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悉释宪！揭开大法官神秘又充满包袱的工作幕后

跳至主要内容

红领黑袍背后的使命

说到大法官，你会想到什么？是红领黑袍的肃穆模样？还是 15 位大法官一字排开的法庭盛况？随着近年来同性婚姻、国会职权修法、死刑等释宪案引发社会热议，大法官的角色逐渐受到关注。在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林建志研究员的研究室内，摆满密密麻麻的大法官释宪文件，从中不仅能综观长年的释宪结果，还能了解判决怎么做成、追踪解释文如何被运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大法官工作的神秘面纱！

宪法是所有法律立定的基础，象征着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德国政治家普朗特尔（Heribert Prantl）曾形容：「宪法是人民写给国家的情书，里面包含了人民对国家的期盼及愿景。」

不过，随着时代变迁，社会环境也跟着变动。要确保一部宪法过了五十年、一百年仍能与时俱进，时常需要靠大法官做出的宪法法庭判决（昔称大法官解释；注释），使立法部门、执法机关有完善的法源依据来服务人民。

本文将揭开大法官工作的神秘面纱，跟着中研院法律学研究所林建志研究员，看见大法官工作中充满包袱的一面，探索大法官解释宣判后前途未卜的命运。

运行大法官解释的天时地利人和

近年来有多起释宪案引发全国关注，例如 2017 年 5 月 24 日的同婚释宪、2024 年 9 月 20 日的死刑释宪，及同年 10 月 25 日的国会职权修法释宪。每一次大法官做出解释后，总是几家欢乐几家哀愁。

我们常将焦点放在释宪内容本身，却较少关注释宪怎么做成？解释后续如何被运行？

事实上，台湾自解严后，未被运行（或逾期运行）的大法官解释，仍时有所闻。这一方面提醒我们，诉诸司法的影响力，恐怕没有想像中那么不可一世。司法部门会受到其他部门的牵制，也仰赖权责机关的配合来落实法律。

另一方面，解释未被运行的问题也值得司法部门反思：解释内容是否在实务上窒碍难行？后续是否会影响社会大众对司法的信任？

林建志先以释字第 748 号解释（同婚释宪案）为例，说明解释要被运行有时得仰赖天时地利人和，是多方条件配合下水到渠成的结果。

首先，同婚释宪案获得全国高度关注，不仅媒体大肆报导，也有政治部门的支持──这是蔡英文前总统的竞选承诺，且当时的国会是民进党占多数。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助力，案件背后还藏有耐人寻味的眉角。

一个关键眉角是：大法官的解释文限期行政与立法机关要在 2 年内完成相关法律修正或制定，等同直接将这项重任压在现任立委的肩上，让立委直接面对来自选民的压力，不容拖延至下届改选。

此外，在技术层面上，该案几乎没有运行障碍──户政系统已健全、同婚登记对财政影响甚微，且法条修订的形式无硬性规定，为国会预留了立法空间。

然而，民间的反对声浪会不会是重大阻力？林建志观察，从 2018 年的公投票数来看，支持或许尚未过半，但从祁家威先生自 2000 年首次声请释宪至今，台湾对同婚的接受度已有显著改善，无形间也形成一股助力。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的 15 位大法官中，8 位由马英九前总统提名、7 位由蔡英文前总统提名，来自跨党派背景的支持，大大提高了释宪结果的正当性。

那些「不被运行」的大法官解释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某些大法官解释遭逢不被运行的命运？林建志归纳出以下几种可能：

A.虽然违宪但不失效的声明方式：

这种声明方式又称作「单纯违宪声明」，大法官可能出于种种考量，未直接宣布现行法律失效。换言之，权责机关没有修正法律的急迫性。

尽管修法确实需要时间和心力，但从林建志分析的诸多案例可观察到，同为违宪声明，比起「违宪并立即失效」、「违宪并定期失效」、「违宪并以解释取代立法」，单纯违宪声明不会使权责机关面临法律真空的压力，容易导致大法官解释被消极对待。

B. 大法官低估了运行的困难度：

有时权责机关并非不愿意运行，而是大法官解释在技术上无法实现。

以 1996 年的释字第 400 号解释为例（与道路土地征收补偿有关），仅有部分解释被运行。内政部在 2016 年统计，若按照新标准提供补偿，总征收价格将高达 2 兆元，相当于台湾一整年的总岁出。

由此可知，在土地征收议题方面，大法官可能专业信息掌握不足，难以精准预测征收经费对国家财政的负担。

C. 大法官的权威或影响力不足：

除了单纯违宪声明，大法官也可能出于其他因素采取「合宪声明」，并选在理由书中补充对权责机关的柔性劝导。根据林建志的统计，合宪声明的运行比例约 81 %，比起违宪声明高达 97% 的运行比例，显然较低。

大法官可能低估了来自运行机关的阻力，或高估了柔性劝导的影响力，进而导致某些解释不被运行。

尽管解释未被妥善运行的情况时有所见，但综观解严以来的发展趋势，相关情形已逐渐减少。

林建志指出，现在的大法官也会从过去大法官的身上学到经验，同时考虑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因此越来越少做出与社会过于脱节，或技术上难以运行的解释，这也显示台湾在国际上算是法治相对健全的国家。

大法官也要恳请赐票？

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大法官会做出单纯违宪声明这样看似鸡肋的宣判？为什么有些解释文写得很笼统？为什么某些对机关的劝导要放在理由书，而非解释主文中？这些问题的根源都与审理流程中必经的「表决门槛」有关。

在 2022 年施行新制《宪法诉讼法》以前，旧制主要是以会议形式处理案件，至少需大法官现有总额 2/3 以上出席会议，出席人 2/3 以上同意，才能做成大法官解释。

新制则改以诉讼进程审理案件，需有大法官现有总额 2/3 以上参与评议，但将表决门槛降至现有总额过 1/2 同意，期盼能提升审理效率。

虽然新制的表决门槛降低，但案件要进入审查进程仍需经过层层关卡。

首先，声请案件会用电脑系统随机分给一位承办大法官，他必须研判是否受理、提出审查报告，并送所属审查庭的其他大法官表示意见。审查庭由 3 位大法官组成，如果一致决裁定不受理，案件就不会进入后续进程。（特殊情况参见下方流程）

如果审查庭裁定受理或未达一致决，案件会送宪法法庭再评议是否受理，受理者才能进入实体审查进程，并做成暂时处分裁定或判决。

林建志打趣地说：「要让 15 个人在判决上达成共识，是很不简单的工作！想像在一个 15 人的团体中，问大家中午想订哪家便当，可能每个人想吃的都不一样。」

在寻求同意票的时候，如果有任何一位大法官表示：「我担心现在的解释内容影响层面太大，如果可以调整违宪范围，我会投下同意票。」或是「这样的裁判结果，对运行机关来说压力太大，能否修改一下遣词用字？」

各种意见叠加起来，就容易使得解释内容不甚明确。无法取得多数大法官认同的文句，经常会从解释文被挪到表决门槛较低的理由书中，也会降低权责机关对于大法官主张／谕知的服从度。

根据林建志的观察，台湾释宪旧制的 2/3 表决门槛，确实容易造成审查效率不彰、解释内容不够清楚等问题。在新制将表决门槛降至 1/2 后，已使近来的判决品质有所提升，比较少出现违宪中的单纯违宪声明、或合宪中的警告性裁判，这类模糊且带有妥协性质的判决结果。

压力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开庭？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案言词辩论（来源｜司法院）

2024 年的国会职权修法释宪案，在网络上引起公众对宪法法庭的极高关注，言词辩论庭的在线观看人数高达 7 万多人。

事实上，宪法法庭是否开庭和公开播送，可由大法官依案件情形决定，一旦选择开庭，就必须承担时间压力，要在言词辩论终结后 3 个月内宣示裁判（必要时，得延长 2 个月）。

林建志分享：「开庭对我们这样的外部研究者来讲，当然是好事！在 2022 年以前，宪法法庭其实很少开庭，数十年累积下来大约不到 30 次。尤其在威权时期，大法官几乎不会选择开庭。」

然而，2022 年新制实施后，最近两年就已开庭超过 20 次。究竟宪法法庭开庭对司法院来说有什么好处？

林建志分析，言词辩论过程的公开，能在无形中提高司法制度在一般人心中的正当性。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法院，可能就会回到过去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私刑方式解决纷争。

释宪案透过开庭、现场直播，都能提高审查过程的透明度，也能增加公民对整体司法制度的信任感。

大法官是否会考量社会民意？

从上述案例，以及文件管理局公开的大法官讨论过程逐字稿可以发现，尽管大法官希望发挥影响力，好让释宪的判决结果被正视和运行，但也会顾虑自己在人民心中的正当性。

假如司法的话语权不断扩大，可能会被粘贴「你是不是在为特定意识形态服务」的标签，未必是好事。

林建志表示，其实各种争论都能（在经过包装后）进入释宪的场域来处理，但这也会让人质疑，如果各种问题都能交由司法解决，不就违反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

例如 2000 年美国总统选举，小布希和高尔的票数争议，最后进到最高法院审理。当时就被人诟病：美国是否已变成最高法院在选总统？这类「政治司法化」的争议，在各国都曾发生，也显示维持三权分立的平衡，实际上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挑战。

那么，大法官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审理过程中会考量民意吗？

林建志的研究室摆满密密麻麻的大法官释宪文件，某些戒严时期文件由司法院移交文件管理局典藏并公开，更多是林建志以研究目的申请阅览、翻拍后印制而成。当中完整记录了释宪过程中，大法官们的反复讨论。

这些讨论过程非常细琐，从中可看出，大法官确实会顾虑民意。假如预期释宪结果将引发社会反弹，解释文可能会保留较多修法期限。

林建志说自己喜欢研究实然的问题，更胜于应然。「大法官也是人，从出生到现在，可能有五、六十年的时间跟我们一起生活在社会中，他们的人生经验与想法，不可能独立于社会风气的影响之外。」

然而，大法官也不必然永远都以民意为依归，比如废除通奸罪（释字第 791 号解释）、受理死刑犯释宪申请（113 年宪判字第 8 号）等，都让我们看见与社会传统伦理及价值观不同的裁决。

换言之，民意固然是大法官的考量因素之一，但民意考量的权重并不会大到成为主要因素。

我们的司法系统值得信任吗？

如果法官无法做到像 AI 一样摒除感情，是否就无法做到公正不疴？如果法官无法放下个人的意识形态，这样的司法系统是否值得我们信任？

「其实不只法律领域，在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案子跟案子之间的情况都不尽相同。这点并不像自然科学，实验目的是为了追求可再现性。」林建志举例：

两个人同样持刀行凶，他们的犯案动机、行凶对象，都会造成判决结果的不同。行凶对象是陌生人或父母？若是后者是否加重刑期？如果动机是因为从小遭受家暴，比起因为拿不到零用钱而动手，刑度是否该减轻？如果是，那该减轻多少？凡此种种，都能再拉扯出更庞杂的情节。

「没有阅读个案情节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质疑：同样是行凶，为什么这个人跟那个人得到的判决不同？但即使不同案子的判决结果相差甚远，也可能都是对的。」林建志回忆起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指导教授对司法审理的注解：「如果想追求判决结果之间的一致性，那应该去学数学才对。」

由于每个案件涉及的事实与人性都非常复杂，每一次判决都会对当事人及其亲友造成重大影响，这并非 AI 能全权担起的责任，还是需要赋予真人法官裁量权，为案件斟酌并负责。

不过，司法还是要防范过度的人治，因此法律会设置刑度及赔偿的上下限，让法官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做出判决。

让台湾更常出现在比较宪法的视野

林建志的研究领域是比较宪法和司法政治，采访过程中提到的大法官解释为何不被运行、影响大法官判决的诸多因素，都让他对大法官面纱下的司法政治产生研究兴趣。

而近年司法院的大法官释宪文件公开规模，在世界各国的法院中实属少见，这也让台湾的法学研究有机会做到其他国家做不到的学术层面。

「大部分国家的法院并不会公开交代他们的考量是什么，美国偶尔有个人捐赠文献，也是单一法官的视角，而不是完整的讨论过程。台湾司法院目前移交的这一批文件，可以清楚看到过去大法官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是当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除此之外，林建志也认为台湾的宪政实践，在国际研究中还有增加能见度的空间。

例如牛津出版社就有出过同性婚姻的论文集，里面的案例已经够少了，竟然还没有写到台湾。不过在正式文献之外，其实已有亚洲其他国家的法院，开始引用台湾的同婚释宪案例。

希望比较宪法的领域能出现更多台湾视角；当我们更加闪耀，纵使他人视野有限，我们依然有机会被看见。

林建志笑称，比起替当事人解决问题的律师，他更珍惜在学术研究之路上，有机会解决自己好奇的问题。虽然报酬不比前者丰硕，但在中研院自由的研究风气中，专心研究一个问题的答案，对他来说无疑是充满乐趣的职涯选择。

研究大法官与宪法法庭，乍看与一般人的日常有一段距离，但大法官解释其实都在无形中影响我们的生活，比如一份对单身、已婚税额差异的解释（释字第 696 号解释），在完成后的每年 5 月，都会在报税季产生影响力。

在国际上，台湾已是民主法治相对健全的国家，但台湾的民主仍然年轻、仍有诸多磨练。宪法和人民之间，确实有如一段需要长期经营的亲密关系。一次又一次的释宪，就像是不懈的双方沟通，确保宪法能持续保障人民权利，并实现更广泛的公共利益。

注释：

宪法法庭以 2022 年宪判字第 1 号为始，以「宪法法庭判决」取代「大法官解释」。由于林建志研究员的研究范围，涵盖台湾自威权时期结束至今的所有释宪案，因此本文以「大法官解释」代称部分释宪结果，少数段落会加注「宪法法庭判决」以辅助说明。

2024-10-29

采访撰文｜陈妤宁
责任编辑｜田偲妤
美术设计｜蔡宛洁

延伸阅读

• 林建志研究员个人网页
• 宪法法庭官网
• 林建志（2020）认真对待大法官解释：论大法官解释之落实。台大法学论丛，第 49 卷第 4 期，页 1777-1843。

司法政治大法官释宪宪法法庭林建志比较宪法法律所

本著作由研之有物制作，以创用CC 姓名标示–非商业性– 禁止改作 4.0 国际授权条款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