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婚姻破裂
返回目錄頁一九九〇年八月，劉曉波與陶力離婚，離婚協議送到監獄中之時。他故作輕鬆地簽上名字，心中卻痛苦萬分。八年的婚姻就此終結，往昔甜美的生活頓成追憶。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被當庭釋放後，劉曉波在當局的安排下，直接從監獄到火車站，乘坐火車到大連父母家中。離開北京前，他未能與前妻陶力及兒子劉陶見面。他寫信請求陶力帶孩子到大連來一起過春節，卻如石沉大海。他知道，陶力已經徹底對他絕望，破鏡再也不可能重圓。
在大連休養兩個月後，劉曉波回到北京。北師大那間簡陋卻溫馨的筒子樓，不再是他的家。無家可歸的劉曉波，暫時住在侯德健留在北京的那套住房裡。
八〇年代，劉曉波在外邊是「春風得意馬蹄急，一日看盡長安花」的才子，在家中卻不是好丈夫和好父親。東北男人大都有大男子主義傾向，放蕩不羈的劉曉波更是如此。八〇年代，他的反叛資源來自西方的後現代主義，來自從尼采到美國「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思想與行動。「性解放」成了尋求自由的途徑。雖是已婚男人，他熱衷於在外邊找美女，並不認為應當對妻子保持感情和身體的忠貞。
陶力是一個才女，深受父母的薰陶，在東方文學和兒童文學研究方面頗有成就。陶力的妹妹陶寧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陶力認真做了一段母親的本行──兒童文學研究──之後，又轉向父親的本行──東方文學研究，並出版相關專著，「成了父親親手帶大的『高材生』，父親最引以為傲的『成功之作』」。
陶力與劉曉波結婚之後，成為賢妻良母，默默付出時間和精力相夫教子，在事業上作出很大的犧牲。作家徐星八〇年代中期與劉曉波交往頻繁，劉曉波和陶力曾騎著自行車穿越大半個北京到徐星居住的大雜院與之會面。後來，徐星與劉曉波發生嚴重衝突，但他對陶力仍然讚美不已：「見面接觸多了一點兒，搓飯，喝酒免不了的事，加上另外幾個朋友，妻子們各顯手藝，幾家爭鳴，那時劉曉波和他的妻子住在北師大的一個筒子樓裡的一個單間房子，七、八個人來吃飯，陶力的身體很糟，忙忙叨叨地做飯，真是難為了她……。」
陶力是一個好妻子，不僅操持家務，也常常與劉曉波探討文學和思想話題。劉曉波在文章中承認，他的好些文章的思路受到妻子的啟發。對於天安門學生運動，陶力當然支持學生，但對丈夫的深入介入頗為擔憂。當陶力得知劉曉波決定到廣場上絕食之後，哭泣著勸誡他不要如此衝動。劉曉波根本不聽：「這事兒我幹定了。我就是這麼一個人，我決定要做的事，誰勸也沒用。哪怕最後就是我一個人去，我這事兒也幹定了。」周舵答應參與絕食，第二天來到劉曉波家中，陶力當著他們的面說：「聽說你同意去了，我這心放下一半。也就你的話劉曉波還能聽得進去。」
那時，真有些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味道。六月三日一整天，來絕食棚看望「四君子」的親人和朋友絡繹不絕，絕食棚幾乎成了接待站。陶力支撐著虛弱的病體來看丈夫，她一見丈夫就哭，什麼也不說，一個多小時，她是在淚水中度過的。劉曉波回憶說：「我也手足無措，不知道用什麼能夠安慰她，她臨走前，緊緊地抱住我，彷彿要讓我跟他回家。」
然而，即便在這樣的時刻，劉曉波對妻子也並不忠誠。陶力剛走不久，劉曉波的一個女朋友就來了，一直陪他到深夜十一點左右，在反覆勸說之下才離開。在「革命」的間歇裡，他仍然忙裡偷閒與其他女性談情說愛。
在「四君子」當中，只有侯德健沒有親人來看他。那時，侯德健與程琳快要分手了。正當劉曉波和女朋友在一起互敘情話時，侯德健突然說：「曉波，你這個混小子，你是拉我絕食還是想故意刺激我，我真想一腳把你踢到床下去。」侯德健的話讓劉曉波清醒過來，感到自己是在犯罪。
儘管如此，陶力對丈夫一往情深。在軍隊開槍鎮壓之後，劉曉波和侯德健避入外交公寓，並通過學生將消息傳遞給家人，陶力這才放下心來。高新趕到外交公寓，告訴劉曉波家中的一些情況：「中午到了北師大，去陶力家，安慰了她一陣，吃過午飯，就回家了。陶力讓你在外面躲一躲，能出國就出國，不要考慮她和孩子，這是陶力託我帶給你的三千元錢。」那時的三千元，是他們家大部分的積蓄。高新又說：「昨天晚上槍聲一響，陶力就到北師大東門前等你，從半夜十一點半一直等到天亮，等到從廣場撤下來的學生全部返校。她沒有找到你，以為你非死即傷，她哭得眼病又犯了。」
經過「六四」血與火的洗禮之後，劉曉波才幡然覺悟過去多麼對不起妻子：「不管八九抗議運動的結果多麼慘烈，不管我因此受了多少磨難，統統與陶力無關，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妻子得到的是什麼呢？除了痛苦、驚嚇、焦慮、揪心，除了疾病的折磨、撫養孩子的艱辛、臥床兩年和病魔搏鬥之外，一無所得。
劉曉波承認，在面對歡呼的人群時，他從未想到妻子和孩子；面對成群記者、閃光燈，自我感覺良好地討論時事時，從未想到過妻子的痛苦；當他在廣場上和其他女人調情時，更沒有想到過妻子那受過多次傷害的心靈還在滴血。他更承認，自己的不忠給妻子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我是個不稱職的、不負責任的丈夫。儘管我在家中還算能幹，沒把家務都留給妻子。但是她對我的第一要求是我對她的忠誠。無論我多麼努力地去做其他的事，但是，只要我還過放蕩的生活，那麼我對於她來說便只有痛苦。我確實是個魔鬼。」這是一個男人披肝瀝血的反省。劉曉波不僅在公共問題上殘酷地否定自己，也在家庭問題上袒露種種的虧欠。
可惜，這樣的追悔來得太晚了。陶力與劉曉波離婚，表面上是劉曉波因「六四」入獄，前途未卜；而內裡的原因則是她對這個放蕩不羈的浪子失去信心。當有人指責陶力不能與劉曉波「共患難」時，劉曉波把責任歸咎於自己身上：「陶力，我的前妻，我兒子劉陶的母親，無論是在我們沒有離婚時，還是在我們離婚時，我都對不起她。除了我放蕩的生活給予她心靈上、身體上的痛苦和絕望之外，我參與八九抗議運動的風風雨雨，也始終令她懸著心；在驚嚇中度過了我回國後的日日夜夜。」
這次婚姻的破裂，讓劉曉波對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有了深刻反思。劉曉波的密友周忠陵認為，劉曉波後來對劉霞體貼入微，一部分是對以前行為有贖罪感。他不光對劉霞，對身邊的所有女性都很好，這是一種對女性的贖罪心態。這是劉曉波後來非常可愛的地方，「他的一半的心也變成女人心，非常細緻，跟以前的那種自以為是、大大咧咧有了天壤之別」。
中年以後，劉曉波常常對身邊的朋友說的一句話是：「一個不愛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人，不管在公共場合表現得多麼光鮮，仍然是不值得交往的人。」很多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缺乏家庭責任感，並自我辯解說，從事道德批判並不需要批判者具備一定的道德操守。換言之，批判者私生活的不檢點，並不能抹殺其思想的光輝。他們舉出盧梭、左拉、羅素等私德敗壞的大師來為自己開脫。這也是劉曉波八〇年代的觀點，那時他認為「風流」並不是「下流」。後來，他認識到，這樣的觀點極度自私。
九〇年代中期，陶力赴美開始新的生活。從此，她在公共視野中消失。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沒有任何一家媒體採訪到陶力。不知陶力聽到前夫獲獎的消息，該是何種感受？儘管昔日的那段婚姻充滿傷痛與缺憾，但共同擁有的歲月仍彌足珍貴。如今的劉曉波已不再是昔日的劉曉波，如今的陶力也不再是昔日的陶力，陶力是否原諒了「黑馬」當年的放蕩、負心與自戀，在遙遠的地方給予他默默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