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如影隨形的警察
返回目錄頁在中國的異議人士中，劉曉波不是坐牢時間最長的人。他即便把第四次入獄的十一年刑期坐滿，前後四次失去自由的時間加起來為十七年左右。而在中國，有若干良心犯被判處無期徒刑及有期徒刑最長的二十年刑期。
但是，劉曉波無疑是將「異議分子」身分堅持最長時間的人之一。他在監獄外的生活，常年處於不正常、不自由的狀態──當警察成了你的「編外家庭成員」時，你能忍受這種扭曲的生活多久呢？
劉曉波的日常生活，就像是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德國電影《竊聽風暴》（Das Leben der Anderen）中的情節。故事的主角不是像劉曉波一樣遭到竊聽的作家，而是率隊竊聽作家的東德「史塔西」（Stasi）特工──他在他的生活裡保護了別人的生活。電影終究還是電影，現實遠比電影殘酷。據說，電影在拍攝期間曾想去「史塔西」原來的監獄內取景，那裡已經被改造成一所保存「史塔西」歷史的檔案館。檔案館館長拒絕了導演的要求，理由是：據他所知，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史塔西」特務保護過他所監視的人。那些監視劉曉波的國保警察也是如此，他們沒有同情和保護過劉曉波。唯一的例外是，九〇年代初，北京市國保部門有一個姓高的處長，稍稍有點人情味，後來被安上「代表公安系統內一條右傾投降路線」的罪名，清洗出局，轉而下海經商。
劉曉波的很多朋友都習慣了這一場景：與劉曉波會面時，便衣警察如蒼蠅般尾隨其後。劉曉波的大學同學溫玉傑回憶說：當劉曉波第一次從裡面出來後，溫在長春設宴為其接風洗塵。劉曉波鄭重地派他的弟弟來商洽，主要內容是：應邀參加的同學，要經過劉的篩選，溫不可擅自做主；非555牌的香煙不抽，溫要準備幾盒這個牌子的香煙；要允許劉帶長春市公安局的一位處長（後來聽說此人是負責監管劉的）。這三條要求，溫都照辦了。席間，劉很興奮，但基本是只敘友情，不談政治。
一九九二年，溫舉家南遷到珠海。一九九六年某月某日，劉同學突然造訪。溫立馬設宴招待。想不到劉在珠海竟有那麼多朋友，大約來了六、七個人。吃完晚飯，大家又在溫家打麻將，鬧了整整一個通宵。劉第二天揚長而去，但第五天溫的麻煩來了。半夜一點有人敲門，溫定眼一看竟是警察。他們向溫詢問了一些無關痛癢的話，如你怎麼來珠海的？現在從事什麼工作？溫心裡知道是因為劉，對方也不說破。從此相安無事。溫漸漸把這事忘了。想不到時隔三年，到了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的時候，溫突然接到片警的電話，通知他不許上街，只可在家裡從電視上看回歸的盛況。當時的感覺，又是一個「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只要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劉曉波走到哪裡，警察便跟到哪裡。二〇〇三年三月底，劉曉波夫婦受邀去丁子霖夫婦在無錫的老家玩，又陪同兩位老人去太湖三山島遊玩。那裡交通不便，需從無錫坐火車到蘇州，再從蘇州坐兩小時公車到東山，再由東山坐環島的車到陸巷碼頭，換乘每天一班的渡輪才進得三山島。那天他們費了很多周折才到三山島，沒有想到一群便衣已經先於他們一天到達島上。十多個便衣住在他們租的農民旅館旁邊的另一家旅館，窗子對著窗子，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據島上的居民說，這個島上唯一的一艘遊艇拴在碼頭上二十四小時待令，唯恐這四個「要犯」隨時會出逃似的。
文學評論家吳亮描述了因與劉曉波聯繫引起的一場虛驚：二〇〇六年，一群作家和評論家在蘇州開一個會，劉曉波恰好到蘇州玩，吳亮給劉曉波發短信說，可以在蘇州開會的賓館見面，有很多朋友都想見見劉曉波。結果，這個短信給這個會議帶來了不小的麻煩。「事後據酒店的服務員說，那天跟蹤劉曉波的共有七個警察，嚴厲地要服務員交出會議的參加者名單，把經理都嚇壞了。這些事永遠不會過去，無論我們將來會怎樣評論它。」特務們大概以為劉曉波會在會議上發言，所以才會萬分緊張。
＊
在不同的地區，監控的程度又有所不同。像上海這樣表面上開放的「國際大都市」，意識形態上卻最為保守，劉曉波享受的「貼身保護」的級別也更高。上海劇作家沙葉新寫道，「有一次劉曉波到上海，我和曉波以及上海的一些朋友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湘菜館吃飯時，有國安尾隨監控。我們一共有九人，在一個包房內；國安有三人，二男一女，坐在緊靠我們包房外的雙排座位上。透過包房的玻璃門窗，雙方都可以清晰地看見對方的一切。」偶爾有一、兩次這樣的經歷，還會覺得滿有趣的，但二十年來天天如此，又是什麼滋味呢？有多少人可以忍受這種幾乎透明的生活呢？
劉曉波的學生王小山講述的故事更具戲劇性，可以成為中國版本的《竊聽風暴》中的情節：前幾年，某天，幾個朋友約劉曉波吃飯，門外自然少不了警察相陪。席間，劉曉波對王小山說：「外面陪著我的那個是你同學。」王小山出去找那警察，一聊，果然，也是同為北京師範大學一九九〇屆畢業生，同屆不同系而已。該警察羞赧地說，實在不好意思，我在監視自己的老師，沒辦法，我的工作。王小山假裝大度地說，「理解，理解。」還跟他要了好久沒聯繫過的一個同學的電話號碼。
後來，王小山評論說：「關於『理解』，我是這麼想的，我當然理解在這個國家，一個不錯的飯碗對一個家庭意味著什麼，而做國保，顯然是這樣一個飯碗──說『不錯』，也就是收入不錯而已。實際上，做國保的，看上去根本沒什麼油水可撈，而且要經常被我這種人冷嘲熱諷，就沒那麼可觀了。所以，我所不理解的，就是為什麼還真有人愛做這個，並且監視到自己的老師也只是稍微羞澀一下，並無其他表現。」
多年來，一到所謂「敏感日期」，如「兩會」[1]、「六四」、「七一」中共建黨紀念日、「八一」中共建軍紀念日、「十一」中共建政紀念日、中共召開各種重要的會議和舉辦各種重要活動的時刻，以及外國元首和高官來華訪問等等，在劉曉波的家門口都會不約而至地出現警察們和警車，像保鏢一樣「站崗」，家裡來客要被盤查。有時，允許劉曉波出門活動，但劉曉波走到哪兒，他們就跟到哪兒；有時，他們乾脆就粗暴地將劉曉波軟禁在家，不許出門，而不出示任何法律文件。
僅以二〇〇四年為例：從「兩會」前的二月二十四日起，對劉曉波的監控已經開始且逐步升級。剛開始只是跟蹤和站崗，並不阻攔他外出或見人，若是外國記者上門採訪，則會受到阻攔。家中的電話和網路也沒問題。在三月三日到三月十六日兩會期間，監控有所收緊，劉曉波可以外出見人，但不能見記者，來他家的所有人也要受到盤查，電話在通話時常常突然中斷，中斷的頻率越來越高。為此，他與監管的警察發生過爭吵。兩會過後，依然如此。
從五月二十四日起，監控之網再次收緊。除了有時回岳母家吃晚飯之外，當局不允許劉曉波去其他地方，電話和上網受到更頻繁干擾，只要是記者或所謂敏感人士的電話，必被掐斷。只要他上網，幾分鐘後就中斷。為此，劉曉波又與警察爭吵，還向一一二障礙台投訴。
五月二十五日凌晨以後，劉曉波家的網路和電話在大多數時間裡不通。六月一日開始，電話全天不通，他也不能再到岳父家吃飯。與此同時，每一次監控升級，海淀分局的人都會來找他談話，雖然態度溫和，但實際上是警告。「六四」期間的監控，一直到六月十一日才解除。[1]對此，劉曉波感歎說：「這黑夜，不是大自然的晝夜迴圈，而是獨裁制度下的持續黑夜，從貼身的跟蹤到盤查來我家的客人，最後切斷我的所有通信聯繫，把我軟禁在家中，讓我成為資訊上的瞎子和聾子。」
整個二〇〇四年，劉曉波被非法監控長達四個月之久，占全年時間的三分之一。
二〇〇五年，情況更趨惡化。劉曉波的切身體會是，胡溫上台後，對「敏感人士」的軟禁式監控的力度和廣度，大大超過江朱時期。
這一年春節，警察前所未有地上崗了：「沒想到，今天是大年三十，警察又上崗了。我、張祖樺、江棋生的家門口同時上崗，但並不阻止我們外出。往年，其他時間站崗，但春節期間從未站過。今年卻不同，大概是今年春節來得晚，離兩會時間太近。下去抗議，警察說是上面的命令。今晚值班的警察也更慘，我們這些被站崗的人，起碼還可以與家人團聚三十，而他們就只能在崗位上無聊。對於大年三十派警察站崗，不要說戕害人權，連基本的人道都不講。我表示強烈抗議！」
此後，兩會期間是半個月，從三月初到三月十六日；趙紫陽去世期間，也是半個月，從一月十七日到三十一日；「六四」期間，是半個多月；十二月十三日，劉曉波被抄家、傳喚後，又是半個多月。其間，還有某些時段是絕對嚴控，警察坐在樓道裡，不但不准劉曉波離開家門，連劉霞也失去人身自由，到附近的超市買日用品，也要被跟蹤。
每當重要的外國客人來訪，劉曉波必定被軟禁在家中。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日，美國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Condi Rice）來訪，警察提前來到樓下站崗。劉曉波撰文揭露中共當局在人權問題上的言行背離，抗議警方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敦促中共當局不要再玩弄這類首鼠兩端的把戲。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聯合國高級人權專員阿爾伯爾（Louise Arbour）訪問北京。阿爾伯爾不但要與胡錦濤會談，還要和中方簽署一份旨在推動中國儘快批准《國際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力公約》的協議。按名實一致的常識邏輯，既然是討論如何改善人權，那麼，起碼在阿爾伯爾停留北京的五天裡，國內的人權狀態應該有所改善。
事實卻無比荒謬，胡錦濤與阿爾伯爾在人民大會堂裡談人權，人民大會堂外卻在限制異議人士的人身自由。劉曉波寫道：「我家的下面又有五、六個警察和警車上崗了。……都『以人為本』了、『和諧社會』了，為什麼我和其他異議人士的人權就這麼賤，想踐踏就踐踏？為什麼只能靠警察站崗來建立『和諧社會』？每天坐在家裡讀書寫作的我，還有與我的生活方式基本相同的異議人士，如何能威脅到大會堂裡的握手、照相和寒暄。莫非我們這些人身上都有『特異功能』？」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間八點，劉曉波被北京警方從家中帶走。來人的說辭是：請去談談話。隨即去茶社談了近一個小時。官方主要是對在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訪華時間採取的軟禁措施作出某種解釋。
這就是劉曉波的日常生活──被監控、騷擾、切斷通訊或軟禁，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對於警察，劉曉波的態度是：「我向來就主張，我們面對的警察，脫了警服就是普通人，他的道德也不比普通人差，也不比普通人高，所以你跟他打交道的時候，他想用野蠻的方式激怒你，你偏不被激怒，反而要用自己的文明方式去抑制他的野蠻和激發他身上人性的東西。如果警察罵了你，你反過來罵警察就是一條狗。這麼罵，不僅會激怒他，還會把他的道德包袱一下子就放下了，他會想，你都罵我是狗，狗的本性就是咬人，那我就當條狗給你看看。那種道義對他的壓力感就一點都沒有了。」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劉曉波都以最大的善意對待警察。他曾講過一個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他去一位朋友家做客，幾個便衣跟隨他來到朋友家所在的樓下。一個多小時後，他接到一名便衣的電話：「劉老師，我在下面憋了半天，四處都找不到廁所，我可以上來借用一下主人的廁所嗎？」劉曉波在徵得主人的同意後，讓便衣進屋如廁。
還有一次，劉曉波與劉霞一道出門，警察在後面跟隨。由於沒有招到計程車，他們夫婦倆便上了一輛公共汽車。他們發現前面一輛桑塔納，後面一輛奧迪，還有一輛摩托車時前時後，他們一出門便享受部長級待遇。不久，公共汽車司機也發現了這一奇怪的情況，便嘮叨說：「這麼寬的馬路，這幾輛車為何偏偏來騷擾我？他們是神經病啊？」北京的公車司機有一種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情，在「八九」民運的時候，許多公交司機都開著大公共汽車到街頭去阻擋坦克。到了下一站，這名司機終於按捺不住了，趁乘客上下車的機會，自己也下車去，走到後面那輛奧迪車的跟前，使勁拍打奧迪的車窗。裡面的便衣警察苦於不能向司機說出真相，只好當縮頭烏龜，拒絕打開車窗。又到了下一站，司機發現奧迪車還在後面跟著，又下車去敲打其車窗。如此反覆了好幾次。直到幾站之後，劉曉波夫婦下了車，跟蹤的車輛才離開那輛公車。劉曉波在一旁哈哈大笑，後來跟朋友說，簡直就像看一場免費的喜劇。
＊
可是，畢竟不是每一天都會發生讓人發笑的事情。
比日常的監視、跟蹤和軟禁在家更嚴重的是傳喚。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劉曉波與余杰、張祖樺因起草一份人權報告，同一時刻遭到警方傳喚。次日凌晨兩點，劉曉波獲釋。他對媒體說：「昨天傍晚將近六點左右，十幾個人闖進家裡，出示傳喚證，先搜查，然後錄影、照相，還搜走了電腦。他們把我帶到派出所，問我關於寫文章的事，給我出示了五、六篇文章。凌晨兩點半左右把我送回家。」他還說：「這種傳喚經常有，一段時間來一次，已經十五年了，一直都在跟公安局打交道。但這次不同的是，闖進家裡搜查，這是一九九九年出獄以來的第一次，所以覺得很突然。」
當警察進門時，劉曉波正在跟徐友漁通話，他沒有掛斷電話。警察沒有注意到這個細節。徐在電話中戲劇性地聽到警察傳喚劉曉波的過程，遂第一時間將此資訊傳遞出去。否則，後來當局切斷劉曉波家中的電話，劉霞也被軟禁在家，此事就無法為外界所知。
次日凌晨，劉曉波從派出所回家時，馬上接到數不清的朋友、熟人、陌生人的電話慰問，還有諸多境外媒體的電話採訪。儘管電話時斷時續，但足以讓劉曉波感到寒冬裡的溫暖。他在一篇致謝文章中說：「十二月二十一日，許多人通過電話把我獲得『捍衛言論自由獎』（Fondation de France Prize）的消息告訴我，友人的通報讓被禁錮的陋室充滿了激勵的溫暖。」
這一事件標誌著所謂的「胡溫新政」根本就是子虛烏有，還沒有開始就破產了。當天晚上，法學家王怡在一篇抗議文章中寫道：「當余杰和劉曉波同時被國安傳喚，這顯然是最近數月自趙岩、黃金秋、師濤等一系列良心案後，胡溫當局逮捕作家、記者，扼殺言路的又一個高峰。是向近年來民間和網路的維權浪潮、政論浪潮、公共知識分子浪潮發出的最強悍也最赤裸的恐嚇。」人們的清官渴望從此可休矣。王怡接著寫道：「他們兩位的政論，從來持漸進的改良立場，對暴力革命和激進主義不相為謀。今天，令我無法不想起曉波先生十五年前『寧做三百年殖民地』的悲苦之語。放眼今日的中國，我們夢想的租界在哪裡？如果我們擁有私有產權的房屋不能成為獨裁政權下的一小塊租界，如果我們坐在家中，不能阻止祕密警察破門而入，我們的家和監獄有什麼區別？我們就是共產黨的半個囚徒和半個人質。」
二〇〇八年六月四日，「六四」屠殺十九週年紀念日下午，國保人員要求跟劉曉波「談談」。劉曉波說，這樣的日子，我心情沉重，不願跟你們說話。他家樓下那群國保圍繞著他糾纏多時不果。他上樓後，待在屋中。至晚上六時許，與劉霞出門準備去岳父家吃飯，再次在樓下遭多名警察圍堵阻攔，雙方發生爭執與肢體衝突。帶隊的派出所所長和幾名警察參與了對劉曉波的毆打，並將其強行拖入附近專門為監視他而建造的一間類似交通崗亭的小黑屋中。看到丈夫遭此虐待，劉霞淚如雨下，大聲呼救。現場有若干群眾圍觀，有人譴責警方的暴行。有一名自稱是北京市人大代表的中年男子，出面制止警方的作為，並打電話給北京公安局投訴。後來，國保的一個頭頭趕到現場，出面打圓場說：「這是一個誤會。」打人的警察當面向劉曉波道歉。約晚七點半左右，劉曉波夫婦才回到家中。這醜惡的一幕顯示，警察的無知和蠻橫可笑又可恥，政府對劉曉波的恐懼卻是十分實在的。
當天，為了表達對劉曉波遭遇暴力對待的抗議，多名人權活動者共同發布一份公開信。公開信指出：「十九年來，劉曉波先生始終秉持和平、理性抗爭的信念和主張，不懈地呼籲國人不要以暴易暴，以寬容與對話來化解仇恨，而政府竟如此野蠻地對付這樣的自由知識分子。再次說明，儘管中國政府在二〇〇四年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但在我們這片國土上，憲法條文並沒有得到落實，中國國民的基本人權仍然缺乏最起碼的保障。」
在劉曉波被捕前半年，他的生存處境已極度惡化。一方面是中共以奧運會顯示其「大國崛起」的氣派，世界各國則樂於與中國做生意，對中國的人權問題視而不見；另一方面，中國的人權狀況持續退步，對以劉曉波為代表的異議人士的打壓變本加厲。
由北京學者郭玉閃和張大軍等人創辦的民間機構「傳知行研究所」，每週六下午三點舉辦講座，邀請學者和專業人士演講。主辦人邀請劉曉波於十一月二十九日的週六下午前去演講。大家知道劉曉波是政治敏感人物，有試探官方底線的想法，如果劉曉波能在這類民間講座上公開露面，不管講什麼，也是一個突破。所以，他們選擇的演講題目很溫和：「悲劇的文學」。二十八日晚上，警察突然給劉曉波打電話，要求他不要參加週六的講座，被他拒絕。
二十九日下午二點，劉曉波應約去「傳知行」。他一出門，三個警察迎上來圍住他。劉曉波據理力爭，堅持赴約，並向院門口走。沒有多遠，已經有五名警察圍上來，將他團團困住。劉曉波讓警察出示相關文件，警察只說這是「上面的命令」。最終，在警察的強行攔截下，他無法走出院門。後來，劉曉波對媒體表示：「『六四』之後這麼多年，我從被北師大開除之後，從來沒有在這種公開場合，開過講座，或者講過課。為了使這次講座能成功，講一些跟現實政治沒關係的事。」然而，即使演講內容與現實政治無關，仍遭當局禁止。
事後，署名「紅旗下的蛋」的網友發表了一則日記〈劉曉波的「悲劇的文學」講座並沒有發生〉。日記寫道：「今天去參加傳知行研究所組織的週末例行講座活動，邀請的是劉曉波，預定講的題目是『悲劇的文學』。活動安排的開始時間是下午三點。我在開始前約十分鐘到達現場，發現現場大約還有十多個座位（估計全部的座位也就五、六十個）。這樣看來其實可以算是並沒有太多的人參加──相對於曉波的名聲之大來說。大約三點的時候，組織方來人跟大家說，劉曉波被好幾個警察堵在路上，還在交涉，讓大家稍微耐心等候一下。大約三點半的時候，組織方再次來告知，劉曉波被堵在家門口，基本可以確定是出不來了，請大家原諒、抱歉之類。於是大家就只好各自散了。」
就是在這樣嚴峻的形勢、惡劣的處境之下，劉曉波仍然成為《零八憲章》的靈魂人物，仍然在《零八憲章》中倡導和平、和解、理性、法治、非暴力等理念，外部環境的慘澹與他內心世界的澄明，形成鮮明的對照。唯其如此，尤為可貴。
[1] 編注：「兩會」乃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此兩會均在每年初春時段召開，所以兩會召開時期也常是中國政府安全工作最重要時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