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华／嵌入冷战的印尼历史伤疤──导读《杀戮的季节》

书籍导读

许振华／嵌入冷战的印尼历史伤疤──导读《杀戮的季节》

2024年2月，我行走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街头，印尼当时除了庆祝作为全国性节日的华人新年，也在举行一场被认为是1998年民主转型以来分化最为剧烈、也对「民主进程」威胁最大的全国大选。选举结果几乎完美地印证了这种担忧：在现任总统佐科威（Joko Widodo，又称佐科）的加持下，前特种部队军官、前总统苏哈托（Suharto）的前女婿、现任国防部长普拉伯沃（Prabowo Subianto）以58.59%的得票率当选总统。这引人担忧进入民主化的印尼，将重新浮现苏哈托「新秩序时期」（1966至1998年）的「军国主义」、「人权污点」和「言论不自由」等元素。

2月14日正式投票前夕，有两部电影走向了公众。女演员出身的印尼纪录片导演萝拉（Lola Amaria）所掌镜的纪录片《流亡》（Eksil），在有限的几家电影院公映。这部纪录片聚焦10位曾经于上世纪60年代前往苏联与东欧等共产主义国家留学的印尼人，他们本为学成报国，但因留学管道涉及「印尼国父」苏卡诺（Sukarno）与印尼共产党（PKI），在印尼1965年爆发「九三〇事件」与随之而起的反共大屠杀及右翼军官夺权后，他们不得不陷入「忠诚于哪个共和国」的抉择之中，最终流亡海外。

另一部纪录片《脏票》（Dirty Vote）于在线公映，讲述印尼选举舞弊和政治操控，由印尼独立记者 丹迪（Dandhy Laksono）执导。丹迪的纪录片素来以风格直接、题目大胆闻名，2019年大选前，他曾发布一部讨论采矿业黑暗面的纪录片《性感杀手》（Sexy Killer）。《脏票》提出佐科威政府疑似违背中立、暗中为普拉伯沃助选的指控，一经发布便在X（原Twitter）等社区媒体引起广泛讨论。

《流亡》试图为1965年以来复杂、血腥而阴沉的历史「打破沉默」，《脏票》直问1998年民主化改革以来的「自由民主」究竟多大程度落到实处。二者历史时段看似互不重叠，但都指向当下的印尼──1998年「改革运动」（Reformasi）26年后，本应被革除的言论管控、家族政治、官商勾结、军人政治、左翼禁忌等问题，似乎从未消散，甚至愈发明显。

当我们进入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弟子、东南亚历史学家杰弗瑞．罗宾逊（Geoffrey B. Robinson）关于1965至1966年大屠杀的权威著作《杀戮的季节》，就能更清晰地了解，印尼的现当代历史缘何有着挥之不去的军国主义阴影，有关「改革」、「正义」、「平反」的种种诉求，为何总是显得进退维谷、难有结果。

「我们的坟墓无处不在」

我们的坟墓无处不在，我们的坟墓分散在各地，在各个国家，在各个大陆。

这是《流亡》开场所援引的诗歌，作者查里克（Chalik Hamid）是片中的流亡者之一。导演萝拉透过1960年代印尼留学生的叙述，还原印尼的历史阶段：1965年之前，苏卡诺带领印尼高举民族主义旗帜、亲近苏联和红色中国，因此许多学生被派往东方阵营留学；「九三〇事件」与苏哈托上台，使印尼海外学生面临是否宣誓效忠新政府的困境。坚持忠于苏卡诺的学生，护照未能延期，从而失去国籍，也无法获得「铁幕」下极权苏东国家的有效保护；流亡者们与印尼国内的有志之士一样，始终维持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以组建社区、搜集文件、积极声援等方式，紧跟印尼政治动态、参与印尼的历史进程。

时光流逝，曾经的印尼流亡者渐渐老去，在异国组建家庭，甚至离开人世。然而，流亡者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他们未曾经历印尼国内以「反共」为名的系统性屠杀、暴力虐待与无审讯羁押。罗宾逊在本书中写到：「1965至1966年的暴力摧毁了数百万人的人生，也改变了印尼的历史进程。」他在书中不仅雄辩地论述印尼军方如何深度介入被标签为「民间反制印共」、「印尼文化引起的自发暴力」、「民间宗教冲突」的系统性大屠杀，也颇为令人动容地描绘了被屠杀者、被关押者以及亲属的悲惨命运。

其中最为传奇的故事，当为被誉为「印尼鲁迅」的小说家帕拉莫迪亚（Pramoedya Ananta Toer）的经历：他在苏卡诺时期便曾因捍卫少数族群华人的社会地位和名誉而入狱，又因左翼倾向而在「九三〇事件」后遭民众「私刑」攻击、遭士兵「保护性」带走；他以「堆积如山的人类粪便」形容1969年的羁押场所；在知名的扣留营、堪称印尼版「台湾绿岛」的布鲁岛，他为撰写印尼民族主义历程的长篇小说所准备的笔记全遭没收；但他成为了布鲁岛囚犯最为珍视的存在，他总是在夜里讲述20世纪初印尼民族觉醒的丰富故事，这些故事最终成为小说巨著《布鲁岛四部曲》（The Buru Quartet），并以手抄本的形式传遍苏哈托时期的印尼群岛。

以《哑巴的独白》（The Mute's Soliloquy）为自传题目的帕拉莫迪亚，扛住时间的摧残，成为印尼现代历史的活化石。澳洲的印尼研究专家连恩（Max Lane）认为，《布鲁岛四部曲》的主角明克深入到同时遭受荷兰殖民者和本地贵族压榨的农民群体中，挖掘平民的主体性，与亚洲的民族主义者、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派创建友谊，并在尚未成为「印度尼西亚」的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群岛上四处游历。于是乎，帕拉莫迪亚重新探询印尼民族起源的小说书写，在新秩序时期刺激了广大青年和异议人士重新思考时代和历史的命题，让他们有了挑战苏哈托政权的论述和勇气。

《流亡》、《杀戮的季节》与帕拉莫迪亚的人生经历，都不断让我想起安德森在《比较的幽灵》一书讨论苏哈托政权如何被终结时所写的话：

「时光流逝一定会有它的社会、政治后果。」

苏哈托统治印尼31年，他利用1965至1966年大屠杀的记忆让公众政治噤若寒蝉，随着时光流逝，其执政后期拥有如此恐怖记忆的群众愈来愈少，包括妇女在内的新一代工厂工人在1990年代初不断涌现，他们已经没有新秩序早期的畏惧感；苏哈托让印尼加入自由经济体系所创造出的财富，一方面养育了一批中产阶级，另一方面也让中产阶级在迭代中产生愈来愈强烈的沮丧感、怨憎感和对开放政治的期待。

「印尼问题」的冷战视野

《杀戮的季节》中动人而幽微地描绘了许多政治犯的心情和处境：无法拥有足够的粮食和健康的环境、不被允许写作和讨论、不被承认曾经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不被当人看待、无法明确自己的未来⋯⋯尽管有着种种折磨，仍有许多政治犯坚持生活、互助和创作，甚至以对苏卡诺民族主义思想的深刻理解，来对抗遭到苏哈托当局所重塑以「反共／反无神论」为主的「班查西拉」（Pancasila）意识形态。

本书提到，政治监禁最令人惊恐的安排是「借调」：这往往意味着被羁押者在半夜时分被带走，可能从此不再回来，要么转移、要么进入强迫劳动、要么失踪、要么遭到处决。这一情境令人想起，台湾白色恐怖受难者钟浩东行刑前与狱友合唱〈幌马车之歌〉的场景。

所有被羁押者的见证，也如台湾的二二八事件至白色恐怖时期的见证者们一般，为重新挖掘历史被掩盖的面向提供了肉身文件（embodiment）和可能性。以「反恐」、「内安」、「平乱」为名义的强制拘留、强制集中、强制改造等行为，不仅存在于印尼的新秩序时期，也存在于深深嵌入冷战的亚洲多地，尤其是本该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对立面的「自由开放世界」。这也为更深层次的对话创建了可能，背景不同的读者很可能会在阅读《杀戮的季节》过程中，联想到民主化前的韩国与台湾、1949至1960年马来亚紧急状态中的「华人新村」移民项目以及大规模的逮捕和「递解出境」行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期间对亲共派系的排挤和打压、泰国1976年法政大学屠杀等。

1960年代的世界动荡而对立，刚刚结束「反共」高压紧急状态的马来西亚于1963年正式成立，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对抗在1966年结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爆发、中南半岛在1970年代陷入广泛的战争与政治运动状态⋯⋯与其有关的纪录片《星国恋》（To Singapore with Love）、《不即不离》，漫画《漫画之王陈福财的新加坡史》，以及胡淑雯、童伟格主编的《让过去成为此刻：台湾白色恐怖小说选》等，也都能与《杀戮的季节》、《杀人一举》（The Act of Killing）、《沉默一瞬》（Look of Silence）、《噤声漫步》（The Science of Fictions）、《流亡》等印尼文本产生共振。

《杀戮的季节》也写到，虽然作为安德森笔下「民族主义建构典范」的印尼成功独立建国，但超凡领袖苏卡诺未能如愿在左、右派政治对立中实现「危险平衡」，印尼的政治极化遇上美、苏、中对抗的冷战背景，终致矛盾于「九三〇事件」后全面爆发。对高层斗争并不知情的几十万左翼、亲共或「疑似亲共」群众，遭到军方和右翼民兵的系统性屠杀，更有100万人未经审讯被「分门别类」地关押在牢笼之中。一方面，尽管许多论者认为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外国势力参与了激进军官于9月30日的「疑似政变」行动，但苏联及中国对苏卡诺、印尼共产党和左派军官的援助，确实抬高了他们的斗争热情；另一方面，美国、英国、澳洲等国家也不遗余力地支持反共的印尼军方，以物资支持、心理战、军事合作等方式压制印尼左翼。

本书作者罗宾逊认为，无论苏哈托当局和西方盟友如何极力证明印共是「疑似政变」的主使者，印尼与国际社会也不应接受如此多无辜民众为之付出生命和自由。大屠杀是印尼本土社会矛盾的后果，但也有强烈的国际干涉因素。更何况，苏哈托的西方朋友们面对法外处决选择视而不见。

讽刺的是，苏哈托掌权的印尼选择和中国断交，除了数百名流亡到中国的印尼左派人士，与获得中国「撤侨接侨」的亲中／亲左华裔群体外，大部分遭屠杀与羁押的受害者无法获得社会主义阵营帮助；中苏分裂的大背景，则让苏联对更为亲近中共的印尼共产党显得态度犹疑，未能给予更多支持；反而是国际特赦组织等西方跨国人权运动网络在1970年代逐渐壮大，1977年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将外交政策转向「人权」等因素，使等候发落的印尼政治犯有了获释的希望。

在此借用陈映真所说的「冷战与内战的双重结构」来理解广泛存在于印尼、新马、泰国、韩国等地的政治矛盾：在冷战两大阵营对立的背景下，许多后发民族国家不得不将自身卷入左右对立之中，甚至发生内部互相憎恨、陷入对立和分裂的局面；而对于冷战中自居「自由开放阵营」的许多政治体而言，「反共」的议程常常扩大为对所有异议分子的压制。

一如《杀戮的季节》中布鲁岛囚犯所陈述，「感叹自己以往对于印尼国家的贡献不是遭到忽略就是遗忘」，这样针对「左派」群体的社会性失忆、「功过」上的争议、「定位」上的困境，也发生在香港、台湾、新马、智利等地。更让印尼政治犯感到绝望的是，来自前殖民国荷兰心理学家对被囚者的心理评估工程、继承自日本占领时期的集中营暴力和虐待模式、源于英美的心理战和情报等「国际因素」汇总在一起，让被羁押者在自己的同胞手中受苦受难。美国新锐政治记者贝文斯（Vincent Bevins）则发现，印尼反共大屠杀作为「雅加达模式」，启发后续在巴西、智利等地发生的反左反共军事政变，这也成了印尼军方对巴布亚、亚齐等边疆地区，与对非法占领的东帝汶暴力行动的灵感来源。

对于华人世界和印尼而言，这样的左右分立还有一个也算重要的插曲：在苏卡诺执政期间非常活跃的印尼华人社会，一度陷入效忠北京（毛泽东）、效忠台北（蒋介石），还是积极认同印尼的困惑与争执之中。亲国民党的华人社团因与美国一同介入1958至1961年苏门答腊的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叛乱」，被苏卡诺政权打压和清除；等到苏哈托上台，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华人社团等「华社三宝」被全面取缔，曾经热闹的华人左右派对立彻底失去意义。从华人内部的国族认同、左右翼认同，再到印尼社会的左右翼对立、对华人的态度，至北京和台北的「华侨政策」，乃至于后来中国结束「输出革命」、台湾社会转向「本土化」，多重因素层层叠叠，让印尼华人问题显得尤为尴尬和敏感。在王刘波、周涛沫等历史学者看来，这也是印尼华人社会难以在冷战期间团结起来争取社区权益、长期被印尼主流社会「猜忌」的重要原因。

时至今日，秉持经济改革姿态的中国已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和复交后的印尼创建全面的政治、经济、商业甚至是军事合作。曾以右翼华人知识分子身分闻名的印尼顶级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起人瓦南迪（Jusuf Wanandi，华名林绵基）是苏哈托政权的早期支持者，如今他成了中国与印尼「友好关系」报导中的常客。在官方层面，印尼和中国基本不再提及与「九三〇事件」有关的争议，并在「一带一路」倡议名义下开展广阔的合作；在民间层面，中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有一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基础，然而，中国社会仍多少错位地将1965至1966年大屠杀，理解成针对华人群体的攻击，印尼社会则仍能见到关于中国是不是「共产国家」、是否是「威胁」的探讨。

时光流逝的二重性

马克思曾引述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可能先以悲剧，再以闹剧的面貌出现。同样的，时光流逝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可以是新秩序政权后期的群众不再害怕苏哈托的残暴，也可以是让当下的印尼青年选民不再担心「新秩序复辟」，他们甚至把与苏哈托家族关系密切的普拉伯沃视为抖音上载歌载舞的「亲民爷爷」。

今年7月中旬，当选总统普拉伯沃在面向军队和警察的演讲中说，军警职业「圣杰」、「光荣」、「需要牺牲精神」，而「保护国民和印尼国土」是国家的首要目标。这样有着浓郁民族主义色彩，也十分看重军方角色的言论，能为普拉伯沃的支持者带来安全感和认同，但似乎也坐实许多公民团体的担忧和指控──新秩序时期的军事政治元素将重新回到印尼的舞台。

佐科威和普拉伯沃从2014与2019年总统大选中竞争，到2019年当选的佐科威邀请普拉伯沃入阁，再到2024年大选中两人实际结盟，这样「千变万化」的政治戏剧在印尼其实并不罕见。1998年民主化改革后的印尼政治，一直维持着碎片化、高度利益化的「合纵连横」局面。

2014年当选总统的佐科威曾承载老政治犯、公民社会、改革与进步议程支持者的广泛希望，尤其是回应印尼建国以来的种种人权侵犯问题。然而，佐科威凭借政治素人形象在门阀、军阀、豪强政治根深蒂固的印尼政坛突出重围，也意味着他必须仰仗党内大老梅嘉娃蒂．苏卡诺普特丽（Megawati Sukarnoputri）背后的苏卡诺家族势力，和以维兰托（Wiranto）、卢虎（Luhut Binsar Pandjaitan）为代表的新秩序时期军官，才能推动施政议程。佐科威甚至在2019年以「团结前进」等名义拉拢政敌普拉伯沃入阁，如此才能保证其发展主义面向的经济与建设政策可以顺利推进。如此种种的政治牵引，让佐科威几乎没有主动回应人权争议的动力──2016年维兰托就任印尼政治法律及安全事务统筹部长后，甚至一再强调1965至1966年的大屠杀在「法律进程上是正当的」。

不过，在前总统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任期（1999-2001年）之后，佐科威至少是第二位主动回应印共问题的领导人。2023年1月，他在雅加达独立宫发表电视讲话，承认印尼在1960至2000年代初期发生12起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1965至1966年大屠杀。当年政治法律及安全事务统筹部长马福德（Mohammad Mahfud Mahmodin）积极支持表态「承认发生事件」，甚至前往欧洲和政治流亡者举行会议，邀请他们回国，这一幕也出现在纪录片《流亡》中。不过，马福德作为与佐科威同属印尼民主奋斗党（PDI-P）的副总统候选人，在2024年与转向支持普拉伯沃的佐科威决裂，而离开佐科威政府内阁。佐科威有关人权问题的态度，本就限制在「承认」和「寻求恢复权利」、「尚不排除司法解决方案」等温和措辞上。随着佐科威卸任、马福德离开内阁，有关的议程推进再度陷入僵局。

讽刺的是，引发佐科威和印尼民主奋斗党决裂的是他和苏卡诺女儿、前总统梅嘉娃蒂的派系斗争，佐科威因此拒绝支持梅嘉娃蒂认可的新任总统候选人甘查尔（Ganjar Pranowo），转而支持普拉伯沃。普拉伯沃与梅嘉娃蒂来自对立的苏哈托系统和苏卡诺家族，但他们也是2009年总统大选的选举搭档，至今也仍有不错的私人交往。

《杀戮的季节》中提到对大屠杀受害者道歉的帕卢（Palu）市长鲁斯迪（Rusdy Mastura），难能可贵地提出「转型正义」的表态和政策，但也很难认定他愿意为当年的受害者「全面平反」。如今是中苏拉威西省省长的鲁斯迪总体而言有着亲民、勤政、好读书的形象，可他也曾是《杀人一举》集中描绘的右翼准军事团体「班查西拉青年团」的主席。他之所以在2012年3月的一场人权活动中道歉，是因为他曾在大屠杀期间奉命看守关押印尼共产党员的房子，他的家族曾参与马斯友美党（Masyumi）──曾被苏卡诺打压，并在大屠杀期间积极对印共施加暴力的伊斯兰教党派。有着如此复杂出身的鲁斯迪选择为大屠杀道歉，还推动「恢复受害者家属权利」的一项市政法规，为当时帕卢及周边仍受到政治创伤困扰的1,210人提供援助。

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曾建议将「帕卢模式」推广至全国，但未有响应，还引来建制派政治人物、民粹主义民团的强烈反对。2015年鲁斯迪卸任市长后，几乎无法保证相关预算能继续落实。微妙的是，他在市长任内所属的戈尔卡党（Golkar，又称专业集团党）──正是苏哈托时期的核心政党机器。2017年、2023年他多次转变政党，如今是普拉伯沃领导的大印尼运动党（Gerindra）成员。

不论政治动向变化，记忆始终有可能依靠述说和创造获得强化和再生产。我看到《流亡》放映现场座无虚席，这部纪录片涉及敏感的印尼共产党，也非商业电影，只在雅加达等大城市的几个电影院放映。当时的观众以青年为主，既有素人，也有一看就是媒体或非政府组织工作者的年轻人。看到流亡者如何对祖国念念不忘、缘何等待正义和回归而不得，大家不约而同在观众席啜泣洒泪。《流亡》在两个月期间吸引到6万多名观众，被认为是一部宣传预算有限且没有明星阵容的纪录片所能取得的了不起成绩。

长达30多年的苏哈托体制造就了印尼社会一体两面的两大难题：被遗忘的受害者，与贫富不均、有罪不罚、发展停滞的不平等社会。2014年佐科威上任时曾被寄予改革厚望，包括为国家暴力造成的悲剧提供正义，以及改变现有发展停滞问题的经济改革，但显然前者并未实现，后者褒贬不一。随着普拉伯沃将于2024年10月就任总统，这一切的争议和困惑又将重开新局，有关印尼冷战伤疤的记忆行动，也将重启。

（编按：本文由春山出版提供，文章标题经《报导者》编辑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