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美麗新世界」尋找定位
返回目錄頁早在「六四」前夕，劉曉波就說過：「立志於成為一個人的國人，必須有付出巨大代價的心理準備，別指望在自己短短的一生能過上人的生活。」不幸一語成讖，此後二十多年，劉曉波過著一般人難以承受的生活。
一九九一年，劉曉波出獄後，心中特別想去天安門廣場，長跪在紀念碑前久久不起，向「六四」的亡靈們懺悔自己的罪惡。但幾次想去而又不敢去，有兩次走到西單附近又回頭。他不敢一個人面對紀念碑，不敢再現記憶中的傷痕，多少血肉相連的往事令其心痛欲裂，常常強忍住欲流的淚水。
有一次，劉曉波乘坐侯德健的賓士車外出。開車的朋友小解沿著東長安街向西疾馳。開始，他沒有注意到車外的建築，和劉霞聊著其他事情。車過天安門廣場，他正巧向窗外張望，突然看見了紀念碑，一種巨大的壓力排山倒海地湧向他，好像正面臨滅頂之災，全身不住地顫抖，胸口一陣絞痛。他想低頭，但不能，目光像被釘在紀念碑上，它的巨大吸引力似乎把他整個人吸出車窗。淚水慢慢浸出。突然，他嚎啕大哭起來。小解和劉霞的安慰亦無濟於事。周舵說：「這是曉波的個性。他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甚至可以用性格複雜來形容。他的心裡永遠在天人交戰，永遠在自省、在懺悔，像聖徒那樣，不跟自己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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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中國社會與一九八九年相比，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一九九二年春天，鄧小平發表所謂「南巡講話」，推動停滯三年之久的經濟改革，「全民經商」成為壓抑已久的中國人唯一的出路。當年積極參與「八九」民運的朋友們，十有八九都投身商海。劫後餘生的劉曉波感觸很深：「在鄧小平南巡的講話中大家找到了一條新的宣洩管道，那就是去經商。在無可奈何管不了國家大事的情況下，大家現在要管好自己的事，我們不要那麼苦兮兮的。……錢也是一種自我評價吧。有錢之後，儘管他現在得不到一種言論自由，但是他掙來錢，也是一種評價標誌。」這是一個瞬息萬變的「美麗新世界」，這個「美麗新世界」裡還有劉曉波的位置嗎？
對金錢，劉曉波並不反感。八〇年代，他是最早不恥於談錢的知識分子，他在演講中說，「錢是一種自我評價，有了一定數量的錢，你的生命就隨著開放到了一定的廣度」，「錢是個好東西，任何人見了都要兩眼放光」。他贊同部分知識分子去經商，以金錢觀念淡化權力觀念，進而促進多元價值的形成。而到了九〇年代，商潮席捲全中國，人們將金錢作為「偽信仰」或「麻醉劑」。當文化名流紛紛待價而沽、期望在市場和官場賣出好價錢時，劉曉波反倒不為所動，抽身而出，在雲卷雲飛中，堅守心靈自由和人格獨立。
此時，主流知識界倡導「思想淡出，學術凸顯」。「思想淡出」是實，「學術凸顯」是假──在商潮濤聲中，偌大的校園，已擺放不下一張書桌，即便回避價值判斷的乾嘉之學，也少人做得出來。中國既沒有思想家，也沒有學術家。
八〇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關於民主、自由的共識破裂了，後現代主義、新權威主義、民族主義等思潮洶湧激盪，多少企圖重返舞台中心的知識分子投身其中。用劉曉波的話說，「六四」的槍聲劃開了兩個時代，激情的八〇年代和平庸的九〇年代。白色恐怖下的沉寂之後，金錢的喧嘩堂皇現身，放肆代替了責任，犬儒代替了良知，調侃代替了嚴肅，卡通代替了啟蒙，豔俗代替了樸素，經濟人代替了文化人，急功近利的厚黑學變成了全社會的時尚，兇狠無情、不擇手段的狼性被奉為圖騰。許多他熟悉的學者、教授、文化人，或躋身高級智囊，或混成明星學者，或變成商界富豪。
出獄後的劉曉波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三無人員」──無公職、無工資、無社保。「八九」之前，他是知識界的「黑馬」，是青年學子敬仰的引路人，站在舞台的中央，聚光燈匯聚在身上，那是何等意氣風發、顧盼自雄；「八九」之後，淪為「國家的敵人」和不可接觸的「黑手」，昔日的門生故舊，大都避之唯恐不及，中國社會向來是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如此巨大之落差，非一般人能承受。
經歷了「八九」的重擊之後，劉曉波有所內斂與沉潛，但其「戰鬥性」和「攻擊性」並未減弱。作家查建英描述說：「我初次見到劉曉波是一九九一年初，在一家小小的火鍋店裡祝賀他出獄。我還記得他嘲笑各個文化名人時的戲謔神態。他告訴在座的一位時髦年輕小說家，發現並力捧此人的那位著名評論家，只不過是一名熱衷於附庸風雅的白癡。結果這挑起了一場爭論。他可能有些過於自負，有時讓人難以接受。但他批評的矛頭是有真正的勇氣和政治信念相伴的。」可見，他並沒有改變直率和尖銳的個性。
幸運的是，世態炎涼之外，劉曉波身邊有一個「秦城幫」。這群「秦城大學」畢業生，大都是與劉曉波類似的「三無人員」。儘管彼此的生活都異常艱難，但他們抱成一團，相濡以沫，苦中作樂。大家一起共事、議政、聚餐、打牌，不時地出去郊遊。因為參與「六四」而被定罪、被大學開除的陳小平，如此回憶說：「自監獄出來後，我們一直長期被警察監視，正是在這種情景下，曉波一家、老包一家、衛華一家和我一家，便成了精神上、生活上相互鼓舞，彼此照顧的共同體。我出國前，我們幾乎在一起度過了每一個週末。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警察在跟蹤。我們開心地吃著湖北臘雞、紅燒兔子，在麻將桌上為一塊錢分文不讓，凌晨，我們幾個一起坐著面的（小型載客麵包車）在北京三環路上說著我們的故事回家。」
據江棋生回憶，九〇年代初期，他與劉曉波、包遵信、周舵、王丹、陳小平、劉念春等七、八個朋友常在一起，討論國事，也醞釀一些公開信。有一次，他們談論「六四」六週年的呼籲書，中午在劉曉波家附近的一家小飯館吃飯。那時，魏京生再次被捕，席間大家談及魏京生獲諾貝爾獎的可能性。劉曉波說，如果魏能獲獎，對中國的民主化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當然，跟劉曉波有交往的，除了「秦城幫」之外，還有各式各樣受「六四」牽連、被拋出原有人生軌道的人。比如，作家野夫，原先是警察，「怒髮衝冠為學生」，走上了一條「從警察到囚徒」的道路。出獄後，野夫做了個體書商，常常請劉曉波吃飯。「我是過來人，知道人在困境中，可能更要面子，因此一般朋友的接濟，往往還不願領受。再說多數人在那時也還算是末路文人，杯水車薪，實在也不足以割肉療饑。我們能做的，也就是請他搓幾頓，或者秀才人情紙半張──送幾套書籍聊慰寂寞。」
野夫後來更與王朔、周忠陵合力促成劉曉波以筆名出版了一本書，藉此資助他。一九九九年，劉曉波第三度從獄中歸來，一貧如洗。那時，一九八六年便相識的作家王朔常來看望他，一起吃飯聊天。有一天，王朔跟出版界的朋友甘琦說，想資助曉波，又怕曉波不接受。甘琦把王朔的話透露給周忠陵。周忠陵說，直接給錢，曉波肯定不接受。他建議換一種方式，給曉波出一本書。那時候，王朔的評論集《無知者無畏》發行得很好，如果王朔出面跟曉波做一個對話，王朔用真名，曉波用筆名，一定能成為暢銷書。當周忠陵把這個想法告訴王朔後，王朔說，這個主意好，但要看曉波的意思如何。
第二天，周忠陵把劉曉波叫到家中，把這個想法跟他說了。劉曉波坐在沙發上，聽了之後，第一句話是：「我的名字不能公開在大陸出現，不用真名，我就絕不寫任何東西。」
周忠陵勸他說：「我是書商，希望發一本好書，大家一起掙錢，你就當是幫我一次。」
劉曉波聽了之後，半天沒有說話，然後說：「那我考慮一下吧。」
第二天，劉曉波來了，第一句話就說：「通知王朔吧，那本書我們一起來幹。」做這本書，王朔是想幫助曉波，一分錢版稅都不要；而曉波是想幫助周忠陵，讓他發書賺錢。那個時代的朋友相交，確實有古道熱腸的氣息。
由於劉曉波的真名不能出現，他就取了一個筆名，書出版的時候，與王朔並列的另一個名字為「老霞」（這個名字顯然來自於劉霞），而書中的對話者則取諧音「老俠」。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周忠陵在劉曉波家附近的萬壽賓館開了一間房，王朔和劉曉波在那裡對話，有三、四天時間。王朔談得很少，主要是劉曉波談，後來劉曉波回憶說，「那本書，我主說，王朔敲邊鼓。……錄音帶交給忠忠負責整理。整理出來的文字稿先交給我，我通完後再交給王朔。定稿後，我用筆名，他用真名。事實上就是賣王朔。」王朔很細心，逐字逐句閱讀初稿，刪去了一些敏感的地方。
周忠陵想趕到每年一月的北京圖書訂貨會，一月份稿子和封面都弄出來了，也上了圖書訂貨會，收到很多預付款，但書號還是沒有著落。整個二〇〇〇年上半年，周忠陵到處找出版社，但一直沒有拿到書號。也許是稿子的內容太尖銳，王朔建議他一定要找人把好關，周便找了光明日報出版社的資深編輯徐曉幫助改稿。如此又過了幾個月，最後是由野夫出面協助拿到書號，與周忠陵一起發行。
野夫後來回憶說，他聯繫到長江文藝出版社的周社長到北京與王朔簽約。按王朔彼時的身價，一般版稅都得在百分之十二，首印不低於二十萬冊。但考慮到本書的政策風險，社長提出首印十五萬，王朔提出簽約一個月內一次性付清，雙方都同意了。
接著討論書名。王朔說，這種書取個不相干的名字最好。野夫說，就用迅翁的一句打油詩──美人贈我蒙汗藥。大家當下大笑通過。席間，社長對另外那個狂言憤世的對話者仍不免好奇，詢之於王。王朔原是打岔的高手，嬉皮笑臉地呵呵對答曰：「是我的一位老師，剛剛結束閉關修煉從山上下來的。」
野夫收到巨額的版稅後問王朔如何分配，王朔說，你去跟曉波要一個不是他名字的帳號，全部給他，我分文不取。野夫有些驚異，王朔完全可以拿一半稿費換輛新車。但王朔說，給錢人家又不要，就用這個方式表達一點心意。多年後，劉曉波說：「王朔對朋友的仗義，在圈內眾所周知。」劉曉波用這筆錢買了第一套「產權」屬於自己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