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與六四亡靈對話
返回目錄頁莎士比亞的名劇《哈姆雷特》（Hamlet）中，丹麥王子哈姆雷特有一句天問：「活著，還是死去，這是一個問題。」對於「六四」以後的中國民主人士來說，留下，還是流亡，也是一個問題。
一九九一年，劉曉波應老朋友、澳洲漢學家白傑明之邀，到澳洲當訪問學者。在此期間，美國哈佛大學和柏克萊大學邀請他去作演講，他遂二度赴美。這一次出國，是中共當局有意放行：這樣一個搗亂分子，若留在國外，至少可以「眼不見，心不煩」。
訪美期間，劉曉波到紐約小住，與老朋友胡平等人會面，還接受了《中國之春》執行編輯亞衣的採訪（該訪談收入亞衣《流亡者訪談錄》一書。不過，劉曉波並非流亡者）。
在亞衣的採訪中，亞衣問劉曉波，是否對一九八九年終止在美國的訪學計畫回到國內而後悔。劉曉波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從來就抱有這種觀念，要下地獄就不能抱怨黑暗。何況回大陸還不是下地獄。」他在跟朋友們聊天時，多次談到回國的決定不是一時衝動，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當然，他每次都不忘補充一點──在運動的過程中，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
陳軍開車載著劉曉波和胡平一道去波士頓。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邀請其發表講演，紀錄片導演卡瑪也對他作採訪（這段採訪出現在備受爭議的紀錄片《天安門》之中）。
結束美國的訪問，劉曉波返回澳洲，然後從澳洲回國。這一次歸國，不若上次那麼充滿悲情與新聞性，但同樣是一個自由人自主選擇不自由的生活，同樣需要莫大的勇氣和決心。劉曉波說：「我不知道大陸情況會怎麼變，因為這個政權是個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政權，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又變了。我這次回去以後還能不能讓我再出來，我也不知道。」他清楚地知道，他出國的自由處於「不穩定狀態」，歸國之後完全有可能再也出不來。
果然，當局發現劉曉波即便出國也不會流亡國外，便立即沒收他的護照，此後不允許他踏出國門半步。二〇〇〇年之後，當劉曉波再回戶籍所在地大連申請護照，出入境管理處的警官特意將他請到一間辦公室中，為難地對他說：「劉先生，請原諒，我們不能給你護照，這是北京下的命令，我們也沒有辦法。」這些警察也知道，不給劉曉波護照不符合法律的規定，損害了公民的基本權利，但他們為了保住飯碗，只能聽從上級的命令。與很多在國內的異議人士一樣，劉曉波從此喪失了「出國權」；而流亡在海外的人們，則被剝奪了「歸國權」。整個中國就是一座大監獄──有的人不讓進來，有的人不讓出去。
作為「全盤西化」論者，劉曉波對中國文化並沒有多少眷戀之情，他也沒有一般中國人的「鄉愁」。他在美國的生活，除了有一定的語言障礙外，顯得如魚得水。八〇年代末，如果不發生「八九」民運，他也許會選擇留在美國，那時他的定位是學者、文學批評家和知識分子。做學問和寫文章，可以超越空間的限制，在國內和國外沒有太大差異。而經過石破天驚的「六四」屠殺，他的身分定位有了調整，是人權活動家和政治評論家，留在中國是更好的選擇。
亞衣在採訪中問劉曉波：「您是不是認為，您回國以後起的作用要比在國外更大？」他是這樣回答的：「我沒有說我回國起了什麼作用。我只是出於自己處境的考慮，我在哪裡生活得更舒服，我就回到哪裡去，沒有一個為中國民主的起因。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講，回國做任何一件具體的小事，都要比在國外成立那些民運組織有意義。」
劉曉波當然知道回到國內將面臨什麼樣的生活狀態。雖然國內算不上「地獄」，但無時不刻的監視、跟蹤和騷擾，經常發生的約談、傳喚、軟禁和抄家，沒有強大的精神支柱和心理承受力，一般人過不了三、五年就會精神崩潰或放棄堅守。劉曉波第三次出獄後，在給胡平的信中寫道：「國內的人都很忙碌，三年監獄，出來後，最讓我吃驚的是朋友們都有錢了。我越來越不喜歡這裡，但是苦難的記憶又讓我無法離開，這算不算自虐狂？」
「六四」後，這種非人的生活，劉曉波整整堅持了二十多年，並將這種「非常狀態」當作「常態」。在價值取向上，他是心靈完全開放「世界人」，不受「中國人」這一種族身分的制約；但在自我定位上，他是獻身於中國民主化事業的「中國人」。德國作家湯瑪斯．曼（Thomas Mann）說，我在哪裡，德國文化就在哪裡；而對於劉曉波來說，我在這裡，自由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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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思想家顧炎武說過：「士大夫之無恥，可謂國恥。」在「六四」屠殺之後，殉難者的血不僅沒有提升這個民族的精神境界，反而讓曾以「民族良心」自居的知識分子整體性地喪失了道德底線。劉曉波追問說：「為什麼以大學生和知識菁英為主的『八九』運動，當慘案發生時，死的都是普通人，被判重刑的也大都是普通人？為什麼付出最大的生命代價的默默無聞的人們，無權講述歷史，而那些作為倖存者的菁英們卻有權喋喋不休？」他憤而指出：活人必須閉嘴，聽墳墓訴說。
那麼，作為倖存者，如何才能洗淨恥辱呢？劉曉波說：「讓我們感到恥辱和負罪、讓我們痛加反省、讓我們為根絕苦難的重演而奮起抗爭、讓我們學會去平等地關心具體人和普通人的苦難、讓我們學會做一個有尊嚴有高貴人性的人。」他念茲在茲的是：「應該為六四亡靈及受難家屬做點什麼，應該自責和內疚，應該堅守做人的底線，珍惜無數人用生命換來的道義資源。」
與「六四」的亡靈對話，需要詩歌這種「最高的語言」和「天使的語言」。劉霞說過：「我沒把劉曉波僅僅看作一個政治人物。他始終是笨拙而勤奮的詩人。」這個視角是獨特的，一般人只看到劉曉波政論家的一面，劉霞卻說：「劉曉波的詩人和政論家的身分是聯繫在一起的，我覺得劉曉波正是以詩人的激情在推動中國的民主，以詩人的激情一再對獨裁者說：『不！不！不！』在私底下，他卻以詩人的溫情，對『六四』至今得不到安息的冤魂們，對我，對他親愛的朋友們一再說：『是、是、是。』」
中國古代的詩人認為，詩歌的最高境界是「哀而不傷，怨而不怒」。但涉及「六四」這個主題的時候，劉曉波無法做到節制和內斂。他突破了「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詩經》傳統，他的情感如同從地底下噴湧而出火山岩漿一樣，幾乎要將讀者的心靈灼傷；他的詩「哀而傷」、「怨而怒」，每一句話都像是從血管裡迸出來的。
每年「六四」紀念日，劉曉波至少寫一篇文章和一首詩歌，有時連續寫幾篇。這個日子比任何日子都重要，這是一道無法癒合的傷疤。他寫道：「在遺忘和恐怖之下／這個日子被埋葬／在記憶和勇氣之中／這個日子永遠活著／是不死的石頭／而石頭，可以吶喊／是讓墓地長青的野草／而野草，可以飛翔。」二〇〇九年夏天，在朋友的幫助下，劉霞將劉曉波歷年為「六四」寫的詩歌編輯成詩集《念念六四》，並配以自己創作的「洋娃娃系列」的攝影作品和油畫，在香港印刷了少許，作為一份珍貴的禮物，送給那些關心劉曉波的朋友們。
哀悼的言語，使詩人並未死在詩裡。在一首詩中，劉曉波有這樣一種奇詭的想像：既然「百無一用是書生」，那麼就將自己變成一塊木板吧，這塊木板可以安放在簡易的板車上，去搶救那些受傷的孩子，浸透汩汩流淌的鮮血，「一塊被丟棄的木板／無力抗拒鋼鐵的碾壓／但，我要救你／無論是屍體還是奄奄一息。」這塊木板也可以做成一副棺木，容納年輕的軀體，「來吧！堅強如水的年輕人／如果你的親人同意／把我做成簡陋的棺槨／陪你一起入土我的根我的家在大地深處／陪你一直睜著眼睛／在地下等待／直到你瞑目的那一天／長成森林。」
詩歌即便不能療傷，也能記錄疼痛。詩人蔣立波說：「在我眼中，劉曉波首先是個傑出的詩人，他的〈和灰塵一起等我〉、〈承擔〉等詩歌，讓塗脂抹粉的漢語挽回了一絲尊嚴。對他的重判，既是民族的災難，也是個體的恥辱，更是讓漢語再一次蒙羞。那一天之後，漢語留下了一個遼闊又難以癒合的傷口。」
「六四」之後的二十年裡，劉曉波最關切的是以丁子霖為代表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對於丁子霖挺身而出講述兒子死難的經過，劉曉波充滿崇敬之情地寫道：「當丁子霖教授家裡為年僅十七歲的殉難兒子蔣捷連設立的靈堂，第一次出現在世界各大媒體上時，全世界看到她那張悲憤的臉，聽到她敘述兒子被屠戮的經過，聲音中浸滿止不住的淚。但她不再恐懼，因為她知道，她們知道，屈從恐怖和忍受謊言，是對恐怖和謊言的製造者的縱容。」
卡繆（Albert Camus）說過：「我信仰正義，但是在正義之前，我首先要保衛母親。」這也是劉曉波的誓言。第一次出獄後不久，劉曉波從導師童慶炳那裡得知丁子霖、蔣培坤兩位老師的兒子蔣捷連在「六四」中罹難的噩耗。他於當年六月一日，「既作為學生，又作為身背負罪感的晚輩」，趕到兩位老師的家裡。那天，他看到了蔣捷連「遺像上的十七歲，正在八九運動的行列中，頭纏紅布條，雙手舉紅旗，一張年輕的臉，稜角分明，朝氣勃勃」。他聽蔣老師簡述兒子參加學運、遇難前後的情況後，扭身告退出外，半個小時後，手捧一束鮮花來到蔣捷連靈前，哭倒在地。隔了一天，他又來到兩位老師家裡，在蔣捷連靈前朗誦連夜創作的詩歌〈給十七歲〉。聲音嗚咽，不忍卒讀。
一九九三年，劉曉波在台灣發表〈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所壓倒〉一文，其中對學運過於苛刻的批評，讓丁子霖一時難以接受，故而讓人帶話給他，讓他不要再上門。雙方的關係似乎破裂了。一九九六年夏天，劉曉波從被關押地釋放之後，再次上門拜訪丁、蔣兩位老師，對自己的觀點作了澄清，一些隔閡逐漸消弭。後來，劉曉波在一封信中說：「我也知道，包括二老也都曾對我有過負面看法，但我真的打心裡敬佩二老所為，真的從未哪怕是有半點對二老的抱怨。因為我知道，我能用心換得二老的理解和信任──只要我真心面對亡靈，與二老交心，我們必定走到一起。」
一九九九年的最後一天，劉曉波第三次出獄後，與新婚不久的妻子劉霞一起去拜訪丁、蔣兩位老師，得到了一份一百五十五名死難者的《尋訪實錄》。他寫道：「從讀第一頁開始，我的眼睛就濕了。我是在淚水中念給劉霞聽的，幾乎每讀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斷，我已記不清中斷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斷時的沉默都有死一樣的寂靜，都能聽到亡靈們在地下發出的冤哭，那麼微弱、那麼無助、那麼撕心裂肺。」劉曉波和劉霞將這個人們喜慶地迎接新千禧年的夜晚留給了「六四」亡靈們，他們和丁、蔣兩位老師一起為亡靈守夜，他後來曾說：「在小連的遺像前，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兩位老師，平時的口若懸河也變得沉默寡言。」
此後一直到劉曉波第四次被捕，這九年中，劉曉波與丁、蔣兩位老師的交往日甚一日，他成為天安門母親群體最誠摯、最忠實的陪伴者和支持者。二〇〇三年底，蔣突發冠心病，入院手術。做手術那天，劉曉波一大清早就去了醫院，推著蔣的活動床從樓上到樓下彎彎曲曲地一直到手術室。然後，他一直在外面陪伴著丁。直到手術做完，他又親自推著蔣往重症監護室。旁邊的醫生和護工都以為劉曉波是他們的兒子，兩位老人都很感動。
多年來，劉曉波幫助「天安門母親」起草或修改聲明、提供未發現的受難家屬的線索、介紹記者和外國使館官員與受難家屬見面、轉交捐款等，可謂事無巨細。二〇〇四年「六四」十五週年前夕，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遭到當局非法拘押，劉曉波迅速撰寫了〈強烈抗議中共公安逮捕「六四」受難家屬丁子霖、張先玲、黃金平〉、〈受難母親的淚與愛：獻給被捕的丁子霖、張先玲、黃金平〉等文章，呼籲國內外人士與媒體強烈關注此事。
另一方面，劉曉波從不參與這個群體的內部事務，他說：「受難家屬群體的事情已經做得很好了……你要給受難家屬捐款，那就把錢放在茶几上，自己走人。」丁子霖回憶說：「他心態平和，從未把為我們這個群體所做的點點滴滴視為一種成本投入，或把與我們的交往當作某種政治資源。因為他明白，凡是涉及天安門母親的事，純屬道義性質，這裡沒有個人利害計較，與我們這個老弱病殘群體的交往，除了多承擔一份風險就不可能有什麼回報。因此多年來，我們與劉曉波的交往始終處於一種親密無間而又輕鬆的狀態。這是我們一直引為自豪的。」對於劉曉波來說，與母親站在一起，就是與孩子站在一起，母親與孩子之間，有臍帶的連接。
屠殺之後用謊言來包裹屠殺，是第二次屠殺。屠殺之後劊子手的加官進爵，預示著屠殺不會結束。在「六四」十週年之際，劉曉波被關押在大連市勞動教養院，他在電視中看到天安門廣場上人頭攢動的升旗儀式，他悲憤地寫道：「十年後的這一天／訓練有素的士兵／以最標準最莊嚴的姿勢／護衛著那個彌天大謊／五星紅旗就是黎明／在晨光中飄揚／人們踮起腳、伸長脖／好奇、驚詫和虔誠／一個年輕的母親／舉起懷中的小手／向遮住天空的謊言致敬。」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一個母親：「而另一個白髮母親／吻著遺像中的兒子／她掰開兒子的每個手指／仔細清洗指甲中的血污／她找不到一捧泥土／讓兒子在地下得到安寧／她只能把兒子掛在牆上。」為什麼母親與母親之間會有如此之大的差異呢？而那個被欺騙、被愚弄的年輕母親，會不會繼續那個白髮母親的悲劇呢？
「六四」之後，劉曉波所堅持的「螻蟻撼樹」的事業，就是要斬斷母親與孩子之間代代相傳的苦難，讓天安門母親的悲劇不再發生。丁子霖寫道：「二十年來，我們苦苦追索大屠殺的真相，尋求遲遲不肯到來的正義。儘管前面的路還是那樣的漫長，但是，我們未敢懈怠，未敢停息，仍然一步一步地艱難跋涉著。」只有在母親的眼淚與吶喊中，孩子的靈魂才能重新如花般綻放。蘇曉康指出：「中國文明沒有見證的傳統，殺戮、流血、崩潰，都是周而復始，兩千年走不出中世紀。自天安門母親開始，中華民族不再對屠殺沉默，這個代價就是蔣捷連、王楠等那樣年輕的生命。母親們獻出了兒子才換來這樣的文明覺醒。」從丁子霖和劉曉波開始，中國終於有了自己的「見證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