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愛上大眼睛的女孩
返回目錄頁中學時代，儘管學業幾度被終止，劉曉波卻熱愛讀書，手不釋卷。
不過，在老師眼中，劉曉波並不是一個「乖孩子」。他天分高，悟性強，老師還沒有講到的地方，他早就懂了。他常常在課堂上調皮搗蛋，老師講錯的地方，他大聲糾正，結果被老師罰站在教室最後一排。他也不把考試當成一件大事，考前不像其他同學那樣作精心的準備，所以成績平平。
然而，當這個頑皮的少年陷入一場牽腸掛肚的初戀的時候，一切都改變了──有一天放學，剛剛走出校門，他看到前面有兩個女生邊走邊談，不知談到什麼，突然爆發出一陣笑聲。其中一個笑得最開朗，挑起了他強烈的好奇心。
這個面容姣好、笑聲朗朗的女生，名叫陶力，是另一個班上學習最好的學生。劉曉波卻是個有名的調皮蛋，他想：「如果要追這個女孩，我首先得成為一個優秀學生。」他發揚起勤奮好學的精神，功課突飛猛進。然後，他找了一個機會向這位女生借書看──這是最老套的、卻屢試不爽的追女孩的方式。
這個方法居然奏效。被同學們稱為「大眼睛」的陶力，也是東北師大的教師子弟，父母是著名學者陶德臻教授和浦漫汀教授。陶力是一個身體文弱、頗具藝術氣質的女孩，那天被劉曉波捕捉到的笑容，其實在她身上並不多見。通常情況下，她獨來獨往，很少參與別人的活動，也很少關注周圍發生的事情，她的繪畫和美術字簡直就是神來之筆，但她很少讓別人看到自己的才華。她有些像《紅樓夢》中的林黛玉。這種神祕而孤獨的氣質，深深地吸引了劉曉波。
雖然同是教授家庭，但陶家的氛圍與劉家迥然不同。劉家有五個生龍活虎的男孩，父親常常動用武力來管制，家庭氛圍粗獷而凌厲；陶家則是兩個如花似玉的女孩和一個秀氣的男孩，家中有一種中國家庭少有的寧靜、溫柔與甜蜜的氣氛。對這一家人頗有貴族氣質的生活，陶力少年時代的一位閨中密友描述說：「陶媽媽非常熱情，這位著名的兒童文學研究家在給我們做飯時非常勤快，慈祥得就如同我的母親一樣。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知道了『大眼睛』身體不好，有心臟病。她是一個內涵深厚的女子，身體很瘦弱，但是眼睛裡的神采非常迷人，她很安靜。『大眼睛』的爸爸做學問，總是讀寫，很少有時間和我們交談，但是他從來不阻攔我們在他工作時讀他的書，所以我們就經常坐在他狹窄的書房裡，靜靜享受無盡的書香。『大眼睛』的弟弟非常漂亮，因為從小跟著父母飽受政治磨難，所以身體也不是很好，但是非常優秀。」
劉曉波對陶力發起鍥而不捨的攻勢。漸漸的，這兩個少男少女之間心有靈犀一點通。陶力在這個少年身上發現了一種難馴的野性，內心默默發願：要去收服這匹野馬。
那段時間，劉曉波很喜歡去陶家玩，跟自己家相比，陶家溫馨而優雅。陶力的父母也很喜歡這個愛讀書、愛說話的小夥子，他們相視而笑：這個孩子日後必成大器。
「文革」終於落幕，中央宣布恢復高考。劉曉波和陶力都決定參加高考，在那個時代，只有考上大學才能改變命運。那幾年，陶力所受的教育比劉曉波要完整，功課複習起來亦輕車熟路。而劉曉波兩度當知青，中學加起來斷斷續續只上了兩年多時間，很多功課都要從頭開始。有時候，劉曉波下班便趕到陶力家，兩人一起複習功課，陶力反倒給他頗多幫助和指點。
年輕人常常像鳥兒一樣，期望自己飛得離家越遠越好。但是，劉曉波不願填報父親任教的東北師大中文系，而選報了吉林大學中文系，最終如願以償。陶力則進入東北師大中文系就讀。兩所大學距離不遠，兩人常常約會，一起去看電影、跳舞，那是他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無憂無慮的時光。
一九七九年，陶力的父母調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陶力繼續在東北師大念書。此時，劉曉波與陶力進入熱戀。
一九八二年，二十七歲的劉曉波在吉大畢業，很快與陶力共結連理。兩人郎才女貌，由初戀而能成為夫妻，是人生中最大的幸福。不過，那時的劉曉波並未仔細思考過「如何做一個合格的丈夫」這個問題，他的志向很高，他的心很野，敏感細膩的陶力根本無法將他「拴」在二人世界之中。
陶力畢業後，分配到北京師範大學工作。兩人結婚不久，就要被迫分居兩地。怎麼辦呢？劉曉波決定報考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研究所。一是因為岳父母和妻子在那裡工作，一家人可以團聚在一起；二是因為北師大中文系學術卓越，自己在學業上能更上一層樓。[1]
到北京，是「文藝青年」夢寐以求的人生目標。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體制，造成了一種特殊的「政治地理學」：帝國的首都集中全國最好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資源。法國首都巴黎就是如此，在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等法國作家筆下，每個懷著文藝夢想和成名欲望的外省青年，都要到巴黎拼搏奮鬥，以取得全國性的知名度和影響力。與之相似，在中國，每個懷著文藝夢想和成名欲望的外省青年人，都把北京當作「聖地」──即便當「北漂」，[2]忍受北京惡劣的氣候和高昂的物價，亦在所不惜。
對於北京得天獨厚的文化優勢，劉曉波很早就深有體會。他上了大學才有機會讀到民間刊物《今天》和一些新銳的政論文章，那種激動讓他「至今仍然記憶猶新」。而參與編輯民間刊物《今天》的那批人，年齡並不比劉曉波大多少，他們在「文革」中期就開始獨立思考和寫作了，比劉曉波整整早了五到十年的時間。這種差異跟個人的天賦無關，而是「環境決定論」的產物：「《今天》之所以成為《今天》，不是由於這批人多敏感多深刻多有才華，與外省的青年人相比，他們『近水樓台』地接觸到一大批外省人難以接觸到的內部發行的『黃皮書』、『灰皮書』。」
所謂「皮書」，是一種特殊出版物，從六〇年代初到「文革」結束，大約出版兩千多本，「黃皮書」以文學類為主，「灰皮書」以社科類為主。「皮書」形成的「地下讀書活動」，是八〇年代思想解放運動在民間的序幕，是催生日後許多理想主義文化菁英的搖籃。歷史學者印紅標指出，這些「皮書」（特別是「灰皮書」）的流傳相當有限，「除了北京和上海某些青年人的小圈子外，其他人是非常難得有機會接觸的，很多思想型的青年未曾讀過，甚至未曾聽說過」。
所以，劉曉波暗暗發誓：一定要到北京！一定要考上北師大的研究所！既是為了與妻子團聚，也是為了有朝一日名動天下。報考北師大中文系的難度，僅次於北大中文系。但劉曉波有十足的信心。後來，他果然以優異的成績被北師大中文系錄取。
一九八二年夏天，劉曉波攜帶著簡單的行李，坐上了從長春到北京的火車。人還沒有到北京，心早已到了北京。陶力早已在火車站等候丈夫，特意換了一套碎花連衣裙。劉曉波一出站口，便看到了「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恰似水蓮花不勝涼的嬌羞」的妻子。小別勝新婚，這對年輕夫妻在眾目睽睽之下便緊緊擁抱在一起。陶力早已對師大的一切非常熟悉，她帶著劉曉波辦理好入學手續。然後，等待他的是岳父家中豐盛的接風家宴。比起他那些隻身赴京的同學來，他的幸福簡直比蜜糖還甜。
八〇年代的北京師範大學，群星燦爛，人才濟濟。諸多歷經滄桑之後還健在的老教授重新站在講台上。能親身得到黃藥眠、鍾敬文、陸宗達、啟功、郭預衡、楊敏如、聶石樵、鄧魁英等從民國走過來的老一輩學者的教誨，是八〇年代就讀於北師大中文系的學生們難得的一段經歷。而比劉曉波年長一代的童慶炳、王富仁等中年學者，也已嶄露頭角。在這個更高的學術平台上，劉曉波的才華得到了更好的展現。
那幾年，劉曉波一邊讀書，一邊享受甜美的愛情。一九八三年，劉曉波和陶力的兒子劉陶誕生了。那時的劉曉波一門心思都放在學術和出名上，早出晚歸，算不上一個顧家的丈夫和父親。或者說，他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接受孩子的降臨。妻子坐月子期間，多是岳父母前來幫忙。
碩士畢業後，劉曉波如願以償地留校任教並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當時，北師大的青年教師宿舍集中在幾棟筒子樓裡，[3]已經成家的人，每家一個局促的單間，單身漢則兩個人分享一個房間。沒有單獨的廚房和廁所，生活相當不便。不過，劉曉波和陶力很滿足，這畢竟是第一個屬於自己的家。
陶家姊妹美麗而有才華。八〇年代中期，陶力的妹妹陶寧在當時著名民營企業四通集團工作，是總裁萬潤南的英文祕書。萬潤南稱讚說：「當時，正是陶氏姐妹青春靚麗的年華。陶寧原來是北大的英語老師，長得白淨清秀；陶力則黝黑俏麗。一朵白牡丹，一朵黑牡丹，一對賞心悅目的姊妹花。」
劉曉波和陶力過著清貧而幸福的生活，八〇年代，年輕知識分子的待遇很低，以致於社會上流傳著「造核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這種說法。人文研究方面的知識分子更是如此。陶力性情安靜，鍾情於書齋裡的學術研究，希望丈夫也能安靜下來在專業上作出成就來。然而，八〇年代的文化思潮此起彼伏，各領風騷三五月，人人都在爭奪影響青年學生的話語權。劉曉波哪能安靜下來呢？
陶力寫過一些文學評論文章，但沒有撰文表達過個人的政治觀點。她以一種莊子式的逍遙，表達對這個世界的隔離與拒絕。她曾在一封信中寫道：「曉波，表面上看，你是這個社會出名的逆子；但在實際上，你與這個社會有一種深層的認同，這個社會能夠以一種反對你的態度容納你、寬恕你、原諒你，甚至慫恿你，你是這個社會的一種反面的點綴和裝飾。而我呢？一個默默無聞的人，我不屑於向這個社會要求什麼，甚至連罵的方式也不想，我與這個社會的一切才是格格不入，連你都無法理解我的冷漠，你都不能容納我。」在這個意義上，她的反叛甚至超過劉曉波。劉曉波說，這段話他當時毫無感覺，後來回想起來才覺得一針見血。
[1]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創建於一九〇二年，「五四」時代即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策源地。魯迅、錢玄同、劉半農、黎錦熙、沈從文、沈兼士、顧隨、余嘉錫等大師都曾經在此任教。八〇年代亦是北師大中文系的黃金時代。
[2] 編注：「北漂」為現代漢語的新詞彙，意指漂流在北京的外地知識青年，也稱「北漂一族」。
[3] 編注：筒子樓是中國在一九五〇至九〇年代一種常見的住房形式。一般多為三到六層的建築，無電梯。每層樓多半有公用的廁所、廚房和浴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