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獨立中文筆會會長
返回目錄頁劉曉波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間最重要的活動，就是組織和領導獨立中文筆會。
獨立中文筆會創立於二〇〇一年，同年十月，在倫敦的國際筆會第六十七屆年會上，被接納為國際筆會正式成員。從此，獨立中文筆會每年都派出代表參加國際筆會大會和其他活動，成為國際筆會大家庭中最有活力的筆會中心之一。
獨立中文筆會創建之初，其主體是海外流亡作家群體。二〇〇三年，獨立中文筆會迎來創會以來的一大轉捩點。當年十一月，筆會第一次利用國際網路召開會員大會。網路選舉，也是這個小群體嘗試和實踐民主的第一步，正如劉曉波所說：「通過網路踐行民主是新鮮物，我們全無經驗，只能邊實踐、邊學習、邊積累。」
經過幾輪投票表決，會員大會制訂筆會章程，首次選出筆會理事會，並改為實行會長負責制。劉曉波以高票當選為新一屆會長，隨後發表一份致筆會會友的〈就職說明〉。首先，他解釋了自己參選的原因：「我之所以參與選舉並接受這個職位，乃基於對個人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的信念和中國的言論不自由環境之間的悖論：言論自由乃為現代文明的要義之一，而目前的中國恰恰是沒有基本言論自由的國家，爭取言論自由、反對文字獄和創作更優秀的作品，實為筆會的宗旨和我對自己的期望。」
劉曉波擔任會長之後，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各項事務之中。筆會「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大小事務牽扯了他很大一部分時間和精力，讓妻子劉霞頗有怨言，戲稱他是「工會主席兼婦聯主任」。不過，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他的工作成效是顯著的：在其第一屆任期內，筆會會員人數增加三倍以上，特別是若干身在國內的、有影響力的作家加入，使筆會在作家群體中有了良好的聲譽。
二〇〇五年十月，筆會再次利用網路召開會員大會，通過修改章程的議案，選出新一屆理事會。九月二十七日，劉曉波在筆會內部論壇上貼出一篇名為〈寫給二〇〇五年十月第二屆會員大會〉的文章，他寫道：「從未作過任何組織工作的我，卻陰錯陽差地接任筆會會長，一晃二年過去，我與本屆理事會的任期已滿。雖無大業績，但起碼維持了筆會的正常運轉，基本完成了當初預定的目標。」他回顧說：「兩年來的筆會工作，是在不同意見的爭吵、交流、說服、妥協之中度過的。為了筆會公益的爭吵，只要是公開化的交鋒，再激烈也無妨。或通過妥協，達成共識；或服從多數，保留己見。如果沒有這些不同意見的公開交鋒，沒有相互之間的包容和妥協，也就不會有筆會的今天。」
在此次網路會員大會上，劉曉波再次當選會長，余杰和陳奎德分別當選第一和第二副會長。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筆會再次召開會員大會，完成第二屆會長任期的劉曉波，基於筆會已形成「制度比人強」的局面，決定不再競選連任。不過，劉曉波還有一屆理事任期，他在理事的職位上繼續為筆會服務，直至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八日被捕。
劉曉波擔任筆會會長的四年，是筆會脫胎換骨、麻雀變鳳凰的四年。由於筆會實行會長負責制，會長的地位和作用極為重要，工作也相當繁忙。筆會的經費主要來自美國民主基金會以及若干個人的小額資助，筆會一些部門的負責人和網站編輯等，可以根據勞動量領取少量報酬。作為會長的劉曉波，為筆會付出最多，卻不取分毫，堪稱筆會「首席義工」。為了工作方便，筆會決定用辦公費用為會長配備一台手機，劉曉波反覆叮囑買一個最便宜的手機。他說，筆會的資助來之不易，一定要用到刀刃上，特別是用到救援獄中作家的項目上。
劉曉波對筆會事務的熱衷，並非他對「當官」有興趣，而是希望談過實際的歷練，學習NGO組織的運作與管理。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大弱項，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這一弱點，是「八九」民運後期廣場上組織工作陷入困頓以及「八九」之後民間力量成長緩慢的原因之一。劉曉波希望從自己做起，不僅僅做一名寫作者和思想者，也承擔一部分組織和操作的工作。在這一過程中，他的性格愈發平和、思路愈發清晰。
組織和管理筆會，對劉曉波和筆會工作班子中的其他成員來說，都是一個學習如何承擔公共角色的過程。在此之前，劉曉波是個特立獨行、天馬行空式的人物，八〇年代闖入文壇的時候，就像是公牛衝進瓷器店。他鋒芒畢露，直言不諱，在含蓄而曖昧的中國人當中是少有的優點，但也讓他得罪了不少人，並傳出了「劉曉波不好相處」的名聲。
即便是在「八九」民運當中，劉曉波也少有參與知識分子的集體活動和簽名，像獨行俠般直接與學生們聯繫。他對那些「抱團」的學者和作家夢始終不屑一顧。在廣場上一齊亮相的「四君子」，其實也是臨時聚集起來的，彼此之間的私人情誼與價值認同並沒有多麼深入。
很長一段時間，我行我素的劉曉波一直標榜「君子不黨」，這樣他就享有完全的批評自由。但是，在現代社會，公共知識分子要對社會發揮影響力，有時需要以群體的面貌出現，以形成某種合力。這樣，知識分子組成某些社團就成為必要的選項，而那些習慣個體化生活的知識分子，就得學習適應群體的生活方式。當選筆會會長，使得劉曉波不得不作出這樣的調整。他對朋友說，既然身上有了筆會會長的這副小小擔子，就不再是天馬行空的人，甚至要去做一些自己本來不喜歡做的事情。筆會雖然是一個只有一、二百人的小型NGO，但這個由個性鮮明、吹毛求疵的文人組成的組織，即便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可能演變成大風暴。所以，會長需要高超的溝通協調和組織管理能力。
在劉曉波和同仁的努力下，筆會逐漸建立起祕書處、自由寫作委員會、獄中作家委員會、網路工作委員會、文學交流和翻譯工作委員會等工作機構。筆會網站和會員網路文集的建立、「自由寫作獎」和「林昭紀念獎」的評選，也推動會員們以更大的熱情和勇氣從事自由寫作。
早在八〇年代，劉曉波就有這樣的認識：在共產黨的官辦刊物上發表再激烈的批評言論也不具有言論自由權利的意義，而在獨立的民間刊物上發表最保守的言論也具有言論自由權利的意義。他希望筆會在國內有一份紙質刊物，並與余世存、廖亦武、余杰等人商討編輯、印刷會刊的事宜。當時，曾商議以季刊的形式編輯和印刷，並在筆會會友和知識分子圈子裡傳閱。但在越來越嚴峻的外部形勢之下，這一願望未能實現，筆會的刊物只能以「自由寫作網刊」的形式存在。
劉曉波習慣於夜間工作、上午休息，每逢北京深夜，正好是美國和歐洲的白天，他便通過網路，使用語音對話或文字對話的方式，與美國和歐洲的會友討論工作、交換意見。在擔任筆會會長的四年裡，他每天至少花費兩個小時在筆會事務上。
筆會雖然是一個小小的組織，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各種日常事務千頭萬緒。許多作家稜角分明，難於與其他人合作，大家在某個組織中共事，很容易摩擦出火花來。劉曉波原本也是一匹鋒芒畢露的「黑馬」，但在擔任筆會會長之後，他盡力內斂，學習妥協，像居委會主任那樣處理各項大小糾紛。這些事情耗費了他許多的時間和精力。有了網路以後，他成了隨時隨刻可以被大家找到的人，他的私人生活遭到無情的侵入和分割。
後來擔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的旅德作家家廖天琪在一篇文章描述說：「筆者在曉波擔任四年會長期間，更頻繁地彼此在網上或是語音或是筆談。……就像很多絕頂聰明的人一樣，曉波才思敏捷，下筆行雲流水，但是卻有點口吃，他有時在網上一邊跟我談天，通過麥克風，我可以聽出來他還在一邊吸煙、喝茶，甚至吃飯。有時也一邊打字，不時也能聽見劉霞在身後問他什麼。」正是通過網路，讓劉曉波與許多未曾謀面的文友有了近距離的交流，將天涯變成咫尺。
有了網路，劉曉波逐漸恢復了與許多老朋友的聯繫，並遊說很多人加入了筆會。有的會友身在海外，見面或打電話不方便，費用低廉的「網聊」便成了首選的聯絡方式。作家孟濤兒回憶說：「在他因《零八憲章》進去之前，有一段時間他常在電腦上與我的一個叫愛米麗的作家朋友聊天，或跟獨立筆會的同仁聊天，我時常看見他打的字，他覺得這世界上『沒什麼可讓自己懼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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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擔任筆會會長之後，高度重視救助獄中作家的工作。獨立中文筆會的獄中作家委員會成立於二〇〇三年十二月，正是劉曉波當選會長後不久。
中國有著漫長的專制主義傳統，所謂三千年文明史，貫穿始終的是三千年文禍史。形形色色的獨裁者，共通之處是對書籍和文字及它們的創造者的厭惡和仇恨，因為書籍和文字中蘊含著反對獨裁的力量。
有文字獄，就有獄中作家。擔任過獄委會代理協調人的詩人井蛙，曾經寫道：「獄中作家，是一個令人悲傷的名詞。……對於十三億人口的國度，他們的微小以及強大已經形成一種挑戰。他們挑戰的是一個暴力的政府。一個民智未開的群體。在他們的文字裡真實地展現了中國文化以及政治體制的危機。」中國是全球獄中作家數量最多的國家。「獄中作家」的存在，是一個國家的恥辱，是一個國家缺乏言論自由的標誌。近年來，中國獄中作家的數量不斷攀升，獨立中文筆會的獄委會成為全世界工作最繁忙的獄委會。
獄委會成立之後，立即展開工作，對此前國際筆會搜集的中國獄中作家的資料，以及「記者無國界」、「保護記者委員會」、「大赦國際」、「人權觀察」、「中國人權」、「對話基金會」等人權組織所報告的個案進行複核，最終確定七十四名獄中作家名單。然後迅速展開「支持獄中作家計畫」。[1]
後來，筆會還設置「榮譽會員」和「獄中作家獎」（劉曉波入獄後，改名為「劉曉波勇氣獎」）。「榮譽會員」為筆會重點救助的獄中作家，於二〇〇五年底開始評選，至今三次共授予四十二人，其中仍繫獄者二十九人。「獄中作家獎」於二〇〇六年設立，首屆獲獎人為筆會繫獄會員楊天水。
作為會長，劉曉波不可能親自處理每一位獄中作家的個案，但在幫助獄中作家方面，牽扯了他最多的心力。他本人曾是獄中作家，對此有親身體驗：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下，任何一點來自外界的支持與鼓勵，對當事人都是莫大的安慰。
很多獄中作家在入獄之前跟劉曉波並無太多來往，甚至並未謀面，但劉曉波對受難者親如兄弟，將筆會的資源最大限度地為獄中作家們服務，還拿出自己的稿費幫助他們。許多因言獲罪者的家屬，如楊子立的妻子、杜導斌的妻子、劉荻的外婆等，都接到過劉曉波慰問的電話或電郵。劉曉波還約受難者的家屬見面，請他們吃飯，安慰和鼓勵他們。他在〈心牢中的女人〉一文中，對政治犯妻子們的艱難處境體貼入微，因為他自己的家庭亦如「汪洋中的一條船」。
作家、詩人、記者師濤因在海外網站「民主論壇」發表文章揭露中共宣傳部下令禁止報導「六四」，而被判處十年重刑。師濤此前與劉曉波並無直接交往，母親前去探監時，他悄悄告訴母親，有事找「波」。可見，師濤將劉曉波當作值得信賴的師長和朋友。這就是一種「君子之交」。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劉曉波在後輩自由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地位。
劉曉波不負所托，利用筆會的平台為師濤案大聲疾呼，使師濤成為國際筆會重點關注的個案。他親自為師濤寫了多篇文章，如〈師濤沒有祕密〉、〈為師濤吶喊〉、〈就師濤案致雅虎公司董事長楊致遠的公開信〉等。特別是致雅虎的公開信，對雅虎助紂為虐的作為作了透徹的分析，敦促雅虎公司懸崖勒馬，不要再幫助中共建築「靈魂監獄」。公開信發表後，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中英文媒體紛紛轉載。
在此期間，筆會獄委會協調人張裕多次奔赴美國和香港，聯絡香港大律師、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擔任代理律師。後來，經過勞改基金會負責人吳宏達的努力，師濤案受到美國國會的重視，國會人權委員會主席蘭托斯（Thomas Peter Lantos）議員傳召雅虎總裁楊致遠到國會作證，促使其向受害者家人公開道歉。最終，雅虎公司同意給予師濤等受害者以巨額賠償，並設立雅虎人權基金救助因為在網路上發表言論而遭到中共迫害的人士。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八日，劉曉波被北京警方從家中帶走，從此失去自由。救助獄中作家的人，自己成了獄中作家。這是只有「動物莊園」裡才有的黑色幽默。
[1] 「支持獄中作家計畫」包括以下七個專案：一、對拘捕自由作家的事件提出抗議，發表有關聲明或公告，報告國際筆會採取緊急行動，和國際相關組織合作採取營救行動，引起中文和世界媒體對事件的關注等。二、組建獄中作家資料庫。三、創建獄中作家委員會網站。四、協助獄中作家及家屬發表作品。五、與獄中作家親友建立聯繫和通訊。隨時瞭解從被捕、受審、判刑直至獲釋的獄中作家及其家屬各種情況和相關要求，提供支援和幫助。六、法律救助措施。七、為獄中作家籌款和募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