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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1 刘仲敬访谈第200集

 访谈主持人：剿匪学院

 发布时间：2022 年 7 月 11 日

 整理者：刘仲敬文稿整理小组——https://t.me/lzj_script

[00:28:01] 在远东海岸跟在欧洲不一样，就像是波斯的大王曾经说过的那样。后来伏尔泰在他的著作《路易十四时代》（The Age of Louis XIV, Voltaire）中曾经提到过，波斯的阿巴斯大帝碰上一个法国人，法国人骄傲地告诉他，路易十四差一点儿就把荷兰全部征服了。波斯人惊讶地说，怎么可能呢？就我们波斯见到的情况来说的话，到我们海岸的荷兰船始终是法国船的十倍以上。在欧洲，法国其实已经比荷兰强大了，但是在中东，波斯人还是只认荷兰。就是，英国在欧洲只是列强之一，但是在远东海岸基本上是独占鳌头。例如在暹罗海岸，英国跟法国的船只比例的话，差不多就像伏尔泰所描绘的那样是十比一，在日本和清国可能比例没有那么悬殊，但基本上也是这样。

[00:28:52] 所以幕府实际上是有意识地从欧洲的几个军事大国都要引进一些，避免像在中东经常发生的那样，引进了某个国家的军事技术，本国就要变成那个强国的附庸国。因为幕府是代表全国性的政权，所以它采取的引用政策，并不像是后来对幕府不太公正的萨长史观描绘的那样，是缺乏重点的四面八方都乱抓。从幕府自身的角度来讲，它是要极力维持各个集团、包括自己内部已经发展得极其复杂的幕府内部各个派系的集团平衡，对欧洲的外交和交涉，同样也要在列强之间维持平衡。从短期看来这样做流弊很多，从长期看来这实际上等于说是维护国家主权、消除一切可能隐患的必要与防范措施。而且它搞的规模也是最大的，基础也是最好的。至于西南各藩往往只认一个来源，其实那是它们自身财政力量比较少，所以不可能顾得太多的缘故。

[00:30:02] 这时，由于萨长史观的影响，大家容易过于强调，把明治时期的传奇人物的个人作用描绘得极其突出，因为大家都喜欢戏剧性的故事；把他们赖以起家、可以依附的传统力量（这才是他们能够成功的真正因素）故意、或者是蓄意、或者是不蓄意地降低评价，或者是不予重视。像高杉晋作啦、四境战争那些传奇故事是很适合于做大河剧的主题，大多数人都是根据这些通俗文艺作品来形成自己的历史观念的。但是他之所以能这么做，例如土佐藩或者萨摩藩的做法之所以不一样，其实都跟本藩在江户时代，甚至在战国时遗留的传统体制有关。

[00:30:54] 四境战争的存在本身其实只是一个历史的插曲，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长州藩内部，富裕的农民和强大的村社、以及有野心的商人和中产阶级，跟本藩的中下层武士水乳交融、边界模糊、经常合作，已经形成了长期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引进欧洲民族国家建制的这个新的时代，可以不加大的修改，非常容易地把日本大多数地方还是主流的士族垄断兵权，大多数国民、农民商人全都不当兵的体制转化为欧洲正在普遍推行、在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中证明即将变成历史主流的全民普遍兵役制。全民普遍兵役制是大众民主终极的胜利——因为兵权是最终的政权——和贵族主义的最后没落，它对贵族、士族是极端不利的。但是在萨长联盟反对幕府的时期，这一点还表现得不太突出。

[00:32:05] 对于长州来说，这样的过渡是很自然的，因为长州的特点是中下级武士太多太多，平时就很难养活自己，他们参加商业活动、本藩对他们的债务实行国家担保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他们并不像是传奇式的萨摩武士那样武艺专精，但是等到老病侵袭的时候，除了藩主发给他的退休金以外，基本上没有任何收入；也不像是繁荣昌盛、人口众多、财力比长州要多得多的的江户商人，虽然钱很多，但是他们跟幕府的官员和关东各藩之间基本上是相互隔离的不同社会。

[00:32:52] 而在长州，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员和中下级武士之间的边界极其模糊，经常会有一个人同时兼任这几种身份。别的不说，著名的桂小五郎就是这种人。他到底算是武士呢，还是算是知识分子，还是属于官僚？好像他全都是。这样的现象在萨摩就不大可能出现，西乡隆盛自己就不是中产阶级子弟，他手下的、他自己的私塾和后来他参加士族叛乱（注：士族反乱，しぞくはんらん，1877）的基本盘，都是骄傲的萨摩武士。正是由于这个底子，所以像奇兵队这种人，这种人按照欧洲标准来说的话就等于是军权开放产生出来的一种拿破仑现象。对于萨摩和关东来说的话，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带有革命性的，但是对于长州本藩来讲的话，至少在天保改革以后，这只是原有制度的稍微修正。所以即使在明治维新以后，在推行普遍兵役制的过程当中，长州的陆军是出了名的，产生出了长州陆军藩阀。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在这方面最有经验。

[00:34:12] 普遍兵役制并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推行的，并不是封建制度的贵族和大佬们纯粹出于自私的利益而不搞，就是在封建制度之下，士民分立、各人搞各人专业的情况之下，大多数农民和商人、中产阶级本身是不大适合于军事生活的。你不能说是一道命令下来以后，国家法令到了以后，大家都去服兵役，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就能够改过来。相反，长州的特点就是：本来中下级武士跟中产阶级商人和富裕农民就是水乳交融的，他们参加政治和军事活动机会也比其他藩多。他们即使在法律地位上跟其他各藩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他们的经验要丰富得多，结果导致明治维新以后的陆军系统主要被长州藩控制了。主要就是因为长州藩在明治维新以前的体制，就已经非常接近于欧洲的普遍兵役制，所以他们建立大陆军是处在最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状态。

[00:35:19] 而土佐藩的特点是什么呢？土佐藩执行的是民兵体制。在日本各藩当中，它执行的体制其实是最接近于瑞士和美国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土佐变成反对长州藩阀的自由民权运动的主力。像板垣退助（1837-1919）这些人为什么会从那里产生？民兵制度的产生也跟土佐藩的财政体制有密切关系，不过这个跟长州藩阀和佐藤家族没有关系，就先跳过不说。而萨摩藩跟海军的关系，因为萨摩藩自身是日本西部诸藩当中贵族主义特征最强的，所以特别适合像海军这样的精英主义。即使在普遍兵役制时代，欧洲列强在陆军方面实行普遍兵役制，但是海军方面仍然不得不实行精英主义，这是海军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所以贵族主义色彩最强的萨摩藩在陆军方面斗不过长州，却在海军方面独占鳌头，这些都是有历史的前因的。

[00:36:24] 在这个过程当中，佐藤家族扮演的是一个大体上来讲支持桂小五郎的角色。尽管他们都是松阴的学生，但是在明治维新这个时代剧烈变化的过程当中，很快就产生了明治绝对主义国家跟士族制度的矛盾。大家比较清楚的就是西乡隆盛的西南战争（1877），但其实类似的情况在所有地方都有爆发。对于长州藩来说的话，相当于一个微缩版西南战争的事件，就是当时正在担任岛根县知事的佐藤家族曾经负责处理过的小规模的士族叛乱（注：Hagi Rebellion，萩の乱，1876）。这个士族叛乱是由前原家族主持的，前原家族其实跟佐藤家族的出身是基本相似的，他们都是江户时代长州藩的世袭藩士，世世代代在长州是同殿为臣的，只不过在明治时代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00:37:22] 佐藤家族走的是事后我们称之为「主流派」的路线。什么是主流派路线？迁都东京，在东京建立绝对主义国家的体制；建立东京帝国大学，为帝国将来的官僚培养精英人才；废藩置县、收编原有的士族，把他们的俸禄都由国债体系统一支付。这个体制，其实就是长州藩在天保改革时期的体制的放大。大家一般都知道这是明治维新的政策，但其实这个政策是有蓝本的。明治维新的政策有很多，都是现成地从各藩原有的政策中间粘贴来的。像陆军普遍兵役制的政策和处理旧士族的政策，其实就是长州原有政策在全国范围的扩大。这个政策在萨摩引起了激烈反应，因为萨摩是贵族主义的大本营。

[00:38:14] 长州是贵族主义相对比较微弱的地带，因为藩主向来不干政，家老又长期向中下级武士开放，所以中下级武士、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合体，在桂小五郎这批人身上表现得非常清楚。桂小五郎的特点是什么？他虽然是武士，但是照他自己的理解，武，「止戈为武」，武就是止戈这两个字的合成。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更愿意当一个调解人，而不愿意用滥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是他后来政治上起家的根本原因。这个特点我相信跟他中产阶级、医生这一类人的出身是很有关系的。他不像西乡隆盛那样，是真正的武士家庭。像他这样在萨摩可能就不能成为武士了，或者是在会津也是不能成为武士的，但是在长州他变成了武士，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长洲中产阶级跟武士是水乳交融的。也就是这样的人，缔造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是促使日本近代化的主要推手，但是它牺牲了过去各藩的旧贵族的利益，尤其是牺牲了以胜利者自居、觉得自己在新政府当中应该发挥主导作用的强大的西南诸藩的势力。

[00:39:34] 大家不大注意长州藩的叛乱，是因为长州藩本来就是——按照欧洲的政治术语来说的话——民主化的急先锋；而萨摩藩是贵族化的，是贵族主义的大本营。萨摩和长州本来是有仇的，也仅仅是因为明治维新的需要，在拥护天皇的大义名分之下才勉强联合起来对幕府开战。本来桂小五郎跟西乡隆盛谈判搞萨长联盟的时候，大家争得最厉害的问题就是一个礼仪问题，应该由谁来首先提出的问题。如果不能让西乡隆盛首先提出的话，长州武士会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桂小五郎就表示说是，宁愿让本藩灭亡，也不能让本藩的武士失去这个面子。最后西乡隆盛顾全大局，自己首先提出了，否则协议真的有可能破裂。据说——但是这个也不知道是文学创作还是真正的历史，因为它确实太富有文学创造力了，据说当时长州武士的鞋底都刺着「萨贼」这两个字，就是说是恨不得把他们长期以来的敌人萨摩藩踩在地下的意思。如果不是因为幕府大敌当前和天皇的名义的话，他们是很难团结起来的。

[00:40:53] 但即使如此，坚持旧制度、坚持武装力量由士族垄断、士族应该主导国家的这些势力，还是发动一场小规模的叛乱。其实性质上来讲，跟西乡隆盛的西南战争是一样的，只不过西乡隆盛依靠他的私塾和萨摩贵族势力，可以引起全国性的震动；而长州内部的叛乱只是一个本藩内部的地方性事件，大家都不怎么注意。这次小内战就是前原家族领导的，最后他兵败身亡了，而负责镇压他的就是岸家族的祖先佐藤家族。佐藤家族的先人当时正在担任岛根县的县知事，他镇压了这次叛乱，表明他的政治立场跟桂小五郎和东京官僚政府是基本一致的。这在日本是一场废封建的战争。

[00:41:53] 废封建战争的胜利，使得东京大学出身的新官僚在日本中央政府占据了建制派的角色。而后来的岸家族也是通过东京帝国大学这条道路，进入了日本为数甚少但是左右政策能力甚大的官僚系统。也就是说照川普的说法，他们也就是明治维新以后重新组合的深层国家的一部分。

[00:42:24] 明治维新建立的贵族院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机构，它跟英国贵族院不同。它把过去的公卿和武家势力全部放进了贵族院，但是其效果是使四贤侯和本来在当时政治上还有足够势力的西部和东部各藩，无论是亲德川还是反德川的上层势力，全部送进了政治冷藏室。他们没有像是英国贵族那样，在新的时代仍然发挥最高法院的作用和顾问团的作用。这跟日本自身不在欧洲是有极大关系的。英国贵族，他的演化是连续性的，包括旧贵族，也包括都铎时代汉诺威王朝时代不断上升起来，由资产阶级和富农上升起来的新贵族，他跟英国国内社会是连成一片的。同时在国际上，他根据他中世纪以来的历史联系，跟法国、西班牙和欧洲大陆的贵族也是有联系的，因此他等于本身就是英国重要的国家资产。而日本贵族，无论是公卿系统的贵族，还是武家系统的贵族，他没有相应的国际联系。

[00:43:41] 日本的封建制度是，在相对隔绝的演化环境中间是高度接近于欧洲体系的。像长州藩进行的这一系列改革，如果你把这些改革的主持人和涉及人物的日本名字全部略掉，改换成ABCD这样的字母的话，拿出去让历史学的学生看，他们肯定会认为这段历史发生在欧洲，是欧洲在近代化过程当中发生的某一段历史；在欧洲以外就显得很刺目，甚至在日本本身，恐怕在长州以外的大多数地方都不会发生。但是有一个基本——尽管这个与欧洲类似的封建体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说为什么日本能成功，大清和莫卧尔帝国或者是奥斯曼就不能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是即使是这样，日本封建体制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弱点，就是它缺乏国际联系。它不像欧洲封建体系那样，自身在多国体系当中已经磨合了几百年时间，它是孤立的。

[00:44:42] 而对于后发弱势国家来说，比如说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老实说，在当时国际社会对日本的看法，日本比暹罗好像强不了多少，将来会不会像朝鲜一样被俄国吃掉都是很成问题的事情。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时间，财政和军事压力极度紧迫，晚二十年就可能有亡国之祸，提前二十年的话就可能在列强中间占据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得不牺牲很多封建自由遗产，依靠官僚国家的内部经营，赶紧挤进去，挤进欧洲国际体系当中，否则种族主义就要变成真理了，只有白种人的国家才能变成列强，黄种人和黑种人都注定要当附庸国和殖民地。只有日本是唯一的例外。

[00:45:34] 但这样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英国贵族，比起英国其他阶级来讲的话，哪怕到了丘吉尔的时代都始终是更加擅长经营国际体系的。而法国贵族，哪怕在经过了法国大革命，到德雷福斯时代，还认为他们的荣誉感和军事经验要比其他阶级更适合于为法兰西共和国服务。而日本贵族院在这方面发挥不了这个作用。但是日本对外交的需求比起英国法国和所有欧洲国家都要更紧急一些，因为它处在世界体系的外围，它很容易就变成暹罗了，甚至会变成那些沦为附庸国的中东国家。对于欧洲来说，外交失败只是不痛不痒的失败，对于日本来说是可能有亡国之祸的。所以这样一个主持深层国家的精英集团、不受大众民主干扰的精英团队，对日本来说重要性比起欧洲国家还要大。但是日本原有的进入贵族院的这个阶级发挥不了这个作用。

[00:46:40] 最后，日本明治宪法当中，起英国上议院作用的不是法定的贵族院，法定的贵族院变成一个没有什么太大作用的闲置机构，而是在宪法上没有明确规定的元老。元老的主要来源，像罗马元老院一样，是在明治前后以及明治以后那段时间，有过政治经验、主要是有过欧洲交涉经验的政府官员，包括去欧洲考察的那一批人。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的出身都是官僚，都是东京大学出身的精英官僚，他们在主持过一段政策以后，然后退休以后变成元老。

[00:47:22] 以东京大学为核心的日本官僚，在日本政坛中发挥的作用之大，如果放在欧洲的话，只有法国和拉丁国家才能相比，英国和德国是比不上的。这一点跟日本本身，明治以前的封建传统不怎么符合，而且也不符合大家的一般印象，一般印象是，日本是亚洲，至少是东亚封建性最强的国家。但是这有个天花板和地板的问题。明治日本在东亚仍然是封建性最强的国家，但是放到欧洲却只能跟有强烈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传统的拉丁国家相比，而不能跟轻视官僚主义、不搞中央集权的日耳曼系的英国、德国相比。换句话说，亚洲的天花板放在欧洲仍然是地板。日本如果在欧洲的话，那么大家的印象就会觉得日本是法国一样的绝对主义国家和官僚国家，而不是像现在大家感觉到的那样，日本是一个封建门阀的国家。大家现在觉得日本是个封建门阀的国家，是因为日本处在东亚，在中国、韩国、台湾这些东亚国家当中，跟这些具有强烈官僚主义和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相比，日本的封建性显得是非常突出的。但是放在欧洲，它会被认为是一个官僚集团幕后主宰的国家。

[00:48:42] 而岸家族-佐藤家族的真正起家，是在他们在明治维新时期，选择了跟着桂小五郎和官僚化国家的主流派走的缘故。如果机械性地套用现代政治词汇的话，那么官僚派其实是平民派，跟西乡隆盛的贵族派比较是对立的。换句话说，他们在当时的政坛当中，按照现代政治划分来说，应该算是中左派，而不像西乡隆盛他们才算是右派。他们奠定了对平民子弟普遍开放的日本官僚系统和军队的基础。日本军部的势力和东京大学官僚的势力，在明治时期比起贵族院和下议院都要大得多。一般来说就是，中国历史学家一般强调军国主义在明治宪法中就有基础，但是其实对于明治宪法来讲，官僚主义和军国主义是同样的现象，它们都是平民崛起的象征。

[00:49:51] 佐藤家族，大家都知道它是出过首相的，但是它也是出过将军的。对于同一个佐藤家族，哥哥当首相、弟弟当将军这样，这在当时意味着福泽谕吉（1835-1901）所切望的那种封建的日本向所有各阶级的贤达开放政权的整体形象。陆军和官僚系统，当时都是平民出身的精英子弟出人头地的机会。这正是福泽谕吉在年轻时代他得不到的机会，是他父亲认为他很希望得到却得不到的机会，也是他在为明治维新时希望为他下一代得到的机会。在当时这是一个平民化的力量，而不是保守化的力量。所以当时的佐藤家族是不能称之为保守势力的，毋宁说他们本身就是积极支持和参与开放政权，并通过开放政权同时实现了国家的目的和他们家族自身目的的时代弄潮儿之一。他们是开放政权的主流派。

[00:51:05] 然后，这个传统演化到战后。这一次，二战以后，时代变了。就像是，本来明治以前日本历史的主线是什么？是公家和武家之间斗争，以及武家关东派和关西派之间的斗争。而明治维新以后，公家和武家，无论是关东派还是关西派，全都进了上议院，失去了政治作用。新的斗争变成西乡隆盛的士族反动派和桂小五郎的官僚进步派之间的斗争，后者取得了胜利。而战后体制以后，在明治大正时期构成日本政坛主线的开明派也好、反动派也好、关东派也好、关西派也好、军阀派也好，还是官僚派也好、财阀派也好，在1955年的日本全都被打包算在保守主义这一边了，日本进入了保革对立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于——因为依靠媒体来认识世界的人是没有记忆的，今天他们会理直气壮地以为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保守神国什么什么的，其实这是后冷战时期的日本，不是冷战时期的日本，尤其不是越战以前的日本。越战以前的日本，在那个时代，尽管日本的封建传统仍然存在，但是是处在一种沉入水底的状态。

[00:52:34] 如果你只从媒体上了解当时日本的话，你得到的印象就是：激进的学生革命运动，不比中国红卫兵逊色的学生革命运动是怎样占领了国会——对了，这个跟岸信介好像有点关系，因为这跟他自己参与其中的美日安保条约是有点关系的，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日本差一点就因此而耽误了。激进的学生冲进了国会主导议事，以社会党为主的左派议员抵制国会，集体拒绝出席。（注：安保斗争，1959-1960）我们要注意这种事情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极其相似的，新加坡左派也是在同一时期集体退出了国会。然后新加坡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了，李光耀趁着他们退出国会就搞起了一党专政（Operation Coldstore, 1963）。而在马来西亚就直截了当地出现了内部安全法和准内战的局势（Internal Security Act, 1960），越南、印尼都出现了类似现象。

[00:53:25] 对于当时的美国只通过媒体了解事件的普通人来讲的话，他会觉得日本、越南、马来和印尼是差不多的，这些国家全都是依靠美国军队来维持的，自己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而国内全都有强大的左翼党派，亲美的政府被这些左翼党派到处追杀，签署一个保卫国家安全所必需的条约就像做贼一样，简直不敢公开见人。这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日本，这时候的日本给人留下一种好像亚洲人都差不多，日本随时可能像是越南和新加坡和马来一样垮下去的基本印象。

[00:54:12] 但是从后冷战世界的状态来看，这些都是泡沫。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保革体制随着柏林墙倒塌结束了，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社会党垮台、社会党保守派产生出的社民党也垮台、民主党重建。民主党重建的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上是1955年体制的解体。1955年体制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换句话说，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党派搁置他们原先的分歧。战前民政党和政友会的长期矛盾，官僚派、财阀派和军方派当长期矛盾，现在都可以搁起来了。新时代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日本会不会赤化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00:54:59] 因为日本社会党跟欧洲社会民主党不一样。欧洲社会民主党、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有了二十年执政，他们已经进入体制、变成体制一部分了；而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一样，是反体制势力。所以1955的体制讲的是「保革对立」，保守和革命对立，并不像是欧洲资产阶级党派和社会民主党轮流执政，那不是保革对立，那是中左派势力和中右派势力轮流执政。而日本社会党当不了这个可以执政的中左派势力。这就跟在90年代政坛重组、自民党下台那段短暂时间内，反对党联盟，例如细川护熙（1993-1994）、海部俊树（1989-1991）的内阁其实都是，在国会当中的议席都是社会党占绝大多数，但是社会党却很难，村山富市的政府（1994-1996）基本上站不住脚。控制了国会多数的社会党，在大多数支持议员是社会党的情况下，无法推行社会党的政策，因为社会党根本就没有能力执行政策。为什么？因为日本社会党不是欧洲社会党那样的执政党和准执政党，而是保革对立当中属于革命党一翼，跟日本共产党站在一起、而且有可能被日本共产党取代的一个政治势力。这是日本跟欧洲不一样的状态。

[00:56:20] 1955年的体制也是确立了冷战时期的深层国家，跟明治大正时期的深层国家不一样。我们要注意，佐藤-岸家族是缔造明治时期深层国家的一个功臣，他们自身的家族利益跟这个深层国家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深层国家跟明治时代以前、江户时代的深层国家是不一样的。而1955年，就是1945年到1955年这动荡的十年当中，是旧的深层国家解体，因此社会根本不像后来，出现极度不稳的情况。日本给人一种很可能像是欧洲的意大利和希腊、像亚洲的越南和马来西亚一样，陷入长期动乱的危险状态。

[00:57:02] 后来日本进入稳定状态，跟深层国家的重新缔造是有关系的。深层国家的缔造在议会政治层面和表层政治当中，体现为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也就是说反对社会主义的几个主流党派联合起来建立了可以长期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在民间体现为所谓的「产经学体制」（就是日本左派学生运动最憎恶的产经学体制），经团联在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可以建立稳定政府以后，对自民党的长期支持。

[00:57:35] 产经学体制的建立是深层国家重新稳定的征兆，但是它的遗产其实要等到田中首相以后、越南战争以后的那些首相才能够享受了。岸首相所领教的是吉田首相——缔造1955年体制的吉田和吉田政府，自身都被十年动荡期政治的余波所击倒了，岸首相在他当政的时期，也没有享受到深层国家的福泽。有长远考虑的政治家所种下的成果一般都是到继承人一代才能体现出来，自己本身是享受不到的，自己享受到的都是前代政治家留下的东西。

[00:58:14] 充满动荡的越南战争时期结束以后，这时候日本神武景气（1954-1957）二十年经济繁荣的后果，经过一代人时间，也开始普及到全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时候，这时日本政坛才基本稳定下来，保革对立体制变成了保守党，也就是自由民主党永久执政。但是社会上始终存在着高风险的革命势力。也就是说，日本的政治稳定性虽然高于新加坡，但却始终没有达到欧洲的状态，因为它不能保证如果哪一次自民党竞选失利，由社会党组阁的话，日本的地位还能不能维持。而欧洲保守派政府下台工党上台的话，是不会引起类似问题的。所以日本处在一种保守党，也就是自民党是不能下台，它冒不起下台风险的这个状态；就像新加坡李光耀政府不能下台，一旦下台后唯一替代就是共产主义那样。这种危险只有到冷战以后才能解除。

[00:59:14] 在小渊惠三的时代（1998-2000），保守党的智库提出了一个「新两党制」的计划，这个新两党制的计划实际上是要牺牲社会党。这个计划实际上是要恢复1955年体制之前的自由党和民主党对抗的局面，实现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轮流执政。自由党代表资产阶级政党中比较保守的一派，也就是说在自由民主当中认为自由高于民主的这一派，而民主党代表在资产阶级政党当中主张民主高于自由这一派，自由党和民主党应该发挥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美国的作用。美国没有欧洲那种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轮流执政的状态，共和党和民主党按照欧洲标准都是资产阶级政党，只不过共和党认为是自由高于民主，民主党认为是民主高于自由而已。

[01:00:06] 小渊时代的智库提出的政策就是这样的。这个政策的实现就体现为，A、民主党的重建，包括鸠山家族重返民主党。实际上后冷战时期的自由民主党主要继承了冷战时期的——小泉（注：小泉纯一郎，2001-2006）以后的自由民主党主要继承了吉田时期的自由党的传统，尽管它仍然叫自由民主党；而原先在1955年跟自由党和合并的民主党传统又在前原诚司的民主党当中复活了。按照这个智库设计的方案，自由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排斥社会党，在反对党的生态位当中由民主党代替社会党，这个计划至少是实现了一半的。而这样一个后冷战时期的日本，才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冷战保守主义的、被认为是保守神国的日本的来源。

[01:00:59]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当然岸家族、佐藤家族又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但是他们仍然是在相当层面上，像谨慎的桂小五郎时代一样，同时依靠大众民主的力量和官僚政治的力量。就是，安倍自身要按照大众民主的规矩到自己的选区去拜票，另一方面他享受门阀的余荫。但是他在深层国家的地位，跟他在东京大学、依靠东京大学进入官僚机构的传统是非常密切相关的。

[01:01:53] 我们都知道，岸信介自己起家是依靠他在满洲国作为技术官僚的依据，而战后日本通产省推行的经济计划和经济革命，跟满洲国的经验是非常有关系的。朴正熙政府在韩国和通产省在日本，在冷战经济学时期的开发和建设，实际上都是满州国经验的进一步运用。岸在满洲国时期，他按照当时日本的内部分化来讲的话，他不能叫做保守派。当时去满洲国的那些人，大体上按照日本国内政治的习惯来讲的话，应该属于是开明派。按照欧洲政治习惯的话，开明派应该属于中左，而不是属于偏右的保守派，但在1955年体制当中拥护资产阶级的势力全都算是保守派，他也可以被称为是保守派了。

[01:02:41] 这个政治家族和它相应的政治势力，包括在日本经济发展时期、冷战经济学时期形成的企业界和政界联合的这个势力集团，构成了后冷战时期保守主义的基础。这个保守主义基础是平衡的、中流的，它并不像是中国媒体经常强调的那样，是要改变战后体制，它基本上的路线是维持现状。安倍的上升是维持现状路线的胜利，而不是激进地改变雅尔塔体系的胜利。他实际上代表的人物是：要在二战体制、包括对日本本身极为不利雅尔塔体系的框架之内，加强日本的地位。修改宪法也是基于这个目的，并不像是对他们抱有过度期望的激进右派势力和中国、韩国所说的那样，是企图推翻二战体系的势力。

[01:03:48] 这跟他所依靠的深层国家基础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个深层国家从根本上讲，最大的支持力量是来自于冷战时期，让日本通过经济革命变成了世界经济大国的这样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对于冷战体系来说是有巨大的既得利益的，这个既得利益跟默克尔或者是舒尔茨（Olaf Scholz）所代表的那个依托冷战体系建立联邦德国的德国共识政治的主流派势力是基本一致的。所以今天德国在乌克兰表现得极度绥靖，是因为德国政坛的主流派都是在二战体制之下形成的，他们自身的利益和倾向都是这个体制决定的。而这个体制在日本的对应物其实就是安倍所依托的深层国家。

[01:04:38]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搞激进改革的人，而是非常类似于在幕府行将倒台的时期，支持公武合体论而不主张大政奉还的公武合体论者，当时的四贤侯基本上都是公武合体论者。在大多数人看来，公武合体论呢，是一个不痛不痒中间路线，可以在不损伤德川幕府原有体制的情况之下实现明治维新，但是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日本在后冷战体系或者是全球化濒临瓦解的情况下也处在这种状态。安倍所保护的那些集团，其实是跟四贤侯和公武合体论的主张者一样，是要在保存旧体制（包括旧体制下他们赖以生长的那些政治经济集团的既得利益）的情况之下，尽可能实现新体制。换句话说，他们要的就是平稳过渡。但是平稳过渡是不是有可能，这是很成问题的事情。

[01:05:37] 安倍遇刺事件之所以这样令人震惊，关键也是因为在越南战争结束以后几十年，日本享受了长期的国内安全。日本人肯定会以为美国人开枪打人是正常的，在日本是不正常的，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日本，但它居然发生了。尽管在大正明治时代这种事情还是经常发生、在动荡的50年代这种事情也不像是很不正常、在赤军横行的60年代日本经常会跟意大利相提并论，但在70年代以后非常稳定的日本，尤其是在90年代以后，保革对立当中的革命派势力随着社会党一蹶不振以后，日本全民保守化以后的日本，显得是尤其不正常的事情。

[01:06:20] 但是这种事情发生，恰好就是旧制度无法维持的征兆。而安倍本人的遇刺是有象征性的事件，意味着新时代、就是当今时代的公武合体论者恐怕无法驾驭未来的潮流。我们用当时人的观点来看，肯定也会认为德川幕府和平过渡为明治政府是最好的事情，能使社会成本降到最低，而且也使——毕竟大多数人才还在德川幕府的领导之下，也使得人才储备可以尽可能少地受到损失。但是历史却淘汰了公武合体论者。后来明治时期当政的人，像桂小五郎这些人，在幕府末期都是处在中下阶级的，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当时的重要人物都被淘汰了。

[01:07:10] 恐怕今天安倍所处在的位置，就是当时四贤侯所处的位置，就是当时齐昭公（注：德川齐昭，水户藩藩主、末代将军庆喜的父亲）所处的位置，大多数的日本国民和全世界的政治家都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而安倍上次因为肠胃病的缘故暂时辞去首相，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他还会回来的；经过几次短命的政府以后，他还会重新回来组织一个更加强硬的、代表性更大的安倍政府；在未来的政治危机当中、其他人都应付不了的时候，大家又会重新请他出山，然后这个重新组成的新一届安倍政府，可能才是主持日本转型时期的舵手，但他偏偏在这时候遇刺。对于自民党派阀政治来说，这意味着重新组合的开始，但是恐怕也是天意的体现，就是，齐昭公和四贤侯领导不了明治政府，他们的归宿是上议院。

[01:08:13] 后冷战时期的政治精英，哪怕是被外国人和激进派称之为是改革势力，其实本身，日本人应该非常清楚，安倍、麻生他们领导的势力、和他们庇护的势力、跟他们有关系的集团，全都是四平八稳、稳健到不能再稳健的稳健派。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地位特殊，这些人放在美国或者什么其他地方，大家都要说他是类似拜登这样的稳健派，而绝不会把他认为是类似川普这样的旧秩序破坏者的。所以就因为他们这样的阶级出身和他们自身的性格特点，以及政治出发点，他们所采取措施也是四平八稳的，达不到突破性的、革命性的政治效果。

[01:09:01] 因此在充满革命性的动荡时期、像明治时期和1955年一样充满动荡、深层国家需要重组、国际体系也需要重组的时代，充当舵手的就不能是他们，而是在齐昭公和四贤侯时代名气不大、势力也不大的桂小五郎、西乡隆盛、高杉晋作这些人。这些人现在是外国人看不到的，因为外国人能够看到的肯定是最表面的处在最高级别的人。这些未来的领袖领导动荡时期的日本，而这个日本的形象要跟现在的充满平静到乏味、充满自我克制的日本的形象，要大相迳庭。大家已经忘记了充满政治刺杀案件的大正昭和时代是怎样转型成为现代的日本的；像现在的日本一样波澜不惊的德川时代，又是怎样进入充满动荡的明治时代的。未来的日本是避免不了发生类似的震荡的。而这个震荡时期，注定是一个豪杰辈起的时代，新的深层国家要重新组合，而在旧的深层国家中间处在主流的部分要经过淘汰。

[01:10:19] 我们要注意，佐藤家族一开始就处在比较谨慎的主流地位上。「诸葛一生唯谨慎」，尽管中国媒体把安倍说成是非常冒进的军国主义分子，但是日本人本身一定会认为把安倍跟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是极为搞笑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人会比他们更谨慎了。他采取的政策是以经济政策为基础的，像以二阶俊博为代表的自民党内的现实主义亲华势力，是在安倍本人的保护之下成长起来的；以东京奥运会为主、包括吸引中国游客来提振日本经济的计划，也是符合安倍原有的计划。他的保守意味着维护全球化体制，包括与全球化体制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繁荣，这种政策是应付不了中国跟世界脱钩、全球化全面破裂时期的日本所必需的政治转型的。所以将来在这个转型的关键时刻，自民党内部的亲华派势力在安倍去世以后、派阀势力重整的时候，也需要重新组合一下，新的日本的深层国家是需要把这些人淘汰出去，然后才能够重新组合的。

[01:11:43] 未来的豪杰还处在体制边缘。现在主持日本政府的几个主要势力，看来就像安倍上次退休的时候一样，都是幕末时期的短命政府。在这些短命政府陆续下台以后，由新一代豪杰组成的政府——而不是由已经去世的安倍组成的政府——才能够引导日本经过这段历史风浪期。而照日本人的性格和日本的国际地位来讲的话，不到风浪真正爆发，直接冲击日本的时候，相应的变化是不会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