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落網
返回目錄頁六月四日早上七點，中央軍委給戒嚴部隊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的最後時刻，包括劉曉波在內的最後一批傷心欲絕、疲憊不堪的學生和市民離開了廣場。他們沿著前門東大街，走王府井大街一直到協和醫院。虛脫的侯德建躺在擔架上，由八個協和醫院的醫務人員，四個人一組輪流抬著。走過長安街時，劉曉波看到許多著火的、報廢的公共汽車和軍車等。
到了協和醫院，那裡人山人海，像春節時的火車站，很多人都來找孩子和家人。當天下午在協和醫院採訪的香港記者蔡淑芳寫道：「到協和醫院，問門前的醫護人員到底有多少傷亡。他們說，死的有好幾十人，傷的有好幾百人，醫院全擠滿人，走廊都躺有很多傷者，醫護人員不夠用，他們也應付不來。」
醫生把劉曉波、侯德健和王越紅三個人領進一間小屋，屋裡有兩層床和一張桌子，看來是供醫生值夜班用的。醫生們拿來麵包、香腸、汽水、西瓜。吃了些東西後，侯德健的氣色恢復了正常。醫生們勸他們好好休息一下。劉曉波和侯德健一頭栽到床上，竟死死地睡了過去。
一陣敲門聲把他們驚醒，原來是王越紅回來了。這時已是下午一點多。在醫院也不安全，人們傳說戒嚴部隊將到醫院來搜查和抓人。
劉曉波說：「這裡不能長待。我想回家。」
侯德健說：「現在絕不能回家。一來街上太危險，二來你的家肯定被監視了，我們最好還是躲一躲。」
劉曉波問：「去哪兒？」
侯德健說：「外交公寓。」
劉曉波說：「現在家裡的人不知道我們的死活，一定要讓家人知道我們是安全的。」
侯德健說：「可以打電話通知家裡人。」
王越紅插話：「你們倆出去太危險，還是由我去打電話。」
劉曉波和侯德健把家裡的電話和一個外國朋友的電話告訴了王越紅。一會兒，王越紅回來了，她說：「已經告訴陶力和程琳你倆很安全，請她們放心。那個外國朋友說，三點半他開車來協和醫院接我們。」
他們三人在那間不足十平方公尺的小屋裡焦急地等著，胡亂猜著周舵和高新的下落。兩個醫生一直陪著他們。
下午三點二十五分，兩個醫生帶他們走出醫院大門。為了不讓侯德健被人認出來，醫生稍稍給他化了妝，穿上白大褂，戴上白帽子。醫院的門口仍然聚集著許多人，從他們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尋找親人的焦慮。
他們三個人在協和醫院門口站了大概十分鐘，一輛掛著黑色牌照的紅色轎車神奇地出現了。他們立即上車。開車的人對侯德健講著不太流利的漢語。這時，一群人圍了上來，人群中突然有人喊：「侯德健！」汽車飛快地啟動，甩開所有人。
車上了朝陽門立交橋，侯德健才笑著對開車的朋友說：「你是北京最勇敢的司機。」對方沒有回答，表情嚴肅地盯著前方。東二環路上排滿軍車，劉曉波望著車窗外向後飛掠的軍車，真為司機捏把汗。他一直在想：如果被截住怎麼辦？如果戒嚴部隊開槍怎麼辦？十分鐘後，車駛進建國門外交公寓的院子，一顆提著的心才放下來。
在等電梯時，那個外國朋友囑咐他們不要說話。電梯的門開了，開電梯的中年婦女上下打量著三人。劉曉波又緊張起來。以前就聽說過：在外交公寓為外國人服務的工作人員大都負有監視住戶的使命。這一特殊時期，這種監視肯定加強了。六月六日深夜，劉曉波離開外交公寓後，在街上被綁架般地抓住，就證明從他進入外交公寓的那一刻就被盯住了。
一進朋友家，劉曉波和德健緊緊地抱住為他們開車的朋友，連聲道謝，他的確是北京最勇敢的司機。這位朋友這才自我介紹說，他是《時代週刊》（Time）的駐京記者吉米。
這間寓所是澳洲駐華使館文化參贊周思（Nicholas Jose）的家。前些天，劉曉波還在這裡見過老朋友白傑明，還曾在此洗澡和換洗衣服。屋裡的一切依然如故，同樣是寬敞明亮的客廳，同樣是色澤舒適的地毯和沙發，同樣的酒、茶，同樣的音樂……這裡的一切好像與外邊的血雨腥風無關。但是，在劉曉波眼中，一切都有種異樣的感覺，站也好，坐也罷，總感到心中空空。
唯一可以鎮靜下來的方法就是洗澡。淋浴的蓮蓬頭，向赤裸的身體上噴灑著密集的水珠，劉曉波毫無感覺地揉搓著皮膚，彷彿不是在洗去幾天來積滿身上的污垢，而是在清除滲入心底的恐懼。手下的肌體似乎是個遠離精神而去的無生命體，它感覺不到水滴，感覺不到溫度，感覺不到有一雙手輕輕地揉搓。儘管浴室裡很熱，但他仍然不住地顫抖。他懷疑自己是否真的離開了那層層把守的士兵，離開了那些毫無表情的目光，離開了閃亮的槍口。後來，他在一首詩中描述當時的感覺：「死者們上路時／我不曾相送／外交公寓裡寬大的浴缸／浸泡著受驚嚇的肉體／水的溫柔能剝去皮膚／卻洗不去靈魂的污垢。」
突然，門鎖響起來，劉曉波和侯德健不約而同地向門口望去。門開了，進來的是這個家的主人周思和琳達。四人相見，既驚且喜，緊緊擁抱。琳達哭了，淚水表達了她的擔心、焦慮和意外的欣喜。
房間裡的人一多，緊張的氣氛自然就有所緩解。儘管心還在劇烈地跳，劉曉波在講述撤離的經過時盡力保持平靜，偶爾還耍玩點小幽默。侯德健更是一副超然於生死之外的神情，他講到躺在擔架上的感覺時說：「我已經死過一次了，葬禮都舉行完了。」
吃過豐盛的晚餐，大家一起商量以後怎麼辦。琳達建議劉曉波進澳洲使館，劉曉波不同意；侯德健要劉曉波馬上去廣州，他在廣州有一套房子，可以供其使用，劉曉波也不同意。他說：「在我沒有見到高新和周舵之前，我絕不離開北京。」反過來，他力勸侯德健離開北京去香港。侯德健開始不同意，但到最後，還是劉曉波的話起了作用：「德健，我們四個人必須出去一個人，把六月四日的真相告訴全世界。這是我們的責任。而你出去的條件最充分。如果你也留在北京，也許人們一輩子也不會知道清場的事實。」侯德健終於同意了。
那天晚上，劉曉波睡不著。白傑明從澳洲打來長途電話，敘述了在電視中見到的大屠殺的血腥場面。劉曉波隱約感到不安，有一種道義上的犯罪感，總覺得死於戒嚴部隊槍口下的人與他發起的絕食有關。「如果我不發起絕食，就不會有新的運動高潮；如果沒有新的高潮，政府也許會等待著學運的自我瓦解，不會進行強硬的清場；如果沒有強硬的清場，北京市民就不會與軍隊發生正面的暴力衝突，也就不會有現在的暴力屠殺。」後來，當他從秦城監獄出來後，多次向朋友和熟人談到過這種想法。儘管人們眾口一詞地說，清場的命令早已下達，與「四君子」絕食無關，但劉曉波仍然放不下這心靈的重負。每每想起，都感到自己不自覺地和共產黨一起策劃了「六四」大屠殺。痛切的反省從那天晚上就開始了。
晚上，窗外不時地傳來槍聲，有時密集，有時零星，有時近在幾十公尺之內，有時好像從北京城的某個角落裡響起。幾個人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窗前度過的。一陣槍聲響後，他們總要拉開窗簾的一角，小心翼翼地向外張望。
不久，高新來到公寓。出於道義上的激憤，侯德健提出由「四君子」聯名寫一份面向世界的緊急呼籲，呼籲全世界主持正義的政府和公民在物質上、道義上譴責中國政府的法西斯暴行。侯德健說：「這個呼籲錄成錄音帶，如果我能出去，就帶到海外。如果我走不成，就交給琳達或其他人帶出去。」劉曉波和高新開始有些猶豫。劉曉波認為，周舵不在場，不知他會怎麼想。侯德健說：「沒問題。我們四人在廣場組織撤離時的一致是超人的，現在仍然如此。更重要的是，人權是國際性的，受到聯合國的保護，我們的呼籲完全合法。」在侯德健的說服下，劉曉波和高新同意了。
呼籲書由劉曉波執筆。草稿出來後，大家都覺得不夠簡練，太長。侯德健進行了刪改，加上了作家、翻譯家楊憲益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說的「在中國現代史上，如此大規模地血染北京城還是第一次」那段話，最後由劉曉波定稿。〈呼籲書〉的大致內容如下：
由胡耀邦逝世所引發出的、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全民民主運動，是完全符合憲法的。此次運動一直遵循著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原則。但是，李鵬政府居然動用坦克、裝甲車、軍用卡車、飛機和全副武裝的軍隊來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完全是法西斯行為，是八〇年代世界歷史上罕見的暴行。
現在，大屠殺已經血染整個北京城，學生和市民仍然堅守著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則，它顯示了中國人民的民主意識的大覺醒。這種覺醒絕不是靠血腥的暴力所能鎮壓的。
在中國現代史上，如此大規模地血染北京城還是第一次。北洋軍閥沒有幹過，國民黨政府沒有幹過，就連日本法西斯也沒有幹過，今天卻由共產黨幹了，這樣的政府，天理難容。
為此，我們向全世界一切維護人權和民主的政府呼籲，向全球一切主持正義、維護和平、反對暴力的良知呼籲，給中國的法西斯政府以經濟上、政治上、外交上、道義上的制裁，給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和「六四」的受難者以一切形式的支持與聲援。
呼籲人：天安門廣場的絕食者 侯德健、高新、劉曉波、周舵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於北京
〈呼籲書〉寫完後，由侯德健和高新分別對著答錄機念一遍。
劉曉波在外交公寓待到六月六日。傍晚七點，高新和王越紅敲門來到公寓，一起討論下一步的去向。晚上九點，周思回來，告訴大家，他次日奉命返回澳洲。劉曉波說：「我們馬上就走。」周思說：「你坐我的車出去，比較安全。」開車之後，周思說：「曉波，你想進使館嗎？」劉曉波回答說：「不想。」車到使館大門口，周思又一次問他：「曉波，你想進去嗎？這是最後的機會。」劉曉波說：「不，謝謝。」然後，拿起自己的東西下了車。
之後，劉曉波借到一輛自行車，準備騎車回家。他想，至少與家人見一面，再等警察上門來逮捕自己。對於這一舉動，白傑明後來評論說：「在大屠殺之後，劉曉波決定留在北京，甚至在城市裡公開騎自行車，這一自殺性決定是上個世紀富有個人主義和英雄主義的中國知識分子悲劇的延續。」
北京早已布滿天羅地網。劉曉波等人暫時躲避的外交公寓，是安全部門重點監控的地方，便衣就蹲守在門口。周思和劉曉波一出門，立即進入他們的視野之中。
兩個小時後，六月六日晚上十一點，劉曉波被捕。他的被捕就像是被攔路搶劫：就在他騎自行車回家的路上，突然一輛麵包車從側面衝過來，把他的自行車撞倒在路邊。車門一拉，下來幾個大漢，擰住他的胳膊，把他的嘴塞上，把他的眼睛矇上，然後弄到車上。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從未感受過恐懼的人。小說家古龍說：「恐懼正是人性中最根本的弱點，與生俱來的弱點，除非那人已死了，或已完全麻木，否則他永遠免不了要害怕的。」劉曉波後來描述說，在他被半路搶劫般地逮捕的那一剎那，心理湧上的那種恐懼是沒法控制的。「如果是在家裡抓我，我會從容一點。因為太突然了，大概有十五分鐘，我都在發抖。第一個想法是我被抓了，接下去就是：『他們到底要把我拉到哪裡去？會不會拉到一個沒人的地方，把我就地處決？』十五分鐘以後我基本就平靜了，他們也把我嘴裡塞的東西拿出來了，但是我的眼睛還是被矇著，我還找他們要了一支煙抽。」
那十五分鐘的顫抖之後，劉曉波反倒想開了。即便面對死刑又如何呢？那麼多的學生和市民已經悲慘地死去了。但是，最讓他放心不下的還是體弱多病的妻子陶力，以及年僅六歲的兒子劉陶。
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日報》發表署名王昭的長篇文章，題目是〈抓住劉曉波的黑手〉。文章給曉波扣上大量罪名，還特地提到六月二日的那次採訪，說劉曉波講過「必須在人民之中組織武裝部隊」。文章寫道：「如果善良的好心人對他們要組織反革命暴亂還有懷疑的話，那就請聽一聽這段『對談』吧。」
實際上，劉曉波始終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立場。在六月二日那場對談中，他講的是在人民之中「組織力量」，翻成英文時有人將「力量」譯成forces，別人在翻回中文時把它誤譯成「武裝力量」。這一由翻譯錯誤造成的莫須有罪名，足以讓劉曉波遭受最嚴重的刑罰。八月八日的《華爾街日報》刊載了一篇題為〈中共古拉格裡的失蹤者〉的文章，介紹了六名在押知識分子，唯獨在劉曉波的介紹裡有這麼一句話：「他可能面臨死刑判決」。
胡平等海外朋友對劉曉波的處境非常擔憂。他們在《中國之春》封面放上劉曉波的頭像，緊急呼籲各界關注其命運。香港《當代》雜誌在當年的八月號上發表〈營救劉曉波〉的報導，挪威奧斯陸的中國學者們發起成立了關注劉曉波的組織。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們，紛紛致函劉曉波任教的北京師範大學，表達對劉曉波案的關注。在澳洲，侯德健的朋友琳達發起四十一位知識分子簽署的請願信，為劉曉波請命，簽名者中包括四位諾貝爾獎得獎人。
與此同時，挪威知識界一批名人向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提出「授予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的建議」。這是劉曉波第一次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而他實至名歸地獲獎則要等到二十一年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