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階下囚與悔罪書
返回目錄頁劉曉波被捕後不久，被移送到秦城監獄。
位於北京市昌平區興壽鎮秦城村的秦城監獄，是中國最著名的監獄。
一九六〇年秦城監獄落成時，由四幢三層青磚小樓組成，其編號分別為二〇一、二〇二、二〇三、二〇四。四幢小樓為四個監區，小樓為磚結構、坡頂，小樓內部結構各不相同。每間監室都有單獨的衛生間，帶腳踏式沖水的抽水馬桶。後來，又加蓋了兩棟四層紅磚小樓，編號為二〇五和二〇六。
據若干曾經被關押在秦城監獄的囚犯回憶，一般牢房內有一扇窗戶，約有一平方公尺大小。窗台向上傾斜，窗戶向上向外開啟，玻璃上塗有白色塗料。窗戶共有三層：紗窗、鐵柵和玻璃窗。囚犯只能看到一小塊天空，在陰天，那天空就如同一塊有長方形井口的深井。
囚室的常置設施是一張距地面一尺左右的矮床。需要寫「交待材料」時，才會由管理人員送進一張小學生式的單人課桌。也許是出於安全考慮，永遠沒有凳子，即便寫材料也只能坐在床鋪上。室內所有永久性的設施都被去掉稜角，打磨成圓形。
犯人入內後，首先被帶到一間小平房中，在那裡留下包括鞋帶在內所有被認為不適宜帶入囚室的物品，並換上黑色囚服，領取監獄統一發放的毛巾、牙具、臉盆、手紙、飯碗和勺子之類。除盛開水的搪瓷杯外，一應用品盡可能都用塑膠製品。
劉曉波回憶入獄時的場景說：「他們拿走我的皮帶、鞋帶、棉毛褲帶，最後連貼身短褲的帶子也要抽走。兩個監管員用剪刀剪開我的短褲，一節節抽走短褲帶。」他感到平生所遭受的最大侮辱，突然發作，破口大罵，使用最高的嗓門和最惡毒、最下流的字眼叫罵，用歇斯底里式的聲嘶力竭來形容一點兒也不過分。「我的每根神經都繃得緊緊的，全身亂扭，雙手拼命地拽住短褲，彷彿我正面臨著死亡，企圖著最後的無望掙扎。整個過程只有一、二分鐘，我卻感到耗盡了全身的力氣。」監獄管理人員再三表示，不會傷害他的身體，他才逐漸安靜下來。
秦城的犯人按「級別」不同，享有「單獨囚禁」與「集體囚禁」兩種不同待遇。不同級別的囚徒，伙食費標準相差很大，按九〇年代初的物價水準，高級囚犯每人一百二十元，低級囚犯每人僅三十元。據王丹的回憶錄記載，學生的伙食標準為每月三十元，包括劉曉波在內的「黑手」則為一百二十元。「六四」後被捕入獄的人民大學學生劉賢斌回憶說：「我們的伙食非常糟糕，每天的早餐都是一人一個窩窩頭和一碗玉米粥，同時還能分到幾顆鹹菜，午餐和晚餐都是一人一個窩窩頭和一碗菜湯。」可見，三十元不可能吃飽，一百二十元則差不多相當於當時小康之家的生活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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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三餐（星期天與年節假日只有兩餐）由管理員統一送到各監室門前。開飯時，通過一個離地面約一尺高的送飯窗口遞送。囚犯一週或一個月洗浴一次不等，每次半小時。不論男女，洗浴時不得閂門，有同性管理人員在門外監視。
秦城監獄的政治犯不用勞動。囚徒的日常作息規律是：每天早上七點聽哨音起床，晚上九點聽哨音睡覺。平時不能躺在床上。被褥是薄薄的士兵用褥，低級囚室則用稻草墊鋪。晚上睡覺不能熄燈，手不准放在被子裡面，不准背對監視孔側臥。否則，不論在任何時候都會被叫醒，並受到訓斥。此外，還有不准損壞公物，不准在牆上亂寫亂畫，不准大聲喧嘩，不准唱歌，不准背對監室的門之類的規定。總之，犯人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必須處在看守的監視之下，如果囚徒突然躲到牆角，從看守的視線中消失，看守會立即找來管理員，打開大門進屋查看。
在秦城監獄的前半年，雖然不曾受到身體虐待，但劉曉波非常苦悶。不能看報、不能聽廣播，一個人一個房間，除了提審外，沒有人說話，也不知道將被判處什麼樣的重刑。
出獄後，劉曉波很少公開談及秦城監獄的這段生活。在尊敬的師長、秦城難友包遵信逝世之後，他才在紀念包遵信的文章中稍稍提及秦城歲月。
當時，被抓的「黑手」都被關進二〇三監區，每個人都是單人牢房，彼此之間很難見面。但仍然想辦法聯繫，哪怕冒著被加重懲處的風險。放風是他們最好的聯繫機會。秦城的放風是在特定的放風場內，每個U字形監區的中間都有兩排露天放風間，四面是用灰磚砌成的圍牆，是沒有房頂的牢房。每個放風間有十平方公尺左右，兩排放風間中間有可以看到兩邊的通道，看守的武警在通道上來回巡視，居高臨下，監視囚犯。但看守總有疏忽的時候，相鄰的兩個放風間內的人可以選好時機互通信息。
劉曉波的獄友陳小平回憶說：「曾有一段時間，我們每天傍晚時分一起學著監獄房間的高音喇叭高喊『冰棍』，以此消遣打發單獨囚禁的難熬痛苦日子，我們還一起鑿穿放風區牆壁，塞進一個又一個交流訊息的小紙條。」劉曉波不是一個遵守監獄規定的囚徒，經常傳紙條、利用下水道通話、大喊大叫、搞惡作劇等。他曾與政法大學年輕教師劉蘇里為鄰，用互相丟紙團的方法交換資訊和想法。在關押「黑手」們的監區，可以申請到紙和筆，是讓寫材料或家信用的。劉曉波和劉蘇里就在牢房裡寫好紙條，放風時，把字條團成紙團，乘看守不注意時拋向另一放風間。但還是有一天被看守發現了，兩人分別受審且從此被分開放風。
劉蘇里之後，劉曉波的鄰居變成了陳小平。劉曉波裝作練習英語，大聲說英語，陳小平心領神會，也高聲說英語，就這樣互通訊息，最後的結果也是被分開。
然後，鄰居又變成了楊冠三。為了讓楊冠三知道自己是誰，劉曉波用樹枝在一塊水泥板寫下「劉曉波」，乘武警不注意時扔過去。楊冠三如法炮製，將自己的名字刻在水泥板上回敬給劉曉波。出獄後，兩人第一次見面，楊大聲對劉說：「曉波你真行！我正跑步，一大塊水泥從天而降，擦著我的頭皮落地，摔成兩半，我蹲下，把兩半湊在一起，看來半天，才看出你的名字。多玄呀，共產黨沒要了我的命，你差點要了我的命。」
在放風時，劉曉波隔著高牆從小孔中看見過包遵信。用灰磚砌成的放風間，在露天下常年風吹雨淋，灰色磚牆接縫處的水泥變得疏鬆。劉曉波找到一處水泥已經很稀鬆的接縫，每天放風時，就用比較結實的樹棍連鑽帶摳，一點點地向牆的另一面挺進。經過幾天的努力，他居然成功了，在灰牆接縫處捅出了一個小孔。他趴在小孔上看對面的放風間，看見了包遵信的上半身。包遵信背對著牆，站在那裡活動腿腳。回到牢房，劉曉波給包遵信寫了個小紙條，描述自己的情況和詢問對方的情況，也想知道包對局勢的看法。第二天放風，他先敲牆，然後把小紙條纏在樹棍上，從小孔中送過去。包遵信還真看見了，將纏著小紙條的樹棍抽走。劉曉波很高興，盼望第二天放風時得到回音。但連等了幾天，那邊毫無動靜，他感到非常失望。出獄後，他還詢問包為何沒有回信，但包已經記不得這個細節了。
一九九〇年春節前夕，劉曉波入獄半年來第一次見到親人──妻子陶力和岳父、岳母。他們談到因他的行為而給家人帶來的麻煩和痛苦，談到他兒子、年僅六歲的劉陶的前途，也為他的未來憂心忡忡。岳父陶德臻是一個性情平和的好好先生，從來沒有遭遇過如此巨大的變故，顯得愁腸百轉。而陶力那有氣無力的病態和痛苦的淚水，更是讓劉曉波心如刀絞。儘管劉曉波並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但此刻顯然不是一個辯論的場合，他只好更多地保持沉默。往日滔滔不絕的他，彷彿成了啞巴。
一九九〇年十月上旬，劉曉波被帶到市內的半步橋看守所與父親見面。他已經一年半沒有見到父親了。那天，父親劉伶穿著一本正經的軍服，提著兩個大包，臉上的表情極為複雜：期望、陌生、恐懼、悲痛，而這一切又都被一種悲痛欲絕的焦慮所籠罩。父親為他帶來了食品和衣物，這些都是母親一一清點和準備的。
見面時，父親只是簡單說了一下家中情況，便勸告他說：「只要你該承認的承認，該認罪的認罪，黨和政府是會正確處理你的問題的。你要相信黨和政府的實事求是的作風。」談到最後，父親提到了母親，語調變得溫和，聲音變得低緩：「這次我到北京，你媽媽哭鬧著一定要跟來，我不知費了多少口舌才把她勸住。……你要是蹲個十年、八年，我看你媽媽肯定活不到你出來那天。」說到這裡，父親老淚縱橫。這是劉曉波三十五歲以來第一次看到父親哭，「平生以來，我第一次意識到真正的父愛是什麼，第一次感到父子之情的可貴。」父親的眼淚讓劉曉波的心腸軟下來，在是否寫悔過書的問題上有了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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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之後，中共當局對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的處理相對寬鬆，而對那些所謂參與「打砸搶」的「暴徒」，即普通市民則重判，至少有數十人被處決，還有一些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和長達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在當局透露了劉曉波被關押的消息後，中國的報紙對他的報導比任何其他在押者都多。他還享有一項個人榮譽：中國青年出版社在九月份出版了一本批判他的書──《劉曉波其人其事》。書後的附錄部分完整地收入他的幾篇文章和訪談。一九八七年，當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水受到批判時，他們的演講、評論和文章受到刪節和編輯後，僅以內部資料的形式供黨內幹部傳閱。而這一次，劉曉波語出驚人的言論，尤其是摧枯拉朽式的政論，例如關於胡耀邦逝世的三篇長文、〈我們的建議〉、〈「六二」絕食宣言〉以及對一黨制和馬克思主義的有力且有理的批判，卻在「批判」的幌子下大張旗鼓地面向所有讀者出版發行，讓人不得不懷疑編輯是「別有用心」。
當「四君子」之一的周舵被釋放時，秦城監獄的管教將登出這個消息的報紙拿給劉曉波看，對他說：「你也有希望了。」劉曉波記得，當時有一個管教，對他們很同情，對他說：「中國的這種事情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不久，他得知，周舵、侯德建、高新三人都獲釋了。
要獲得輕判，官方開出的條件是寫悔過書。以簽署悔罪書換取自由，是信奉「自由至上」的劉曉波經過幾次思想波動後的選擇。他堅持過、掙扎過，多少次威逼和誘惑都挺過來了，到最後，還是妥協了。「一九九〇年十一月我寫了〈悔罪書〉。奇怪的是，在決定寫悔罪書之前，內心的掙扎非常激烈，沒有什麼比自由更寶貴。違心又怎麼樣，在中國不是人人都在虛偽中生存嗎？」
當局還是擔心劉曉波在法庭上反悔。上法庭前一天，審判長特地到秦城監獄對他說：「你以前寫的悔罪書可不能在法庭反悔，要是真反悔咱們都沒法收場。」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法庭開庭審理劉曉波一案。當劉曉波聽到「免於刑事處分」時，沒有絲毫的心理準備。此前，他估計可能被輕判為兩年到五年左右，沒有想到會被當場釋放。「六四」後，侯德健在家中栽種桃樹和杏樹，所謂「三年吃桃、四年吃杏」，估計劉曉波大概要蹲三、四年牢才能出來吃到這桃和杏。此刻，極度的驚詫和極度的狂喜，讓劉曉波無法自持，真想仰天長嘯。但他並沒有哭，後來《北京週報》和《文匯報》所描繪的劉曉波在法庭上「淚流滿面」純屬造謠。
劉曉波是個不會掩飾情緒的人，一出審判庭大門，便旁若無人地跳起來，用手在空中打了個響指，大叫道：「老子又贏了！」押解他的兩名法警立刻握緊他的雙臂，貼在耳邊小聲說：「劉先生，這不是高喊的地方，等到了屋裡再發洩，有的是時間。」
回到屋裡，兩名法警滿面笑容而又客氣地請劉曉波坐下，並主動遞給他一支煙。不一會兒，審判長譚京生和北師大中文系的劉慶福、王憲達、黃智顯來了。譚京生拿出一系列文件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取保候審決定書〉、〈具保書〉、〈釋放證明書〉，北師大中文系主任劉慶福在〈具保書〉上簽了字。劉曉波也在所有需要簽字的文件上簽名和按手印。他提出回北師大見妻子和孩子，但譚京生說，考慮到他的特殊情況，不宜在北京逗留，還是先回大連父母家住一陣為好。
晚上，劉曉波與法院的人一起吃餃子。法院的人感歎說：「幹了這麼多年審判工作，還是第一次與被告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當晚十點，法院的車將他們送到火車站軟臥車廂門口。王憲達、黃智顯兩位原北師大同事負責送他去大連，三人進了一個軟臥包廂。十一時三十七分，開往大連的二二九次列車啟動。窗外是茫茫夜色。此時，他心情複雜，百感交集。
回到大連陸軍學院父母家中以後，四個兄弟分別從長春、廣東回到大連，一家人一起過春節。劫後餘生，大家喜氣洋洋。唯有劉曉波心事重重，拒絕了周舵、高新要去看望他的要求，每天只跟家人聊天。由於他不見外人，外界傳說他在獄中受到虐待，被打成了植物人。
出獄前後這段時間，劉曉波的言行有三點後來備受爭議。
首先是寫悔過書。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劉曉波被釋放當天，新華社發表題為〈一批參與動亂暴亂的案犯被分別處理，王丹等五人被判處有期徒刑；劉曉波等三人被免於刑事處分〉的電訊稿：「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今天下午開庭，公開宣告了對王丹等八名案犯的判決。其中劉曉波雖然犯罪情節嚴重，但能認罪悔罪，並有重大立功表現，被免於刑事處分。」所謂「認罪悔罪」，是指劉曉波寫了悔罪書；所謂「有重大立功表現」，是指「四君子」勸說學生和市民撤離廣場、避免了更大規模的流血。對於前者，劉曉波說，如果歷史給他第二次機會選擇，他絕不會寫這份悔罪書。「我的悔罪不是違心，而是真誠地說謊，為自我保存而向謊言、向騙局和暴力低頭。……我同意寫悔罪書還是我內心的軟弱造成的，最本質的東西還是我自己最後沒有堅持住。」
白紙黑字的悔罪書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由此劉曉波開始了漫長的反省與洗刷的歷程。他在任何場合都不諱言此一污點，他對自己發出追問：「在秦城監獄，我寫了悔罪書，在出賣了個人尊嚴的同時，也出賣了『六四』亡靈的血。出獄後，我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過多方的關懷。而那些普通的死難者呢？那些已經失去生活能力的傷殘者？那些至今仍在牢獄之中的無名者呢？他們得到過什麼？」他痛定思痛，決心用一生來洗刷這種恥辱：「我渴望用反抗和坐牢來贖罪，來成就我個人的信念、理想和人格。」
第二個引起很大爭議的言行是，劉曉波出獄後接受官方安排的長達四十多分鐘的採訪，描述他親眼目睹的天安門清場的過程，其中有「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這句話。正是這句話讓他招致延續至今的罵名。
對官方刻意安排的採訪，劉曉波曾經兩次拒絕。他當然知道，採訪的目的主要不是澄清事實，而是官方為開槍殺人的暴行作開脫。讓劉曉波講述廣場上沒有看到死人的事實，是官方達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對於這一點，他早就有認識：「我如果接受採訪，就等於甘願充當官方的工具，其社會影響肯定極壞。」
但是，不久後，提審人員拿出《人民日報》登載的侯德健關於清場過程的訪問錄，勸劉曉波說：「既然你沒有看到死人，為什麼不敢澄清事實，講真話呢？」
由此，劉曉波找到了接受採訪的三個理由：第一，在他的視野所及，廣場上沒有殺人的場景，講事實是對歷史負責，是對自己負責。他對吾爾開希等謊稱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極為反感。第二，侯德健說出事實並因此承受指責，作為另一名現場目擊者，他說出事實，可以跟侯德健共同承擔不公正的指責和消極的社會影響。第三，雖然廣場清場過程中沒有死人，但北京其他地方有大量人員傷亡，開槍殺人是鐵案。而且，廣場沒有殺人，並非當局的仁慈，而是學生的自動撤離。
一九九一年，劉曉波出獄後撰寫《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仍然認為接受採訪並非錯誤。他說：「直到今天，我對自己出現在官方電視螢幕上講述清場事實的抉擇非常坦然和滿意。」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逐漸意識到此一事件的負面影響。一九九三年，他到美國訪問，曾向好友陳軍表示，此事是一個很大的污點，「將來只能用更多的坐牢來洗刷自己」。
雖然劉曉波沒有說謊，但說話的時間、場合和對象都錯了。對此，蘇曉康有一番「將心比心」的論述：「此人化解廣場殺戮於千鈞一髮之間，當局一定要借他的嘴巴來告訴全世界，北京沒有殺人。我不知道劉曉波是否可以寧死不從，但他真的沒有看見廣場殺人，『血流成河』在西長安街上，他該怎麼說？他借了他的嘴巴給屠殺者，由此受難者不饒恕他，由此他懺悔不已。然而，歷史暫時做不出裁判的這樁公案，徹底翻轉了劉曉波。他的狂妄從此一路折損下去，謙和於是乘虛而入。」
劉曉波讓人非議的第三點是，出獄後不久在台灣出版「六四」回憶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其中有大量的自我剖析，也用不少筆墨揭露學運和民運中若干不光彩的部分。
自我反省是一種可貴的品質。作家查建英指出：「劉曉波可能是天安門學運領袖中，唯一出書揭露這場運動──包括他自己在內的──道德失敗的人。劉曉波詳細解剖了困擾學生激進分子及其知識分子同志們的虛榮心、自我膨脹和宗派主義。他對自己也進行了嚴厲的審視，分析自己的複雜動機：道德激情，機會主義，對榮耀和影響力的渴望。」
不過，《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是一本存在相當缺陷的書。在官方壓制「六四」記憶時，過多渲染學生、知識分子和市民的失誤，有本末倒置之嫌。就主角自身而言，在冷靜而真切的懺悔文字之間，時有八〇年代的激情浪漫和青春自戀沉渣泛起。由此，劉曉波開始了對「反省」的「再反省」。
陳軍認為，當劉曉波在自我懺悔時，不是在政治層面上討論「八九」學運，而是從倫理學和美學的角度對人性作探討，這有點像盧梭的《懺悔錄》──「這點符合他性格中自戀的部分，喜歡文學和哲學的人都容易自戀，覺得自己能見人所未見。但曉波這部分確實是走過頭了，他把自我批評變成了某種自我欣賞，並將自我欣賞變成某種狂熱，這種狂熱導致書裡的不公平和極端，故後來被別人一致詬病。」
一九九三年，劉曉波與陳軍再度在美國會面，陳軍在私下談話中很認真指出：「如果你持續抱著這種觀點，我們的朋友關係就沒辦法維持下去。你在考慮問題時太不嚴肅、太隨意，太有自己的虛榮心，儘管你的虛榮心是以淋漓盡致自我剖析作為代價，但確是一種過度自戀。」據陳軍對劉曉波後來一系列言行的觀察，他認為劉曉波認認真真地將這番話聽進去了。
就在那個夜晚，「一個昏庸的老人／正在把古老的京城／變成又一處奧斯威辛（Auschwitz）。」此後僅僅兩、三天時間，北京城裡的血污就被清洗得乾乾淨淨，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民眾心中的良知和正義感，在政治高壓和經濟誘惑中迅速被消磨殆盡。作家廖亦武為「六四」寫了一首長詩《大屠殺》，結尾是一句殘酷的自我拷問：「誰是倖存者，倖存者都是狗崽子！」劉曉波更加決絕地說，我們連狗崽子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