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屠殺之夜
返回目錄頁六月三日的白天很平靜。傍晚時分，空氣驟然緊張起來。解放軍強行進城，在各處路口與群眾發生衝突的消息不斷傳來。廣場廣播站開始教授學生們防備催淚瓦斯的方法。
「四君子」快速起草了一份〈呼籲書〉。他們認為，當對方是全副武裝的軍隊，而廣場上是手無寸鐵的民眾，最有力的武器不是暴力反抗，而是堅持非暴力的和平方式。他們呼籲廣場指揮部儘快派人與戒嚴部隊談判，只要有一線希望，就爭取協商解決問題。
劉曉波帶著〈呼籲書〉來到學運之聲廣播站，費了好些口舌，柴玲等人才勉強同意通過廣播站發出此呼籲。然而，劉曉波剛念了幾句，便有一個學生打斷他，並辱罵他是「懦夫」。廣播站周圍的人也都紛紛責罵他，他只好中斷廣播。
夜幕降臨時，戒嚴部隊從西、南、東等各路向天安門廣場迫進，沿途受到百萬群眾自發的層層阻攔。九時許，在復興門外的西長安街上，屠夫們打響了罪惡的第一槍。一場大屠殺開始了。全副武裝的士兵在坦克和裝甲車的前導下，用密集的掃射開道，分道向天安門挺進。群眾死傷不計其數，尤以西長安街木樨地至西單一線，情況最為慘酷。北京的天空被槍炮的火光映得血紅。
凌晨一點，戒嚴部隊強行推進至天安門廣場北側，事先隱藏在人民大會堂等處的官兵也加入包圍圈。此時，天安門廣場上仍有學生、市民數萬人。一點半，官方廣播向廣場播放北京市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緊急通告。大部分圍聚的市民被迫撤離，靜坐的學生向紀念碑周圍收縮。劉曉波回憶說：「一開始廣場上人還很多，後來擴音器裡開始播戒嚴部隊和國務院的戒嚴令。廣場的燈突然全部熄滅了。這時候我站在紀念碑上，原來我估計在廣場有幾十萬人，燈一滅之後，很快地廣場基本就空了，只剩下紀念碑周圍的那些學生和市民了。接著就不斷傳來槍聲，不斷有人被打傷、被打死的消息傳來。」那麼，等待著這剩下的幾千人的，將是什麼樣的命運呢？
流血事件的報告不絕於耳，槍聲從遠處傳來，如同爆竹聲般讓人覺得不真實。紀念碑附近的學生和市民出現巨大的分歧。在擁擠的人群中，不時爆發陣陣騷動，新的廣播站兩度險些被衝垮。
突然間，一名糾察隊員跑來報告，在紀念碑南側發現槍支，是幾位工人架設的。劉曉波、侯德健等聞訊而至。只見一挺機槍設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西南角，槍上覆蓋著棉被，槍口朝西。幾位工人在旁嚴密監視著，不時用鋼管敲打槍身，警告誰都不許靠近。
侯德健上前抱著一位年約二十歲的青年，自我介紹說：「我是侯德健。」那位被抱住的小青年喊了一聲「侯哥」，便失聲痛哭起來。侯德健邊安慰邊把他拉走。劉曉波等留下來繼續說服其他幾名工人。
劉曉波本來就結巴，此時連打躬作揖都用上了。他說，廣場上的大學生都是寶貴財富，應該替大學生的生命安全負責。這些人一聽就火了，又大吼起來：「只有你們這些大學生是人？我們就不是人？我們為了誰？不是為了保護你們這些人，我們為什麼要往槍口上撞？你們倒是沒事，可我們的人死了那麼多，就白死了不成？」
經過再三勸說，工人交出了這挺從裝甲車上卸下來的機槍。另一位工人又主動交來一支原先藏在附近帳篷裡的步槍。後來，很多人懷疑，民眾手中的少數槍支，是部隊故意流散出來的，以此製造鎮壓的藉口。
劉曉波等人回到紀念碑北側。然後，由劉曉波將槍支在紀念碑的護欄上砸毀。這是一件不容易的體力活：當他將槍支掄到護欄上時，巨大的衝擊力讓他虎口發麻，砸了好幾次才將槍支砸毀。
這時，絕大多數外國媒體都撤離到北京飯店。留在廣場中心部的西班牙電視台的攝影記者記錄了劉曉波朝紀念碑白玉欄杆砸步槍的鏡頭。目睹「四君子」手持擴音器竭力勸說學生和市民和平撤退全過程的日本NHK電視台記者加藤青延指出：「如果不是劉曉波和侯德健等人的努力，無疑，天安門廣場會發生流血慘案。」
緊接著，「四君子」發表廣播講話，呼籲大家堅持非暴力，放下手中的棍棒、汽水瓶子和石塊等。劉曉波說：「同學們，現在整個北京已經開始流血，血已經流得夠多，足以喚醒人民。……請你們放下手中不能算是武器的武器，否則等於是謀害大家的性命，也給政府製造口實，損害整個學生運動的形象。同時，一定要將手中的槍支收繳上來，避免走火。」在最容易喪失理性的時刻，他保持了最理性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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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四日凌晨三點，在絕食棚內，「四君子」就當前的局勢繼續著緊張的討論。在座的還有幾位高校青年教師。大家逐漸達成共識：這是一場有計畫、有預謀的屠殺行動，不能再對當局抱美好的幻想，應當想盡一切辦法避免更多流血，爭取和平撤離廣場。但是，他們一時還找不到切實可行的撤退方案。這時，北京紅十字會的兩名醫生建議，由侯德健等人出面，在他們的陪同下乘救護車出廣場與戒嚴部隊談判，以爭取學生和平撤離廣場的許諾與時間。
那麼，誰去跟部隊談判呢？劉曉波搶著要去，他是絕食的發起人，他不願回避這個最危險的任務。但周舵認為，侯德健名氣最大，如果向士兵喊「我是侯德健」，士兵不會輕易開槍。「劉曉波挺仗義的，非要說他跟侯德健一塊去。侯德健就勸他『你這個人脾氣太壞，弄不好跟人家吵起來，咱們全玩完。周舵看上去溫文爾雅，不像個暴徒。還是我們倆去』。」
「四君子」就去找柴玲，希望廣場指揮部派一個人跟他們一起去和戒嚴部隊談判，但指揮部不同意。封從德對「四君子」說：「你們願意做什麼，是你們的自由；你們若希望以第三方的姿態去與戒嚴部隊交涉，我個人表示欽佩；但是，你們絕不能說是代表學生指揮部去與軍方談判。與軍方交涉的結果也必須經過同學們的表決才能生效。」
凌晨三時三十分，在兩位紅十字會醫生的陪同下，侯德健和周舵從紀念碑底座西側出口下去，乘坐一輛救護車，尋找戒嚴部隊談判和平撤離廣場的事宜。最終，部隊的一名大校級指揮官同意在廣場東南角留出一條通道，讓學生和市民和平撤走，並保證不向人群開槍。戒嚴部隊唯一的要求是：早晨七點之前務必撤出廣場，這是他們接到的命令中清場的最後期限。
凌晨四點半，廣場上的燈重新亮起來，侯德健等人返回廣播站，苦苦勸說大家撤離，他說：「我們都不怕死，但我們要死得有意義！我們追求的絕對不是死亡，而是真的生命！」然而，從四面八方傳來咒罵聲──「軟骨頭」、「投降派」、「怕死鬼」……
劉曉波抓過擴音器，急了說話就更加結巴：「同學們，我是……劉曉波！請大家相信我們！現在我們堅持的一貫原則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你們堅定留在廣場，證明了你們的勇敢，我希望你們冷靜下來。你們已經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你們再作犧牲，我們於心不忍，你們能夠保存下來，這是對中國民主的最大貢獻。」
廣場指揮部決定用現場所有人喊聲的大小來作口頭表決，願意留守廣場的喊「留守」，同意撤離的喊「撤離」。雖然兩次喊聲幾乎不相上下，但主持會議的封從德宣布說：「『撤離』的聲音較大，因此所有人從現在起，馬上撤離廣場！」
最後的時刻到來了。這時是四點五十分，離七點的期限只剩兩個小時。「四君子」分頭去做少數仍然不願撤離的學生的工作。劉曉波和高新去南面，侯德建和周舵去北面。
撤離的決定剛一宣布，軍方便加緊行動。一排點射，廣播站的喇叭被打啞。三輛坦克從人民大會堂由西向東一直往紀念碑南側駛來。一隊士兵向空中鳴槍，很快便衝到紀念碑附近。
這時，劉曉波在廣播站旁邊，想看看柴玲等人是否撤了。他彎下腰，把頭探進帳篷，已經空了。他剛剛直起腰，冰涼的、硬硬的槍口頂住後腰。他被槍口猛地推了一下，踉踉蹌蹌地下了紀念碑。由於恐懼，他下到最後一級台階時，險些摔倒，多虧學生王越紅將他抱住。
劉曉波突然想到，他那裝有護照、其他證件和通訊錄的手提包還在紀念碑上的帳篷裡。他飛快地回頭去取，剛上一半，一個士兵居高臨下地將槍口對準他說：「下去！」他說：「我的護照忘在裡面了，請允許我上去取！」士兵厲聲說：「都什麼時候了，還要什麼護照。下去，再往前走我就不客氣了！」面對槍口，他感到涼氣襲心，本能地向下退。旁邊的學生想去交涉，那士兵大吼一聲：「不要命了！」他們只好退去。
劉曉波希望逆人流往南走，找尋其他三人。在紛亂的人群中，他見到侯德建，由兩個學生攙著，由於兩天沒有進食，加上緊張，好像休克了。劉曉波將一個腳被扎了的學生替下來，攙扶著侯德建往前走。
這時，大部分學生和市民都已順利撤離。戒嚴部隊將紀念碑和歷史博物館的中軸線封鎖，不讓剩下的人再從原來讓出來的東南角出去。劉曉波和最後的兩、三百名學生一起到了歷史博物館前面協和醫院的紅十字會救護站，被三層士兵團團圍住。這些士兵表情呆滯，宛如野獸。面對這群士兵，是劉曉波一生中感到最恐懼的時刻。
天亮了，劉曉波看到整個清場的過程：士兵們用刺刀挑起廢棄物燒掉，一輛坦克從北向南開來，碾過已被推到的自由女神像。
紅十字會的醫生出面跟戒嚴部隊談判，軍方同意讓最後一批人從廣場東南角的缺口離開。四人一排的隊伍往外走時，突然前面響起激烈的槍聲，隊伍立即停止前進，所有人都蹲在地上。原來是北京市公安局門口的士兵向附近居民樓開槍。等槍聲停息之後，隊伍重新往前走。
此時，劉曉波上身只穿一件半截袖的白襯衣，衣服已被汗水浸透，骯髒而腥臭。他感到從頭到腳的冷，禁不住全身顫抖起來。
時間在那一晚定格。劉曉波的一生也因此而被改寫。「六四」，對每個參與過這場運動的個體，都不是一個時間或名詞。它是中國臉上一道無法癒合的傷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