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旁觀、勸退，到堅守廣場
返回目錄頁八〇年代，劉曉波崇尚個人主義和超人哲學，蔑視群眾，視社會為烏合之眾。在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七年初的學潮中，他置身事外，在家中讀書、寫作、做家務。當時，有人來遊說他參與學運，說只要登高一呼，他就可以成為眾望所歸的領袖。但他沒有動心。他從心底裡蔑視那種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大規模群眾運動，無非人多勢眾，湊湊熱鬧，發洩不滿，完結了事。
這一次，劉曉波原本也只想先觀望一陣子。陶力告訴他，有人透露，由於那封給大學生的公開信，他已經引起官方的注意，被定調為海外反動勢力的國內代理人。一旦參與學運，對自己很危險，對學生也會帶來負面影響。於是，劉曉波答應妻子，暫時不捲入其中。之後兩個多星期，他基本上採取旁觀者的姿態。
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劉曉波在師大校園內觀看大字報，發現大都是情緒發洩，少有具體想法。在學生宿舍區水房的牆上，他看到一個所謂的「最新消息」，說劉曉波等人在美國召開會議抗議官方關閉《世界經濟導報》，並帶回數千美元支持學生運動。他對這樣的謠言很氣憤，親自動手將大字報撕下。
這時，一群學生圍著劉曉波，責問他是不是公安局特務，否則為何撕掉大字報？甚至有幾個男同學上來將他扭住。劉曉波大聲說：「我是劉曉波！」結果，人群中發出此起彼伏的喊聲──「說謊！」「騙子！」「冒充！」「劉老師是長髮！你要冒充，先化好妝再來！」剛理過髮的劉曉波哭笑不得。後來，幾個中文系的學生過來，證實了劉曉波的身分，他才得以離開。
這一天，當局派出袁木、何東昌、袁立本與學生代表對話。幾個官員高高在上的家長姿態讓劉曉波非常厭惡，學生們的淺薄與衝動也讓他相當不滿。他有了一個想法：搞一個關於這次對話的系列民意測驗，以瞭解學生們對何東昌、袁木、學生代表的表現以及對話這種形式的看法。他請來北師大心理系專門做民意測驗的研究生幫助設計問卷、取樣範圍和計算方法。然而，問卷只發出去幾百份，回收率也不理想，後來就放棄了。
五月三日晚上，劉曉波受邀參加在北大的一棟宿舍樓中舉行的〈新五四宣言〉討論會。在會上，他第一次見到吾爾開希、王丹、王超華等學生領袖。回家後，凌晨一點半，他接到學生程真打來的電話，說吾爾開希想跟他見一面。他們約在師大的「三一八」紀念碑下見面。劉曉波並不主張以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實現民主，他向吾爾開希建議，不要再搞大遊行，乾脆回到校園裡，借機搞校園民主。然而，這種「溫吞水」式的策略，難以得到激情澎湃的學生們的認同。
這次見面之後，吾爾開希逐漸成為與劉曉波走得最近的學生領袖。很多北師大學生說：「吾爾開希是我們的行動領袖，劉曉波是我們的思想領袖。」吾爾開希也承認：「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劉曉波。」劉曉波〈「六二」絕食宣言〉中提到：「我和開希是朋友，但在政治生活中，我倆的權力是平等的，我們首先是公民，雖然在校園裡我是老師。」
第二天，五月四日，是「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紀念日，趙紫陽發表〈五四講話〉，對學生的愛國熱情予以肯定。北京的大學生再次發起大遊行。劉曉波和陶力騎自行車跟著學生的遊行隊伍看熱鬧。一路上，警察攔截學生三次，但最後都放行了。在六部口的十字路口，劉曉波和陶力被擠散。下午三、四點，遊行隊伍到達天安門廣場，吾爾開希、王丹、周勇軍等人宣讀〈新五四宣言〉，但此宣言被劉曉波批評為「除了口號和激情，沒有任何具體內容」。
很多著名知識分子以「導師」自居，在家中坐等學生上門徵求意見；劉曉波卻主動找學生領袖交換意見，他對運動本身的關切超過對自己名望的維護。五月六日，他去北大找到學生領袖之一的封從德，封從德回憶說：「一個青年教師模樣的人在門口等我。他說他叫劉曉波，是北師大講師。……劉曉波剛從美國回來，聽說我是北高聯主席，希望同我交流一下看法。見他口氣很謙卑，我很不好意思，告訴他我剛剛辭職。這時，劉曉波一愣，然後輕輕地不知道說些什麼，轉身就走了。」這一次溝通未獲成功。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知識分子與學生領袖之間如何建立信任關係，是「八九」民運懸而未決的一大癥結。
五月七日，劉曉波起草了一封呼籲書，題為〈我們的要求：校園內的自由論壇〉。首先，他指出前一階段的學生運動的不足之處，如「口號過多而行動過少」、「目標民主而程序、手段非民主」、「不會利用法律的手段來推進民主」、「目標過高，搖擺性過大」等。其次，他呼籲展開一系列校園民主活動，如「在校園內開闢『自由論壇』」、「校方支援學生自治會的工作」、「校方與教師和學生展開對話會」、「學生和教師評估校領導的工作」、「教師成立『中國民主化研討小組』」等。他將這份呼籲書貼在北師大院內的報刊欄中，希望徵集教師簽名。但第二天便被撕掉了。
趙紫陽前幾天發表〈五四講話〉之後，學生紛紛復課。然而，趙紫陽倡議的「疏導、對話，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從熱點問題做起搞政治體制改革」的方針，遭到李鵬等人的阻撓、抵制、破壞，政府拿不出實際行動來取信於民。雙方的衝突仍然一觸即發。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下午四點多，北京十三所高校的三百多名絕食學生，在兩千多名學生的護送下來到天安門廣場。五點四十分，宣布絕食開始，絕食請願團隨即成立。由此，學生運動進入第二個高潮。學生計畫趁蘇聯總統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來華訪問期間，占據天安門廣場，向中共當局施壓。
五月十三日中午，周舵來到劉曉波家，說統戰部晚上要開一個座談會，邀請劉曉波和吾爾開希參加。這次會議有統戰部官員、學生代表、共青團代表和知識分子代表等六十多人參加。中央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長閻明復在會上提出，希望在五月十五日戈巴契夫訪問北京時，學生撤離廣場。與會的學生領袖王超華回憶說，當時她和劉曉波的發言「最硬」，直接提出平反「動亂」的要求。
周舵回憶說，閻明復看到劉曉波來開會「臉色為之一黑」。劉曉波對閻明復的印象卻非常好：「我覺得他是共產黨內難得的、既開明又有一種寬容、謙卑情懷的幹部。」他認為，不管跟學生對話採取什麼形式，不管派什麼級別的人出來，都是共產黨執政以來第一次坐下來，在民眾自發的政治要求的壓力下展開對話，這是一個好的開端。
劉曉波在發言中指出，政府要肯定這是一次愛國民主運動，改正〈「四二六」社論〉的錯誤定調。絕食學生應該在十五日前撤出廣場，不應影響中蘇兩國首腦的會晤。他強調，學生必須學會妥協和讓步，以獲得黨和政府內的開明派的同情和支持。對於劉曉波最後的幾句話，閻明復笑著說：「曉波你不要太透明，點到為止。」
學生代表要求現場直播這場座談，卻未獲同意。閻明復也不敢就否定〈「四二六」社論〉給出明確答覆。最終，座談未能達成結果。
會議拖延到次日凌晨兩、三點才結束。統戰部派車送周舵和劉曉波回家。車開出去沒多遠，劉曉波說：「不行，我還得回廣場。」後來，劉曉波埋怨周舵，要是那天晚上大家不耗在統戰部，去廣場勸說學生撤離，是有可能成功的。
天還沒有亮，劉曉波在廣場上目睹學生轟走教委主任李鐵映、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學生和當局的對立越發尖銳。劉曉波踏上一個平板車，對學生發表演講，勸說學生撤離廣場：「不要讓仇恨的陰影籠罩廣場和心靈，回到校園去，扎扎實實地推進校園民主。」學生根本聽不進去，有人高喊：「黑馬變成綿羊了！」「膽小鬼，滾下去！」如此尷尬的場面，在其演講中還是第一次出現。
凌晨五點，劉曉波又累又餓，乘坐二十二路公共汽車回家。在車上，他灰心喪氣，決定不再參與學生運動，立刻著手辦理再次前往美國的出境卡。到家之後，他接到美國朋友的電話，朋友看到美國新聞媒體對這次失敗演講的報導，好心地對他說：「曉波，你是冒著風險回國的，說話要慎重，總不能沒讓政府抓卻讓學生轟回美國吧。」這句話激起了他的鬥志：「我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的難度，但我有自信演好。中國只有一個劉曉波，他不可重複。」
在家中休息了幾個小時，劉曉波應閔琦之邀，到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參加溝通學運信息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王軍濤、陳子明、閔琦、鄭也夫、吳稼祥、王潤生、陳小平、鄭蒂等人。王潤生宣讀了一份知識界的〈聲明〉。劉曉波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完全是共產黨意識形態化的語言，沿用「解放以來」、「勞動人民」、「人民萬歲」等陳詞濫調。王軍濤提議讓劉曉波修改，但劉曉波拒絕，決定不參加知識分子的組織和宣言。他在發言中說：「現在學生們已經非常看不起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了，如果再坐以論道、指手劃腳，我們就將失去學生們的信任。要想參與，就和學生們在一起。」
開完會後，劉曉波回家睡覺。到了下午四點多，有學生敲開門，氣喘吁吁地說：「劉老師，吾爾開希讓我來叫你馬上去廣場，幫助他將絕食的學生撤出去。」劉曉波立即與那個學生一起直奔廣場。幾經勸說，就連北師大的學生都不肯撤離。
到了傍晚，劉曉波放棄了勸學生停止絕食的念頭，理性和情感的較量，情感勝利了。他開始為學生們張羅生活用品，並為圍觀群眾發表演講。他的演講讓學生們掉淚，他們用大白布做成標語，上面寫著：「劉曉波老師，我們感謝你。」
至此，廣場上悲壯的就義氣氛和獻身精神籠罩著劉曉波，他失去了理性判斷能力，決心和絕食學生同生共死。正如深諳群眾心理學的法國學者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所說：「對一種強烈信仰的執迷，就像磁鐵能將金屬屑聚攏來構成規則的曲線一樣神奇。」群眾運動的魔力，劉曉波亦未能免疫。
傍晚時分，嚴家其、包遵信、劉再復、李洪林、李陀、蘇曉康、戴晴、李澤厚、溫元凱、麥天樞、于浩成、蘇煒等十二名作家及學者到廣場勸說學生撤離，並發表〈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由於學生並無嚴密的組織與統一的領導，勸說者也缺乏足夠的權威，絕食學生沒有接受勸告。
絕食進行到第二天，劉曉波對絕食學生說：「絕食可以，流食還是應該吃，大家放心，按照國際慣例，一般政府會在絕食七十二個小時之後出來對話。」大家聽了，開始盼望七十二個小時的到來。七十二個小時到了，政府方面毫無動靜。他很鬱悶，又說：「連南非這樣的國家也不至於這樣啊。」那時，南非實行種族隔離制度，曼德拉（Nelson R. Mandela）被關在監獄裡。不過，南非政府在國際國內壓力下，已經與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談判。面對中國政府的冷血僵硬，劉曉波情不自禁地罵娘了：「他……他……他媽的，這……政府也……太……太不像話了。」大家都學他的語氣取樂。
在與「八九」學運有聯繫的知識分子中，劉曉波的聲望和資歷不如作為旁觀者、有「中國的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之譽的方勵之，在知識界的人脈和組織能力不如包遵信等人，社會經驗和政治敏感度不如蘇曉康等人，更沒有陳子明、王軍濤與黨內開明派的聯絡管道。他只是年僅三十四歲、沒有任何背景的大學教師，他在學運中發揮的作用不斷提升，是因為他身體力行，與學生打成一片並在廣場上堅守到最後一刻。
此時，在當局方面，以李鵬為首的強硬派抬頭，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開明派失勢，鄧小平等元老決定使用武力鎮壓。在學生和民眾方面，天安門廣場成立指揮部，但領導層走馬燈式地更換，誰的聲音大、鼓動性強，就按誰的意見辦。和平結束學運的希望愈發渺茫。
五月十六日晚，劉曉波第一次去「學運之聲」廣播站演講。當人意識到自己的聲音可能被無限放大時，其自我膨脹就不可抑制地出現了。當時，劉曉波的心態就是如此──「也許全中國、全世界的人都會知道在今天、在此刻，有一個叫做劉曉波的人在天安門廣場上演講。我的心咚咚地跳、嘴巴有些不聽使喚，臉肯定漲紅了。如果能看見，我的眼睛一定瞪得大大的，放著興奮的光。……我說出自己姓名時的那種特殊的快感，令我終身難忘。」
五月十七日，學生絕食進入第四天，有學生昏倒，情況愈發危急。市民和學生發起百萬人大遊行。知識界發表了將矛頭指向鄧小平的〈「五一七」宣言〉。劉曉波就不同意這份文件，認為將矛頭直接指向鄧小平，在策略上是重大失誤。
五月十七日下午，鄧小平在家中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實行武力鎮壓。拒絕執行戒嚴令的趙紫陽下台已成定局。晚間，趙紫陽到廣場看望學生，這是他最後一次在公共場合露面。
十九日，李鵬主持召開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宣布從二十日起在北京實施戒嚴。在戒嚴令的刺激下，學生運動進入第三個高潮。此後數天，劉曉波是少數一直堅守在廣場上的知識分子之一。
五月二十三日早上，幾個學生來找劉曉波幫忙修改一份倡議書。他重起爐灶寫了一份。這份題目為〈我們的建議〉、署名為「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的文件，由高新用打字機打成蠟紙，作為「北師大絕食團通訊」油印散發，傳遍廣場和北京各高校。這份文件被官方定位為「指導學潮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在這份建議中，有一條是追究關閉《世界經濟導報》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的法律責任。江澤民正是以關閉《導報》的「決斷」獲得老人幫的信任，升任中共總書記。劉曉波的這一建議，讓九〇年代大權在握的江澤民恨之入骨，這也是劉曉波多年以來受到當局嚴厲監控的原因之一。
五月二十七日，吾爾開希找到劉曉波，一起去參加「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該會議主要討論〈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封從德在回憶錄中說，劉曉波提出設立「人民發言人」的建議。劉曉波說，中國需要「華勒沙」（Lech Wałęsa）[1]，依靠其「英雄凝聚作用」形成「民間制衡力量」，並推舉吾爾開希出任「人民發言人」。柴玲在回憶錄中寫道：「在午飯的時候，會議的焦點轉移了。北京師範大學的教授劉曉波提議讓吾爾開希做運動的發言人。我和封從德都被這個建議震驚了，尤其考慮到吾爾開希展現出來的個人領導方式。」
在此次會議上，大家就是否撤離廣場舉手表決。撤離廣場的建議獲得一致通過。但是，作為廣場總指揮的柴玲，回廣場之後，受李祿的影響改變主意，「我認為我沒有經過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投票就同意從廣場撤退是犯了一個錯誤。我領著學生發過誓，我們將堅守民主的立場。作為總指揮，我對那些把信任託付給我的人有責任。如果不給學生投票的機會就順從了這個草率撤退的決定，就會踐踏這個運動努力希望實現的同樣民主原則。」當時，人人都在談論民主和追求民主，但每個人對民主的本質理解卻存在巨大差異。
廣場上的絕大多數學生投票留在天安門廣場上。柴玲宣布，繼續堅守，廣場指揮部亦退出「聯席會」。最後一次和平撤離廣場的機會喪失了。
[1] 編注：華勒沙，波蘭政治家，他在一九八〇年代成為波蘭罷工運動的領導者，促成團結工聯的誕生；他在一九八三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並曾於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五年擔任波蘭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