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比時裝秀還要熱鬧的博士論文答辯會
返回目錄頁一九八八年春天，劉曉波提早一年完成博士課程，其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也完稿。這是一篇空前絕後的博士論文，十多萬字的論文，一條注釋也沒有──在此後所謂「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的九〇年代，教授審查學生的論文，一般首先從後面的注釋看起，像這種沒有注釋的學位論文肯定無法獲得通過。但是，劉曉波偏偏認為，注釋越多，不是表明作者越有學問，或越下功夫，反倒表明作者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見解。他選擇的是直抒胸臆的寫法，他自己說：「此種寫作方式可能更符合我的人格與文風。……我常常感到，在中國，注釋經典式的做學問方法太古老、太漫長了，以至於使國人患有一種『引證偏執狂』。」
結果，這篇論文獲得教授們高度評價，單行本問世之後也被讀者爭相傳閱。
劉曉波的這篇論文有兩個核心觀點。其一是「衝突為美」。與中國儒家傳統中強調「和諧為美」截然對立，劉曉波指出衝突才能構成美。「人就是矛盾、就是痛苦、就是衝突……每個人時刻處在靈與肉、情欲與道德、感性與理性的拼搏之中。」他發現，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價值，其實是對個體的獨特性和創造力的扼殺。二十多年後，他註定了與胡錦濤宣導的虛偽的「和諧社會」之理念發生劇烈衝突，並再次成為「和諧」下之犧牲品。
這篇論文的第二個核心觀點是「因審美得自由」。在八〇年代中國的人文學術界，出現了一股「自由覺醒」的思潮。之前被官方意識形態醜化、貶斥的「自由」一詞，終於成為一個被人們承認、肯定和追求的正面價值。以劉曉波熱情奔放的個性，對自由的渴望自然相當熱切，對不自由現狀的反抗也極為強烈。所以，自由也成為他在論文中反覆強調的概念。劉曉波指出，審美是人的自由象徵，通過審美，個體生命可以超越客觀法則，可以超越理性教條，可以超越功利欲求，可以超越社會壓力，可以超越自身的有限性。但這種超越又是暫時的、幻化的。所以，這就構成了生命的悲愴性。
一九八八年夏天，劉曉波在北師大中文系讀完博士課程，進入論文答辯階段。當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餘波蕩漾，保守派的教委主任何東昌認為劉曉波是被點名的「自由化分子」，不同意他論文答辯。北師大中文系頂住壓力，多次交涉，最終讓教委同意劉曉波答辯。當時，中國的大學多少還保持了一定的學術獨立與學術自由。
劉曉波的博士論文答辯會是北師大中文系首次博士答辯。這場答辯會居然比時裝秀還要熱鬧，在中國有博士論文答辯會以來，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正如劉曉波的老師童慶炳所說：「在中國的教育史上可能是沒有過的。」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一個悶熱的早晨，數百名學生蜂擁而至，擠進北師大主樓一間並不寬敞的會議室。門外，還有更多人正在沿著昏暗的走廊向這裡匯集。
主樓門前的廣告紙上寫著：「文藝理論博士研究生劉曉波論文答辯：《審美與人的自由》」。文藝理論不是一個太熱門的學科，論文題目與現實的關係並不密切，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學生跑來旁聽呢？原來，他們不是衝著論文題目來的，而是衝著「劉曉波」這個名字來的。
會議室外面，答辯委員會的幾位成員吃驚地注視著四周的人群，他們都是學界柱石，主持過多次博士論文答辯，卻從未經歷過這種人山人海的場面──這位在前兩年還不為人所知的青年學者，竟然牽動這麼多人的神經。
這間會議室瞬間便被擠得水洩不通，連評委們的席位都被學生霸占了。校長不得不臨時作出決定：打破常規，改換會場，啟用主樓八樓那間可以容納四百人的大會議廳。人流沿著狹窄的樓梯湧向八樓，很快充滿這間寬敞的會議廳。如此這番折騰，論文答辯延遲了一個多小時。
劉曉波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陣容龐大。王元化為答辯委員會主任，其他評委還有北大的謝冕教授、川師大的高爾泰教授、復旦的蔣孔陽教授、人大的蔣培坤教授及詩人兼文學史家牛漢等頂尖學者。值得一提的是，劉曉波因此與蔣培坤教授結緣。劉曉波回憶說：「我當時是在北師大讀文藝學專業的研究生，不僅對西方美學、中國古典美學用力甚勤，而且對當時中國的各派美學論著也皆有涉獵，自然要讀到蔣老師的著述。正因為蔣老師在當時美學界的聲望，我的導師才決定聘請蔣老師出任我的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答辯委員會的九位委員之一。」
蔣培坤回憶說，一九八八年春天，劉曉波在博士論文寫作期間，多次上門請教。由於兩人談話投機，學術觀點也相近，彼此交往日漸增多。那段交往溫馨而甜蜜：「也許是巧合吧！那時曉波來人大時，多次遇到我們後來罹難的兒子蔣捷連。那是在連兒放學回家的時候，他總是與客人有禮貌地打一聲招呼，然後退身去做功課。我們想曉波一定是記得的？」
不過，當時誰也想不到，次年便爆發了天安門民主運動，丁子霖和蔣培坤年僅十七歲的愛子蔣捷連在「六四」大屠殺中罹難。
第一次出獄之後，劉曉波前去兩位老師家中拜訪，早已物是人非、宛若隔世。
此後二十年裡，劉曉波成為兩位老師最親密、最信賴的學生、朋友乃至親人。反倒是丁、蔣兩位親自帶出來的好些學生，與老師保持距離，甚至斷絕來往。
出任答辯委員會主席的王元化教授，是學術界泰斗級的人物。王元化慨然答應出任劉曉波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是對這個前程無量、爭議不斷的青年學者的厚愛與支持。劉曉波在一篇文章中說：「當初，本來抱著試試的態度去請，沒想到先生爽快地答應了。」九〇年代，學界有「北李（慎之）南王（元化）」之說。劉曉波認為，王元化過於謹慎，不若李慎之晚年「剔骨還父」的決絕，但他對王的學術和人品始終保持敬意。每次到上海，都會去拜望。
即便如此，國家教委認為，最初聘請的幾位答辯委員會成員，大都是「自由化分子」，要求必須增加四個「堅持馬列主義」的教授。於是，答辯委員會增加了北師大教授張紫晨、社科院研究員吳元邁、華東師大教授張德林和人大教授鄭國詮。後來，因蔣孔陽骨折，只能送來論文審閱意見而無法參加答辯，最後論文答辯時，參加答辯的委員為九人。即便在答辯委員會「摻了沙子」，教委還不放心，答辯當天專門派來兩人「旁聽」，著實讓劉曉波的導師童慶炳捏了一把汗。
據蔣培坤回憶，各位委員集中提了一些意見，再由劉曉波擇要做統一的回答。劉曉波的答辯很長，連平時的口吃也沒有了，可以說一氣呵成。前來旁聽的學生們都平心靜氣地傾聽著，整個教室一片寂靜，直到結束答辯，全場才響起熱烈的掌聲。不過，劉曉波論述的一些美學問題，普通的大學生未必聽得懂。
答辯委員會肯定了其論文和答辯。前六位委員提交同意授予博士學位的審議書，後加入的幾位教授和教委派來的兩個人，都沒有提出反對意見。王元化教授宣布，答辯委員會九人一致建議授予劉曉波博士學位。
此後，六月三十日系學位委員會開會，審查並通過了劉曉波的文學博士資格。七月四日，校學位委員會召開會議，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決定授予劉曉波文學博士稱號。至此，劉曉波在經過了種種曲折之後，終於如願以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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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北師大中文系「文革」後的第一個博士，也是一名才華洋溢的青年教師，劉曉波名氣如日中天，卻不講究穿著。有記者形容說：「按照學院派的標準來看，劉曉波絕不像一個學者型的知識分子，如果不說話，他倒像是一名健壯的火車司機或搬運道岔的鐵路工人。」劉曉波看了報導後笑著說，我本來就是一個抹灰工。
外表不像大學老師，頭腦中的學問卻足以鎮住所有的學生。劉曉波是北師大中文系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不僅僅因為學識淵博、觀點新銳，更是因為與學生玩成一片。他童心未泯，從不在學生面前擺出師道尊嚴的模樣。
劉曉波雖然已經成家，但跟其他老師不一樣，常常到學生宿舍玩。大家一起無拘無束地吃花生米、喝啤酒、打撲克牌，輸了學生照樣在他額頭上貼上寫著「小豬」字樣的紙條，或者被罰鑽桌子。到了學生宿舍，就沒有了老師和學生的界限。學生們敢說他寫的詩臭，敢捉弄揶揄他，敢問他口吃會不會影響思路……。這種《論語》裡師生之間「從遊之樂」的場景，在九〇年代的大學絕跡了。
劉曉波的學生、媒體人王小山回憶說，一九八六年他從東北考到北師大中文系，入學不到兩週，就認識了劉曉波。劉曉波成天跟學生一起玩兒，又是他的吉林老鄉，所以來往頗多。「當時，劉曉波並不擔任我所在班級的課程教學，但很多同學都有共識，劉曉波是唯一學問既好，又能跟同學玩到一起的人，他經常到學生宿舍跟大家閒聊，甚至到操場沙坑一起和大家摔跤角力。而其他大家也喜歡的老師，比如王富仁、任洪淵、藍棣之等，也常請大家吃酒言歡，但操場是不會去的。」
那時，劉曉波剛剛三十出頭，體格健壯，摔跤本領高強，大部分學生都不是對手。贏了，他就洋洋得意地說：「我們可是公平競爭啊！老師可沒有占你的便宜啊！」多年以後，與老師一起摔跤的場景還常常浮現在王小山眼前：「曉波身體本來極好，摔跤也是一把好手。後來，他的生活要麼在監獄裡，要麼在通往監獄的道路上，身體情況大不如前。好在他的樂觀精神一直沒變，氣色大部分時候還看得過去。」
劉曉波喜歡體育，不僅跟學生們一起看足球賽，而且還參加學生的足球隊，雖然他踢足球的技術不算太好，卻是學生足球隊中唯一的老師。跟學生在球場上奔跑的時候，旁觀者根本看不出他是老師來。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拙於運動，劉曉波卻是一個運動健將。不過，由於天生口吃，他非常缺乏音樂細胞，一唱歌就走音。
對於喜歡的學生，劉曉波視若兄弟，但他也會讓某些受傳統文化毒害和官方教育洗腦的某些「過於成熟」的學生下不了台。在待人接物上，他不會像一般的中國人那樣考慮照顧對方面子，對自己厭惡的人與事，往往會毫不留情地給予當頭棒喝。
有一次，一個文縐縐的學生，得意地拿出啟功親筆寫的一幅字，炫耀地對劉曉波說：「你看，這是啟爺爺給我寫的字。」
劉曉波一聽這話就火冒三丈，指著這個學生的腦門喊：「你他媽的就知道做孫子──擦名人的屁股！」
這個學生非常尷尬。不就是說了一句「啟爺爺」嗎？可劉曉波從骨子裡就討厭這個。
為了擺脫尷尬，這個學生連忙岔開話題說：「我昨天看了你寫的《與李澤厚對話》，寫得真不錯，寫絕了！」
劉曉波問他：「你看完了嗎？」
學生回答說：「看完了一半。」
劉曉波立即反駁說：「你沒有看完怎麼就知道寫得好！」
學生說：「看完一半也可以和你討論一下嘛。」
劉曉波說：「站在同一水平線上才有資格討論。你才看完一半，那你有什麼資格和我談？」
學生說：「那我拜你為師。」
劉曉波斥責說：「你不配，我不要你這種徒弟，我要是收你做徒弟，就非得讓我從你身上獲得好處，哪怕是希望。現在我從你身上看到的全是我討厭的，要你做徒弟有何用處！」
作為北師大的年輕教師，劉曉波深知中國教育的弊端。他尖銳地指出：「中國通過教育把人變成奴隸的技巧和一整套程序，達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極的地步。」他還說：「大學畢業生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廢物，碩士畢業生有百分之九十七，博士畢業生有百分之九十八、百分之九十九的廢物。」
劉曉波天生就是一名好教師。北師大中文系的學生都很喜歡聽他的課。關於他講課的情形，有人回憶說：「他講課效果很好，雖然講的是文藝理論課程，但每次上課之前先寫一首古典詩詞在黑板上，然後跟學生一起品味。」
劉曉波講話有一個奇異的特點：平時如果只有兩、三個人在一起說話，他會顯露出口吃的缺陷，尤其是一激動起來，就期期艾艾地說不流暢了。但是，如果是在幾十人的課堂上講課，言談就會十分流利。而且，人越多，講話就越流暢，若是第一次聽他的課，根本感覺不到他說話口吃。劉曉波最熱愛老師的職業，可惜「六四」之後二十多年，他一直被剝奪當大學老師、在講台上授課的權利。
八〇年代中後期，劉曉波的影響力不僅僅局限於其任教的北師大校園內，北京和全國許多高校都爭先恐後請他去演講。八〇年代的大學校園有相當的自由度，學生社團非常活躍，且自主性很大，可以出面邀請觀點迥異的，尤其是那些「不與中央保持一致」的專家學者來校演講。越是有異端色彩的人物，越是受大學生的歡迎。而經過「八九」以後，九〇年代的大學萬馬齊瘖，請人到學校作專題演講，無論是主講者還是講題，都必須由團委、學工部、黨委層層審批。這樣，請來的人物基本都是官方放心的御用學者，所講的也都是些無關痛癢的題目。
身為八〇年代中國大學裡的青年教師，劉曉波可謂「生正逢時」。那個時候的許多知識分子都敢說話，劉曉波又是其中最「口無遮攔」、「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以為。學生當然迷他了。八〇年代後期就讀於北京語言學院的張前進，一九八九年積極參與學生運動，「六四」後被關押在秦城監獄。他回憶說，一九八八年，劉曉波的演講在北京各高校風靡一時。他和同學多次騎半個多小時自行車，跑到北師大去聽劉曉波的講座。可見劉曉波對大學生吸引力之大。那時，大學裡每天都有若干場不同的講座，學生們便在這些講座之間比較和選擇。於是，這些講座彼此之間形成了類似於市場競爭一樣的態勢。很多學者一聽說某天晚上有劉曉波的講座，便會主動提出將自己講座的時間更改，以避免「撞車」，因為「曉波一出，誰與爭鋒」？
很多當年的大學生都還記得，劉曉波號召年輕人「赤裸裸地擁抱生命」，揭露知識分子的虛偽和怯懦，讓人耳目一新。跟其他學者恥於談錢不同，劉曉波從來不諱言報酬，受邀去演講之前必定先講好價錢。他說：「我為什麼要演講，一是自我感覺好，二是為了掙錢。不給夠一小時多少錢，我就不去。」他作講座，一小時講課費是四十塊，比當時所有老教授都高幾倍。
據說，有一次，劉曉波到了演講現場，接待他的學生幹部突然說，原先講好的報酬無法兌現，學校削減了活動經費。他勃然大怒，不顧現場已經坐滿翹首以盼的學生，轉身就要離開。幾名學生幹部見勢不妙，只好先掏出各自身上的錢，湊在一起支付給他。他毫不客氣地收起錢，教訓他們說：「你們知道什麼是契約精神嗎？不遵守契約就要付出代價！」
劉曉波不認同「君子固窮」的傳統觀念，與那些嘴裡恥於談錢卻心裡愛錢的知識分子相比，他對金錢有一種健康的心態。有一次，他在演講中說，如果看到地下有一張五塊錢的鈔票，工人是一下子就撿起來；知識分子是先把它踩在腳下，然後四周打探一下，看沒有人，這才偷偷地撿起來，裝進口袋裡。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劉曉波在清華大學發表了一場鼓吹個人主義的演講，讓一向刻板溫順的清華學生如醉如癡。他說：「當代大學生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脫胎換骨，改變從中小學就給你灌輸的僵化的思想。我現在出名了，這沒有任何外在的力量，全靠我自己。我覺得一個人不用那麼多的責任感、使命感，只要忠實你自己，完成你自己，對自己的信仰就像教徒對上帝似的狂熱，沒有過多的道義可講。」台下掌聲如雷。
那時，老式的錄音帶在全國高校很流行，人們用這種錄音帶學英語、聽音樂。有人用錄音機將劉曉波的演講錄到錄音帶中，帶回去給其他同學聽。大家也沒有保護知識產權的觀念。很多外地大學生不能親身到北京來聽劉曉波的演講，便藉由聽這種翻錄的錄音帶「解饞」。雖然錄音帶中沒有現場的互動感，但劉曉波那汪洋奔放的言辭，仍然讓人茅塞頓開。劉曉波演講的錄音帶，成了在北京念書的大學生送給外地朋友最好的禮物。在「前網路時代」，這是知識和思想傳播的重要方式之一。
不僅大學，像新興的民營企業四通公司，也邀請劉曉波前去講課。不過，當時四通總裁萬潤南對劉曉波的演講評價並不高，也許因為劉曉波文學家的浪漫思維與萬潤南企業家的務實性格相差太大吧。萬潤南回憶說：「四通有幾位曉波的朋友，他們建議請他到四通來講課，我同意了。曉波講課的時候，我去旁聽了。……說實話，當時我很失望。曉波口才並不好，而且口吃。一說到激動處，口吃得就更厲害。我知道，一般口吃的人都極聰明。他們大腦的速度極快，但嘴的速度跟不上，於是便期期艾艾起來。」
文化界的活躍氣氛，一直持續到一九八九年春天。隨著那個春天的到來，愈來愈多人感覺到，山雨欲來風滿樓，有可能要出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