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毛泽东时代菁英,为改革开路 – 菜市场政治学

清除毛泽东时代菁英,为改革开路 – 菜市场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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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锜(东吴大学政治系)、蔡仪侬(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

非民主国家国家机器领导层的产生,是时常受到关注的议题。中国作为当代少数一党专政的威权政体,他的领导人上位不是依靠神圣的「白头山血统」,或用政变把前任赶下台等非制度的方式。领导人更替是靠「中国共产党」制度筛选决定的。有潜力的菁英在进入「党」的一刻,他的升迁,很大部份由党的人事部门评价决定。他终其一生受到严格查看,直至进入坟墓为止。这说明中国政治菁英的产生,和许多非民主国家相比,始终不太一样。

而中国共产党1980年代初期推动官僚制度的「干部四化」政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简称),被视为这逻辑的体现。根据官方宣称,这是为了革除毛泽东时代单靠政治忠诚选择菁英的弊病。1980年代后的中共菁英,因此必须满足许多客观的考核指针,才能晋升到权力核心。

许多分析指出这样的晋升模式,对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帮助甚大。政权在地方提拔一批具改革意识与专业化菁英,推动灵活的政策,地方的经济就变好了。而1990年代后中共最高领导层则受惠于这项政策。如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历任最高领导人,在1980年代初期从地方拔擢,在地方有好表现,才晋升到中央,经历完整的仕途栽培。这种透过拔擢优秀官僚,刺激了国家经济增长的说法,就很像「东亚模式」的技术官辽决定论。不过,这类研究的观察多数限于中共中央委员会层级(即一般「省部级」干部)以上的菁英,没有从整个官僚体系的视角,从上到下系统查看。

为何需要系统性查看呢?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情境,今天有个官僚,他在底层竞竞业业,经过逐步考核逐级晋升,20年后成为这个国家的掌舵者。这代表制度似乎是一个开明专制的贤人制(Meritocracy),提供激励诱因,官僚好好拼经济,学界把这称作激励模型(Incentives Model)解释。但我们知道现实也许不一定这样,也许一些官僚天生踩着别人往上爬,靠关系庇荫直上青天。激励模型的解释忽略这种情况。因此,没晋升的官僚真的是表现不好吗?还是有其他因素影响?讨论这些问题,得从整个官僚体系角度,查看制度的真实逻辑,才能发现。

近期由哈佛甘迺迪政府学院拉贾瓦利基金会亚洲研究所研究员Hao Chen、哈佛政府系教授王裕华等人的研究团队,发表于中国研究一级刊物《China Quarterly》的”Dethroning the Mao-era Elite, Clearing the Way for Reform”一文,从官僚体制纵向流动的角度,分析1980年代官僚制度改革,从基层乡镇到中南海高层的情形。他们的分析部分解答了以上的问题。他们发现制度其实不太公平,一批「四化」干部确实晋升了,但官场也展开了一场上到下的「大清洗」。有些官僚连表现机会都没有,就因为忠诚问题永远被清出官场。

文章链接: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china-quarterly/article/dethroning-the-maoera-elite-clearing-the-way-for-reform/3B3B4CFB3DAD33AA32972284ECAEA622

首先,他们透过官方出版《共产党组织史》创建了一个数据库,数据报括国家一级、省县乡镇层级党政单位共超过60,000名干部数据。《共产党组织史》是中国共产党各级地方组织部门编篡的干部史料(组织史书籍可见下图一)。[1] 以一本「县级」《共产党组织史》来说,他的人事数据报括了1921~1987年当地「县级」与下一行政级别「乡级」党政机构领导人的数据。[2] 如果研究者能够整理一个区域各级行政级别的组织史数据,他就从头掌握整个中共党政干部在当地整个官僚体系的升迁流动。[3]

说明:组织史示意图,作者之一摄于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图书室

数据分析结果颇让人讶异,这项官僚制度的改革其实是一次「政治清洗」。各级党政机构(及解放军),大量毛泽东时代干部在1982-1984年遭罢黜,约有25%~50%的各级机关领导永远离开官场,一批更年轻、专业化程度高的干部取代上位。值得注意,大量文革时期受到拔擢的党政军领导,在这时间离开职务。这显示党似乎很不信任文革时期被拔擢的官僚,所以才要将他们罢黜。

下图二首先说明汰换的整体趋势,其中各小提琴图(violin plot)显示历年各级党政机关领导永久离任的情况(即退休离开官场),纵轴依序是国家、省级、地级、县级到乡级。小提琴图是用小提琴形状表示点分布集的分布趋势,琴身图形标示点分布集中的主要区域,琴身中间(中轴线的垂直线)位置是中位数。[4] 图二底部水平轴尺度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1987年,党政机构领导永久离任的比例,每个小提琴图用点标示离任最高年度的三个异常值。可以发现,各级领导永久离任的最高异常值多数在1983年期间。[5]

下图三,说明不同世代拔擢党政机构与解放军领导在不同时间的留任官场的比例,第一条垂直灰线标记林彪事件(1971年9月)时间点。第二条垂直灰线标记毛泽东逝世(1976年9月)时间点。这些世代则包括:文革爆发前(1966年4月前)、文革爆发后至林彪事件(1966年5月~1971年8年)、林彪事件后至毛泽东逝世(1971年9年~1976年8月)、华国锋主政时期(1976年9月~1982年2月)、制度改革拔擢的干部(1982年3年后~1984年4月)。结果显示,毛泽东逝世后,毛泽东执政时拔擢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多数至1984年已离开官场。华国锋主政后拔擢的领导干部,仍有一定留在官场(约占25%),而制度改革拔擢的干部,1984年时仍有50%留在官场。

下图四,说明各级党政机构与解放军,毛泽东时代提拔的领导干部受清洗的时间。清洗先是从军方开始且自下而上进行的,并从县级、省级逐步上升,最后到达中央。在1981年,县级军队领导是毛泽东时代提拔的比例已降到50%以下。[6] 党政机构的汰换则是自上而下的,发生在1982-1984年的干部改革政策时期。文章另外提及这场干部整顿特别被元老陈云关注,他要求必须清洗「三种人」,即文革时曾参与红卫兵群众运动与暴力行为的年轻干部;并以另一批对新政权忠诚度更高、且「政治纯洁」的同年龄层年轻干部替代。虽然文章在方法上无法直接推断这是清洗的主因,但元老意志应是很强的因素。

整体而言,这篇文章的发现修正现有的一些观点。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强调1980年代经济改革是创建在激励模型(Incentives Model)解释,许多学者认为透过改变官僚的激励措施,刺激市场改革的成功,他们认为只要创建晋升诱因,官僚为了升官就会好好拼经济。甚至当这类经济激励措施出现,许多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就都会开始积极配合中央的市场改革政策。本文则认为他们提供一种人事模型(Personnel Model)的解释,亦即许多干部根本没资格参与这场改革而被剔除。政权先「挑选」具改革意识的官僚,改革方才开始。文章认为,当时元老就是要让毛泽东时代拔擢的干部都清出官场,更不认为他们能配合改革政策。而同意激励模型观点的学者,有意无意都忽略改革背后的政治动机。

最后,文章指出了这种人事改革的动机其实非1980年代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层独创。正如毛泽东发现政治激励无法使干部配合他的文革目标时,他毫不犹豫撤换该批干部。1980年代的改革仍是场政治动机的改革,是另一种用忠诚在筛选官僚的方式。从这角度,中共有很长期清洗官僚的历史。这篇文章提醒了,当习近平持续长期执政后,晋升因素愈强调领导人忠诚的情况可能再次出现。

※注脚

[1] 《共产党组织史》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4年发起的人事史料编纂工程,1990年代初期各地完成出版。编纂工程如下,除中央一级党政机关外,各级行政级别会出版该级别组织史,由该级级别组织部负责,编纂过程会调阅内部文件卷宗,与访谈有关人士检核,组织史还要描些一些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并予以定调(如当地大跃进、文革灾情程度、甚至是六四民运)。记录时间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至1987年,涵盖当地及其直属地域和职能单位所有领导干部名单。这个编纂工程仍在进行,有些地方已出版第二集、第三集(以涵盖1990年代后的数据)。

[2] 县一级《组织史》会列出县正副领导人(县委书记与县长)名单;县内各局、委员会和办公室的正副领导人名单;及县辖区内各公社、派出区或乡镇的(正领导人副领导人)名单。

[3] 要将共产党出版的所有组织史数字化将会是极为艰巨的工作,本文在地方数据,搜集范围仅限于山西省县市的数据,但就研究而言仍有极高价值。研究团队已将这分数据上传至Harvard Dataverse: https://doi.org/10.7910/DVN/8NAGSS。

[4] 小提琴图是结合了箱形图(Box Plot)和核密度估计图(Kernel Density Plot)的可视化工具,图形是中间轴线为准,轴线两侧显示数据密度估计,即数据在不同取值范围内的分布情况,通过平滑曲线展示数据分布的连续性。中间轴线则是一个内迁的箱形图,显示数的四分位数、中位数等统计量。

[5] 点标示值是这样解读,如1983.1,指的是1983年1月至1983年12月永久离任的领导。这图还一些有趣现象,如乡/公社一级的领导离任最高的异常值发生1957.12(即1957年12月至1958年11月),恰好是中共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期。

[6] 不过当时中央仍有许多林彪事件后拔擢的将领留任。根据Victor Shih的Coalitions of the Weak(中译:《弱者联盟》)一书分析,毛泽东在文革时整肃军方许多强势派系,原本最弱势的派系: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在林彪事件后拔擢。红四方面军将领是国共内战后红军改编的「第二野战军」(即「二野」)骨干,「二野」号称「刘邓大军」,「二野」经验的将领和邓小平有很深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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