去世一週年，劉曉波率三十多個朋友到西郊為包先生舉行骨灰安葬儀式。包遵信的墓地是劉曉波親自選擇的，座落在一座視野開闊的山坡之上。大家侍立在墓地四周，劉曉波第一個跳入墓穴之中，不顧泥土沾滿衣服，先探頭進去測試好安放骨灰的位置，然後接過包遵信的子女遞過來的骨灰，彎下腰恭敬地安放好。之後，他才從墓穴中爬出來，含淚鏟下第一堆土。一旁的墓地工作人員，都以為劉曉波是墓主的親生兒子，就許多具體事務徵求他的意見。劉曉波也不作解釋，一一作出妥善安排。
許多體制外的民主派和體制內的民主派老死不相往來，這種狀態不利於民主事業的發展。作為一名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劉曉波從不認為自己對體制內人士抱有道德上的優越感。他甚至認為，體制內人士所做的某些工作，可能意義更大。體制內外的民主派，只要認同普世價值、反對一黨獨裁，就應當求同存異、互相支援。比如，他稱讚中共黨內開明派元老李銳的公開論政；他在《冰點週刊》被停刊時挺身而出表達聲援；他也讚賞《炎黃春秋》主編吳思的歷史研究，在他的建議下，獨立中文筆會理事會通過投票，將二〇〇五年自由寫作獎頒發給吳思。
劉曉波不僅成為體制外人士心目中的旗幟，而且深得體制內改革力量的認同與信任。他的朋友越來越多，從學界人士到企業家，從藝術家到上訪者，甚至還有一些是基層的政府官員。廖亦武回憶說，劉曉波到成都很多次，每次都住在廖家。有好幾次，半夜了，還有人來叫劉曉波出去吃宵夜，其中有不少是當年參與過「六四」的人，有的已在政府中當官了，有的經商很成功。他們克服恐懼心態，坦坦蕩蕩地與劉曉波這樣的「敏感人士」交往，正如王小山所說：「最早的時候，跟曉波一起吃飯，會有人詫異地說：這些人瘋了。還有人會躲開──打電話約人一起吃飯，有些人怎麼都約不上。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不怕了。……有勇氣和沒勇氣，結果都是一樣的──遇到不公正不發言，最後也會輪到自己。這個事情在《零八憲章》之前大家都意識到了，轉變已經開始。這些領頭人不是憑空蹦出來的，而是一種普遍情緒醞釀出來的。」
八〇年代，常常有西方外交官、記者和學者請劉曉波到北京飯店等高檔餐廳吃飯；九〇年代以來，請劉曉波到高檔餐廳和俱樂部吃飯的，更多是那些敬重他的民營企業家和商人。有一次，他與幾位商人朋友一起去一家高檔的私人會所吃飯，跟蹤國保亦尾隨而入。會所經理立即將國保攔住，即便國保亮出證件也不予通融。國保只好待在門外，在寒風中凍得瑟瑟發抖。還有一次，他們在一家高檔餐廳吃飯，估計當天國保的經費有限，點不起昂貴的菜肴，只能每人點一杯飲料，眼睜睜地看著劉曉波和朋友們吃牛排大餐。
越來越多的人戰勝了恐懼，加入劉曉波的這個圈子之中，由此將這個圈子越擴越大。劉曉波感覺到了這種變化：比如，有個朋友舉行婚禮的時候，盛情邀請他去，並在婚禮上第一個介紹他，而警察就尾隨在他的身後。有一次，他去上海，和朋友們見面的時候，警察也有車輛尾隨，但那些年輕人一點恐懼也沒有，反而覺得很好玩，爭相給警察的車拍照。「這說明民間的恐懼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懼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中共的統治是建立在恐懼之上，一旦民眾不再恐懼，就是其政權解體的第一步。
在體制內外的民主派當中，劉曉波處於樞紐位置。首先因為他正當年富力強的中年，老年一代由於身體和知識結構的限制已難有更大作為，更年輕一代則還未足夠成熟，所以中年一代起著中流砥柱的作用；其次是他性格開朗，精力充沛，朋友眾多，並願意耗費時間和精力從事並無直接收益的公共事務，如營救入獄的良心犯、籌集人道援助資金、起草公開信等。此樞紐位置是經過時間淘洗和考驗形成的，短期之內無法被他人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