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停滞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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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年，马礼逊受聘成为了东印度公司的译员，从而终于获得了一个在华居住的合法身份。他在写给教会的信中心境复杂地说道，这项任命首先可以使他居留在中国，也可以促使学中文，当然也有薪水。但是这项任命不利之处在于，这将占据他很多时间，从事与传教无关的事情。不过，作为一个权宜之计，马礼逊一边担任公职，一边暗中翻译《圣经》，并向身边的人们布道。
成为了译员，意味着将和更多的官员打交道。中国官员的优越感显然比普通百姓更强烈，在频繁地与中国官员开会后，马礼逊认为“中国官员们极其傲慢、专横和喧嚷，他们有时三四人同时讲话，声音之大，像是在骂大街”。
由于中国和东印度公司发生了贸易纠纷，1816年7月，英国派出了一个以阿美士德爵士为特使的代表团来华，与北京的宫廷调解。马礼逊被任命为随团成员。这使得他有幸得到了一次一睹天颜的机会。8月12日，英国使团船队抵达了天津，第二天出席了一个盛大的欢迎宴会。马礼逊注意到，英国特使和传教士只能坐在非常低的垫子上，而皇帝的随员则坐在铺着红地毯的地上。
双方随后就觐见礼仪开始了一场长达八天的谈判，英国特使被要求使用中国的三跪九叩大礼。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中方表示不强求这些礼仪了。但是，又催促使团立即动身赶赴北京，英国人走了整整一夜，次日黎明抵达了皇帝所在的圆明园，没有洗澡，也没有换衣服，就被领到了大殿门外。
英国人提出，经过了一夜行程，使团已经过于疲劳，要求延迟到第二天会见。于是一位中国大臣进入殿内启奏皇上，说英国特使病了。皇上恩准其休息，并派了一位御医来看病。御医发现英国特使并没有病，回去如实禀告。这触怒了嘉庆皇帝，他随即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但没有人敢站出来解释真相。
嘉庆随即降旨要求使团立即离开，这次中英谈判宣告夭折。后来，皇帝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真相，革去了相关责任者的官职，但中方没有就此次事件对英国人做出任何解释，只是在使团离开中国的当晚，派人赠送给英国人三件礼物，称为“赠品”，也收受了使团三件礼物作为回礼，称为“贡品”。
与它的傲慢相比，这个专制政权的执行能力令人生疑。1809年底，马礼逊在写给教会的信中提到，整个夏季沿海的中国海盗船不断在广东沿海烧杀抢掠，有数千居民被海盗杀害，有时在广州城的总督府都可以听到海盗放射土枪的巨响。但是中国官府的水师战斗力非常差，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广州府曾请英国人协助剿灭海盗，英国人表示只要中国总督正式提出请求，他们可以协助，但中国方面却再也没有下文了。
另一份相关记载是，1822年10月2日晚上，广州外国商行以北的一家中国糕饼店突然失火，并蔓延到所有外国商行。破晓前，马礼逊连忙用中文写求援信给总督府，要求派人来推倒危险房屋和维持局面，到了凌晨5点钟，又写了两封求援信给中国官员，同时又写了一封直接送往两广总督处，但中国官员竟然无动于衷。火灾最终导致数千间房屋和商号被焚毁。事后总督说，他没有收到马礼逊的来信。
这个帝国似乎处于全方位的停滞状态中。在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时，马礼逊在序言中写到“没有一个中国政府或士大夫的目的是扩大人们的知识范围。政府的目的就是……选拔优秀的人才担任官职，来统治国家。知识的进步、科学的发展等，都不在政府的考虑之内。”
事实上，这个帝国也并不像它表面上这样自信。据马礼逊记载，1814年，中国北方发生叛乱，有人危言耸听地声称这是天主教徒煽动的，导致朝廷下令秘密调查澳门天主教与葡萄牙人的动向，还颁布谕旨，禁止百姓阅读民间小说，因为小说内容常常讲述“官府压迫与百姓反抗的故事”
或许是因为社会的停滞，在马礼逊眼中，中国人对现代医疗卫生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如同他在广州见到的那样，在路边和市场的摊位上，随处可见摆放着出售不加遮盖的干巴巴的蔬菜。当地有一位名医，看病基本只用一种药，就是大黄，这位医生姓王，因此人们都管他叫“大黄王”。当马礼逊在当地开设了一个诊所后的几个月内，广州周边地区数千个病魔缠身的人涌入这里。
另一种懵懂来自于法律制度上的，1822年，一艘英国兵船的水手与中国海岸上的居民发生了争斗，有中国人被杀。总督府要求英方交出凶手，根据中国的法律判处死刑。但英国人否认自己的人在此次事件中有罪。一些中国商人建议英方息事宁人，他们甚至建议英国指挥官，就说他们的船上有两人失踪了，这两个人就是凶手，因此也就没有引渡可言了。而在英国人看来，这种处理方法即使有效，也是十分荒唐可笑不能采用的。
随后，马礼逊参加了对中国政府的谈判。他首先承认，在欧洲国家里，外国人犯了杀人罪，应当受到居住国法法律审判，但是他不认为在中国应当如此，
“对两个国家，或两个人而言，双方都各有权利与义务，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言，也各有其权利与义务。可是中国人却不承认国家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他们对外国人的要求是必须绝对地服从中国的法律，在其法律中不给外国人以任何实际的保护……事实上，中国的法律是由坐在公堂上审讯的县官高兴而任意解释和判决的”。
马礼逊对中国法律制度的不信任由来已久，1820年末，他写道，最近东印度公司的船上的一位官员持枪打死了一名中国人，据闻凶手已经潜逃，而中国官员前来调查时，发现船上有人自杀，便认为凶手就是那个自杀者，草草结案，“这种奇怪的法律模式却绝对有效地执行了。”这场谈判以英方的获胜而告终，凶手最终没有被交出来，而两国之间因为此次事件受到影响的贸易往来也恢复了。
这项开“领事裁判权”先河的事件，往往被后人视为传教士“侵华”的铁证。在远赴中国之前，他曾说：“中国人有许多受到较好的教育，见多识广；他们不会在我们之下，只会超过我们。”而在1824年，当他回国进行公开演讲时，这种评价变成了“中国人对落水即将溺毙的人无意去施救。他们虐待家奴和妻妾。中国政府的公堂里，对尚未认罪的男女严刑拷打”。
无独有偶，马礼逊的好友，1793年曾随马嘎尔尼访华的斯当东也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说：“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制，而是在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在1824年写给教会的报告中，马礼逊用耐人寻味的口吻，中国人占全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我们基督教新教教会有责任去照顾他们。”
1826年5月，在英国休息了三年后，马礼逊重新启程回到了中国，并在这里工作到了1834年病逝为止。他被安葬在澳门。
七年之后，鸦片战争爆发，文明的尝试终究被武力侵犯替代。这一年，一败涂地的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拥有80万军队，而进犯中国的英军只有7000人。
这些苍白的数据，仿佛都是一个专制王朝的昔年旧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