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橫空出世的黑馬
返回目錄頁從八〇年代中期開始，劉曉波便已經在學術界嶄露頭角。在讀碩士期間，他已經陸續有文章見諸報刊。一九八四年四月，他在《國際關係學院學報》上發表處女作〈論藝術直覺〉。不久，又在《社會科學戰線》上發表〈論莊子〉。
劉曉波走上文壇，受到全國文化界的關注，與八〇年代兩份短命的文學雜誌有關。一是《百家》，二是《中國》。尤其是後者，堪稱劉曉波的「伯樂」。
《中國》是老作家丁玲晚年的「最後一搏」。丁玲是受「五四」影響的作家，三〇年代即以表現激進女權主義的《莎菲女士的日記》蜚聲文壇。後來到延安，一度因揭露延安陰暗面遭到批判，但因與毛澤東有老鄉關係而受到毛的保護。一九五二年，以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獲得史達林文藝獎金，這是當時中國作家的最高榮譽。一九五五年，丁玲被錯劃為「丁陳反黨集團」，被下放北大荒勞動十二年，「文革」中又被監禁五年。一九八四年，丁玲獲得徹底平反，那時她已八十歲。她放棄寫長篇小說和回憶錄，將全部時間和精力用於創辦大型文學刊物《中國》。
《中國》的編務主要由老詩人、文學史家牛漢負責。牛漢受「胡風反革命」案件的牽連，失去自由長達二十五年。平反後，除了承擔《中國》的編務之外，還擔任《新文學史料》的主編。牛漢是提攜和關心劉曉波的文壇前輩，是劉曉波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多年以後，牛漢對《中國》雜誌有這樣的評價：「《中國》雜誌在八〇年代眾多的雜誌中，也算一份有個性的雜誌。它貫徹了魯迅精神、五四精神，沒有為政治服務，而是為中國真正的作家和讀者服務的一份刊物。它不做政治的『工具』和『傳聲筒』，而是極力彰顯時代民主、自由的精神。」
《中國》的兩位年輕編輯鄒進、吳濱都和劉曉波有深厚的淵源。鄒進正是劉曉波吉林大學中文系的同學，曾與劉曉波一起辦《赤子心》詩刊。吳濱的妻子是詩人劉霞，誰也沒有想到，幾年以後是「六四」的血雨腥風、天崩地裂；九〇年代初，吳濱與劉霞離婚；再以後，劉霞與劉曉波相知相愛。
《中國》創刊之後，便一直在風口浪尖上。包括經費和編制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丁玲求見政治局委員、分管文藝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習仲勛約丁玲夫婦到家中談天，很肯定地說，「大姐主編的刊物，有什麼問題都好解決，一定還要辦下去。」習仲勛思想開明，在中共元老中十分罕見，一手挽救了這份雜誌。
一九八五年年底，丁玲生病住院，在北京協和醫院召開編輯會議，會議開了將近一天，決定辦刊方針放開一些。一九八六年，《中國》刊發了一些青年作家個性鮮明的作品。如殘雪、韓東、廖亦武、徐星等人的作品都在《中國》上露面，這幾期的刊物讓讀者眼睛為之一亮。但丁玲已意識到，「她去世後，《中國》肯定要被停刊，或者被改變領導」。
一九八六年《中國》轉而重點推出新銳青年作家的作品，劉曉波開始為《中國》寫稿。那時，他對丁玲未必有太多好感，因為丁玲在某些方面被當作文壇左派的代表，但他顯然認同丁玲當年提倡的「一本書主義」，就是一位作家至少要寫出一本傳世之作來。這個觀點，與強調個人主義的劉曉波不謀而合。
劉曉波在《中國》上發表了三篇文章：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發表理論文章〈無法回避的反思：由幾部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所想起的〉；一九八六年第五期，發表組詩〈這……〉；一九八六年第十期，發表理論文章〈與李澤厚對話：感性．個人．我的選擇〉。他在《中國》上發表的文章，數量雖不多，分量卻很重。他對《人到中年》等知識分子題材小說中「忍辱負重」的知識分子形象的反思與批判，以及對李澤厚哲學思想的質疑與否定，都在文化界引起熱烈探討。
一九八六年年底，《中國》被迫停刊。在〈終刊辭〉中，編者寫道：「我們預感到，丁玲同志嘔心瀝血獻之以生命的、國家有關部門批准、曾得到文藝界和讀者支持的《中國》，已經走上了它最後的路程。我們不甘心。……在這裡，我們借用一位被冤屈而死的詩人的詩句說：我要這樣宣告，我們無罪，然後我們凋謝。」這期雜誌是鄒進等人冒著風險，遠赴西安偷偷印出來的。
得知《中國》在作協黨組的壓力下不得不停刊的消息，劉曉波非常憤怒，他不同意《中國》的編輯們「坐以待斃」的態度，而是試圖發起全國作家簽名抗議。他給很多有交往的作家和評論家打電話和寫信，希望在反對《中國》停刊一事上得到他們的支持，但敢於簽名者寥寥無幾。雖然這個倡議最終流產，但從那時起，劉曉波就有了倡導、起草、組織公開信和宣言的思路。
《中國》雜誌停刊之後幾個月，劉曉波出版了《批判的選擇》一書，因為《中國》雜誌發表過該書的第一部分〈感性．個人．我的選擇〉，他特意在序言中致謝說：「感謝最早使這本書的第一部分與讀者見面的《中國》雜誌──儘管它現在已經凋謝，但是它在中國當代文壇畢竟放過異彩，激勵過許多人的心靈。這就夠了。」雖然劉曉波日後未能在文藝批評和美學上著力，但《中國》是他人生歷程中所登上的一級重要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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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年代中期，經過「文革」浩劫的中國呈現萬物復甦的跡象，各種文學和文化思潮此起彼伏。哲學熱、美學熱、主體性討論、批判國民性、以《今天》為代表的朦朧詩、白洋淀派、《黃土地》和《紅高粱》等第五代電影、西部風、尋根文學、實驗小說、星星畫展催生的現代藝術、崔健的搖滾《一無所有》……用作家阿城的話來說，「八〇年代幾乎是全民進行知識重構的時候，突然允許和海外的親戚聯繫了，有翻譯了，進來了這個理論，那個理論，這個那個知識。這也造成很多人變化非常快。」
當時的北京文化界，已形成各種各樣的「圈子」，不進入這些「圈子」，就無法體驗到北京文化界的豐富、複雜和刺激。那是一個傷痕累累之後康復和舒展的時代，那是一個嶄新的世界向封閉的中國敞開大門的時代，那是一個人們勇於用創新去挑戰守舊的時代，紛亂而又生機勃勃。
那時候，有很多沙龍、飯局和聚會，沒有多少人家中有電話，消息一般都是口耳相傳。即便騎一個小時自行車，人們也不辭辛苦。即便是沒有主題的漫談，也是一場精神盛宴。劉曉波的家是朋友們常常聚集的地方，他也常去其他朋友家聚會，用文學評論家李陀的話來形容：「那時候，你的家對所有朋友都是開放的，所有朋友的家，對你也都是開放的。」
在那個時期，劉曉波的身上就呈現出「異議分子中的異議分子」的特質。他更願意與學生和普通民眾在一起，與普通人在一起便顯得如魚得水；而在知識分子當中，反倒顯得渾身不自在。他不會與人寒暄，不會虛偽地恭維那些位高權重者。因此，在作家和學者的圈子裡，他並不特別受歡迎。劉曉波的朋友、澳洲漢學家白傑明（Geremie Barmé）指出：「劉曉波一直是一位特立獨行者，儘管在大學校園中有足夠多的追隨者，他從未被中國知識界主流所接受，甚至歡迎。」
那時，劉曉波毫不客氣地臧否人物，也包括作為「友軍」的改革派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在內。他尖銳批評金觀濤、李澤厚、方勵之、溫元凱等思想界的「四大領袖」，認為「他們每個人對青年的引導基本上是負面的」；他對當時引起軒然大波的電視片《河殤》也表達了不同意見，認為其語言是毛澤東式的語言，救世主式的語言，骨子裡蘊含了中國人的虛榮心；他對在文化界掌握著資源和人脈的王蒙、劉再復等人也發起挑戰，認為他們依附官方，名不副實。
皇帝和皇帝周圍的侍從，當然不會喜歡說出皇帝什麼都沒有穿的孩子。劉曉波也讓很多故作中庸狀的知識分子敬而遠之。當時即對中國知識界的狀況瞭若指掌的白傑明指出：「他看似唐突失禮的個人舉止，再配以嚴重的口吃、粗魯──他口中隨時會繃出粗俗的北方髒話──以及他近乎無情的真誠，更不用說他的異端邪說，很快將他從北京評論家以及為他們所鍾意的作家小圈子中孤立出來。」劉曉波自認為是絕對的個人主義者，自己的成功靠的是個人的努力，而不是前輩的提拔，以及營造一個關係網絡，所以他在評論前輩的時候根本不留餘地──既不給別人留餘地，也不給自己留餘地。
在廖亦武的回憶中，劉曉波給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好鬥」。有一次，在吳濱和劉霞家中（劉霞那時是熱情的沙龍女主人），劉曉波與小說家徐星通宵達旦地爭論。徐星的小說《無主題變奏》剛剛發表，其新穎的寫法引起了討論的熱潮。徐希望劉曉波寫篇評論。劉曉波卻毫不客氣地對其說：「我為什麼要給你寫評論？我寫評論不能因為哥兒們義氣。」徐解釋說，這部作品極為重要。劉曉波反駁說：「不就是《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的中國版嗎？抄襲人家早就寫過的東西，有什麼了不起的？我怎麼會給這樣的二手的東西寫評論？」徐本來在劉面前盡力說好話，這下子面子上掛不住了，不禁反脣相譏。於是，兩人提高聲調吵起來。吵到後來，要打架，劉曉波說：「動嘴有什麼用，我們來幹一場！」兩人脫了衣服，到外邊走廊裡預備開練，最後被眾人拉開。
當時，廖亦武就發現劉曉波很直率，但覺得劉曉波太霸道，得理不饒人。廖是四川口音，普通話說得不好，有幾句劉曉波聽不懂，便不客氣地批評他不會說普通話。劉曉波的長春話最接近普通話，他哪裡知道別人說普通話的難處呢？那時的劉曉波是絕對的個人主義者，不會顧及別人的感受。
八〇年代是中國知識界的「表現期」。最明顯的性格是真誠，辯論的腔調雖然還是文革腔，理論資源有限，學術功力和見解不深刻，眼界沒有完全打開，思考未免膚淺，卻有強烈的現實關注。張愛玲說，出名要趁早。劉曉波認為，自己已經被「文革」浪費了多年的光陰，入大學遲了好幾年，如今還是個「老博士」，為什麼不讓自己儘快成名呢？野心勃勃的他有著強烈的表現欲望，也知道如何製造話題，吸引人們眼光。隨著一篇篇重量級文章的發表，一九八六年的文學理論界，可謂風生水起的「劉曉波年」。
當然，劉曉波的成名不僅僅因為他嫺熟地掌握了「炒作」技巧，如果他的思想沒有原創力和穿透性，就不可能對別人產生那麼大的吸引力。劉曉波思想的影響力源於其思想的徹底性。有人以為，劉曉波不過是靠攻擊名人出名，但長期關注中國當代思想史的學者徐友漁認為：「劉曉波並不僅僅是靠『語不驚人死不休』爆得大名，他的特點不僅是語出驚人，更重要的是思想徹底。」為什麼劉曉波對青年人的衝擊力超過了學術地位比他高、資格比他老的「四大導師」呢？因為，那幾個思想領袖或精神導師，雖然在啟迪年輕學子、突破主流意識形態的禁錮方面功不可沒，但認真說來，他們本身還拖著一條長長的舊意識形態的尾巴，他們被人們廣泛接受，既反映了當時破舊立新的前進需要，也反映了當時的局限，是新舊交替的過渡環節。而劉曉波的冒頭是因為他比其他人徹底，而他受到歡迎則說明了人們思想提升還有很大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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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九月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新時期十年文學討論會」。與會者多為文學評論界的權威，最年輕的是剛剛開始念博士、「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劉曉波。既然是對過去十年的「總結」，大部分的發言者都是正面評價過去十年的「成果」，觀點四平八穩，波瀾不驚。這是這一類半官方學術會議的常態。
那時的會議，發言的先後順序都是論資排輩的。就在掌握文壇的話語權和資源的前輩們不痛不癢地說著客套話、讓與會諸人昏昏欲睡的時候，坐在角落裡的那個頭髮亂蓬蓬，襯衣的袖子也挽起來的年輕人，嘴脣激動地顫動著，似乎在喃喃自語。還沒有輪到他發言，他卻在幾名權威互相虛情假意地推讓的間隙裡，一把搶過麥克風。許多人都還不認識這個不守規矩的年輕人，大家都驚詫地看著他，幾位白髮的前輩皺起了眉頭。在這個場合，「禮貌」向來是必須的，這個人為何如此沒有禮貌？是誰把他請來的？
就在旁邊的人心裡都在犯嘀咕的時候，劉曉波開始了滔滔不絕的發言。他的發言題為「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表面上看是一篇沒有講稿的即興發言，其實他精心準備了許久，他對發言的內容早已倒背如流。他早就想好要在這個場合一鳴驚人了。這個初出茅廬的小夥子，說話有點結巴，卻充滿中國人身上少見的激情和自信。他沒有一句模稜兩可、四平八穩的話，每一句話都像他人心中想過卻不敢說出來的投槍和匕首。
劉曉波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文學和西方現代派文學為參照，以其驚世駭俗的語言，大膽否定了「文革」結束以後「新時期文學」的成就，並認為中國當代文學是「一無所有」。第一次聽到如此直截了當的觀點，有人點頭稱是，有人皺起了眉頭。這本來是一個「慶功會」，卻被這個年輕人搗鼓成了「反思會」。那些掌握文宣大權的頭頭腦腦們，自然對這個打破「潛規則」的年輕人氣惱不已，可是眾目睽睽之下，又不便公開剝奪他發言的權利，只能耐心聽他說完。
在發言中，劉曉波的主要觀點有──「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民族惰性比一般大眾更深更厚」；「中國作家仍然缺乏個性意識。這種無個性的深層就是生命力的枯萎、生命力的理性化、教條化，中國文化的發展一直是以理性束縛感性生命，以道德規範框架個性意識的自由發展」；「不打破傳統，不像五四時期那樣徹底否定傳統的古典文化，不擺脫理性化教條化的束縛，便擺脫不了危機」。這些觀點本身並沒有多深刻和獨到，也可能許多人都已經想過，但沒有人敢於說出來。
在那次會議上，所有的聚焦點都集中在劉曉波身上。那麼多聲望卓著的文壇前輩頓時黯然無光，原來會議設定的主題也驟然「脫軌」。劉曉波發言完畢，會場下面掌聲如雷。這也正是劉曉波期望得到的效果。他的嘴角悄然露出會心的微笑。
劉曉波的發言語驚四座，在場者自然不必說，連不在場的人聽到轉述，也深受震動。有與會者模仿劉曉波帶東北口音、略有結巴的發言：「中國當代文……學就，就是古，古典文學的拙，拙劣模……仿。」那次會議的發言之後，劉曉波被稱為「文壇黑馬」。在那個很有些狂飆突進意味和鼓勵「深刻的片面」的年代，劉曉波批判的激情和他的直言不諱給人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當時有評論肯定其「觀點的執著和焦慮的真誠」。
如果這個發言只是被少數與會者聽到，就不可能引發連鎖反應。湊巧的是，劉曉波的大學同班同學、《深圳青年報》記者徐敬亞正好在場。八〇年代中期的《深圳青年報》，在梁湘、袁庚等改革家的支持下，是全國最敢言的地方媒體之一。徐敬亞並不是出於幫襯同學的想法，而是敏銳地發現這篇發言蘊含著豐富的價值，遂將發言稿整理出來，發表在十月三日《深圳青年報》的顯著位置。
〈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一發表，立即引起始料不及的轟動效應：那份印有此標題的報紙，在報攤上炙手可熱，從每份四分錢漲到一角最後又漲到二角。購買的人大都是青年知識分子和大學生。買主們從那顯得有點「聳人聽聞」的題目中似乎覺察到某種異乎尋常的東西。首都幾萬名「天之驕子」的心瞬間被這把火點燃。緊接著，各報刊紛紛轉載，在全國以及海外華人地區引起強烈反響。
劉曉波的成名既來自於其天賦、才華及勤奮，也依託於當時人心求變的時代大氛圍與官方相對寬鬆的文化管制。「六四」之後，中國再也沒有出現像劉曉波這樣的「黑馬」，不是此後所有人都缺乏劉曉波的才華與學養，而是嚴酷的外部環境再也不允許這樣的「黑馬」橫空出世。
劉曉波直言不諱地質問文壇上的名流們說：「你們為何容忍皇帝的新衣？」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顛覆性批判，打破了文壇自娛自樂的現狀。任何一個在文壇「利益均沾」的作家和批評家，都不敢親手掀掉這桌「流水席」。兩年後，他在香港接受採訪時，再次論述說：「對大陸文學我想說的只是：沒有好的東西。不是不讓寫，而是寫不出來。……我評價一個作品有兩個參照系，一是國內的，一是世界的，往往國內一流的作品拿出去也不能跟別人比。」他因此得罪了不少文壇前輩和名流，飽受攻擊和詬病，卻從未後悔。他個人名聲的獲得和學術的發展，並不依靠一個私相授受的關係網絡。
這篇文章批評的對象是「新時期文學」，但又不僅僅是狹義的純文學領域。從一成名起，劉曉波就不是一名「就文學論文學」的純粹文學評論家。他攻讀方向的美學，是一門極富中國特色和八〇年代特色的學科，本身就橫跨文史哲多個門類而具有綜合性。即便在美學研究者當中，劉曉波的視野也相當廣闊，既有藝術家的敏銳，更有思想家的深邃。他在這篇飽受爭議的文章中指出：「我覺得新時期文學絲毫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東西，相反地卻暗伏著重重危機。」
劉曉波受到大家的關注和歡迎，不僅僅因為他是一名文學評論家。他對當代文學的批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真正要批評的是造成文化枯竭的專制制度。這一點才是他風靡大學校園和知識界的根本原因。在長期的高壓之後，人們需要一個歐威爾（George Orwell）所說的「出氣口」，劉曉波恰好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所以，從一開始起，他就不是那種「為學術而學術」的老學究。他後來沒有往學問家的方向發展，而成為人權和自由的戰士，從那時起就已經初顯端倪。
劉曉波的出現，給中國知識界帶來一股新鮮的空氣，甚至有人提出了「劉曉波現象」的說法。一九八八年，創刊不久的文學評論雙月刊《百家》的第二期，發表了劉曉波的一篇題為〈論孤獨〉的文章和其他幾位青年學者討論「劉曉波現象」的論文。這兩篇文章都被放在具有挑釁性的標題「第一百零一家」專欄下，意為其觀點甚至超出共產黨的文化政策所允許的「百家爭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