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运鸿／社运刺猬与《变成的人》：过去有「我」，如今才有「我们」

书评

林运鸿／社运刺猬与《变成的人》：过去有「我」，如今才有「我们」

「如果我们不信任周遭的人，却又没办法反驳我们是同一个群体，那是比孤单一人还要更难受的事情。」 ──许恩恩《变成的人》

记得318太阳花运动之后数年，被社运浪潮所激励的「进步圈」，曾经短暂流行一句响亮口号：「✕✕的台独我不要」。对于父权、资本、官僚、污染⋯⋯一度以肉身占领国会的青年世代，孤高决绝say no。

尽管到了现在，「✕✕的台独我不要」已然化作记忆中一缕轻烟，随着学运明星投入政党、言论领袖自居网红，曾被年轻人最痛恨的保守主流，「长大」以后也不再那样刺眼邪恶。当然，十年间中国极权步步进逼，岛国确实没有足够余裕，从公开思辨去提炼本来就不够深厚的公民意识。但是回首这句铿锵口号，其语法耐人寻味：从「台湾」到「我」，又从「我」到「不要」。集体通向个人、个人又展现反叛，这是知识分子独有的不肯妥协──想成为我们，但又不想成为「那种」不假思索的我们。

社会学家包曼（Zygmunt Bauman）在讨论西方启蒙运动时曾说，知识分子是唯一有能力自我定义的阶级。「定义」的意思是，拉开距离、分门别类、给予评价。所以聪明睿智的「读书人」，才会声称自己（与党国权贵或无知民粹不同）是创造历史的第一集团。说来奇妙，在这个物质至上的现代社会，仍允许一种嘴砲专业，就算并不生产劳务或商品，但光靠着发起「论述」，足以保有权威。所以当时代碰撞出石火电光，厌弃体制的青年便高声呐喊否定句型：「✕✕的台独我不要」、「你这样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不要变成自己讨厌的大人」。

刺猬的寂寞

属于太阳花世代的青年运动者许恩恩，近日写下叩问社运主体的《变成的人》。在小说故事中，「我（们）是谁？会变成什么？」是念兹在兹的隐性论题。运动青年每每批判性审视人的品质，因之，几位参加跨国抗争的热血大学生，在炎热冲绳旅馆自省：「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台湾人的台湾人？」或者接受年轻社运后辈访问当口，直觉回应就是质疑反驳，（当年我是公民记者的时候）「有没有让受访者等过？」再随着时间推移，运动青年踏入社会，必须在繁华台北寻找落脚处，一个理所当然的标准是「合租者是在吉他上贴反核贴纸的人，在笔电上贴彩虹旗的人」。

这样的社交洁癖说来有点讨厌，可是，如同寒冬刺猬寓言，紧紧贴近同类又被理想主义棱角所冒犯，说不定就是「运动生物」的本能与天命（所以社会运动常常因为路线之争而内哄决裂）。

面向圈内人的「社运书写」，其实也意味身分认同的「边界政治」。现代民主制度需要投票选举凝聚共识，施行强制的国家机器才能取得正当性。然而，诉诸多数决的代议制度，很可能被财团或菁英操纵，结果就是巩固现状、偏袒优势。而那些为了农民、移工、环境或少数族群代言的左翼社会运动，就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一套与代议民主共存的纠错机制──不计自身利害的小型社区，用最大音量去传达体制外的微弱呼吁，试图均衡极度倾斜的权力天秤。

这便导致了社会运动者的人间困境：为了要完善、周济那个更大的共同体，自诩进步的理想主义社区必须勇敢挑战和谐。逼着自己思慕那些并不关爱彼此的广大庶民，更或者，眼睁睁接受自身在争论理想的曾几何时日益尖锐──固守小我边界为了成就大我边界，那是运动者试图从「我」抵达「我们」，必然擦出的金铁交错。

正因如此，对《变成的人》来说，臭脸运动青年和美丽花花世界可谓方枘圆凿。包括主角悦悦在内，他们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议题工作的「科班训练」：读社会科学、参加跨国串联、街头抗争游行、警察殴打拘捕，毕业后就进入非营利组织实习蹲点⋯⋯当知识分子精心打造了属于乌托邦的语言，他们与同胞之间只怕发生更多的鸡同鸭讲。矛盾的是，运动青年明明怀抱大爱，但在社运叙事里追求结构变革的角色，全都是冷峻又理性、几乎不肯内化集体规范的寂寞「刺猬」。

这或许解释了本书忧悒语调。很难不去注意，书中这些「变成的人」，即使处身同婚通过的青岛东路、依偎在跨国社运链接的温暖营火，即便在进步政治大有斩获的当下，无时无刻不进行批判思考的知识青年，还是忧伤地察觉与同胞疏离、自外于世界的寂寥。

在悦悦与Eartha分手时刻，仍要纠正对方用词遣字是否「政确指「政治正确」。」、敏敏即便因为占领立院而收到起诉通知，她仍因为社团会议遭到打断而心怀歉疚──比起私我生命的小苦小痛，「议程」、「结构」、「平等」、「正义」等等伟大词汇老是占据中央C位。于是，当集体抗争的「我们」将革命纪律加诸于热爱自由的「我」，名为「运动伤害」的组织性乳酸于焉悄悄积沉。

《变成的人》还有这样一景，宝宝累了，宝宝去洗澡，曾经的热血愤青打算找个理由结束偶然邂逅。书中那位清楚认识到「社运给不起我想要」的承楷，后来去了高薪金融公司上班。但是运动基因沁入骨髓，光是生活品味，他就没办法自甘流俗：承楷困惑于也自省于，没办法无脑着迷职棒赛事、也说不出那些品评「妹子」妆容体态的闲聊。他无法融入「正常」职场。

在商办高楼的冷气间，若有这样的异类，大概不时得闭上眼睛，在心里喊叫「如果是我们，就不会那样想」。满满英才的外资企业不许宣之于口的「我们」，是身为前运动者的骄傲认同。

社会学家麦亚当（Doug McAdam）曾经描述1960年代美国南方的那场「自由之夏」。出身中产的白人大学生，在民权运动中亲身经历国家暴力与种族冲突，被谋杀、被拘捕、怵目惊心于黑人社区的贫困。但这个动荡夏日，最后成为剀切的献身承诺。出社会以后，经过洗礼的名校毕业生，有许多甘愿阶级下降，主动选择报酬较低，却能够追求集体利益的倡议或助人工作，或者终身成为社运志工。

无从割离的「我们」

或许出于刻意，《变成的人》让叙事混乱交叉，主角到底是津凤还是悦悦？书中时而穿插自我诘问的「你」、时而主观第一人称「我」，然后又拉开为冷然旁观的「她」。明明从青春躁动中幸存的是悦悦，却要透过「你我她」摇摆腔调，不动声色冒充津凤──纠葛缠绕的双生好友，就算当事者甚至不肯承认，但社运小圈圈的「伙伴」无论如何是貌离神合。

一直到卷末，22岁的社运学徒成为44岁的自由工作者，小说叙事才重归明朗。读者现在可以断定，等到时移事往、台湾共同体挺过侵略战争之后，过去一起在异议社团中得到启蒙的两名热血少女，确实有一人自愿提前离场。亲爱的挚友，你怎能，抛下这个亟需变革的危难小岛？

目睹好友自杀，所以悦悦取走了津凤的名字（何以「运动书写」在此有了纯爱电影感觉？）：代替好友冲进行政院立法院、代替好友支持香港革命、代替好友流亡异国。自戕的津凤不能够继续抵抗这个冷酷世界，没有关系，我来接手吧，换我扮演薛西佛斯。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变成的人》之叙事策略说不定是「运动书写」的一着险棋──面向公共的集体行动，难道只是个体内在的惘惘缺憾？社会运动应该是人类展现能动性、重铸既有结构的最佳典范，但有没有可能，悦悦只是无法忘怀，人生中第一次面对面裸裎（无论在政治上或物理上）的青春同志？

这种质疑说起来也不尽公平。日治以来，台湾文学里的运动青年，总带着「他人即地狱」伤痛。写农民运动的〈决裂〉，抗争者得不到妻子的支持体谅；写二二八幸存的〈香港〉，革命者逃往资本飞地，却发现周遭是无尽的人欲横流；写战后工运的《左工二流志》，当组织凌驾个体，然后「无架构暴政」在「直接民主」的旗帜下臃肿孳生⋯⋯《变成的人》写的是2014年的学运世代，但他们并非民团头人、算不上抗争首谋，自然也没有那种发迹的幸运，迳自从街头硝烟直达西装革履的议会庙堂。社运基层离不开江湖，一辈子得与难相处彼此、还有严峻运动伦理苦苦挣扎。

奉献理想不只劳心劳力，更会消耗亲密与信任。于是这样一本运动者手记，无可避免坠入运动者胸臆的无底空洞。抗争瞬间的义无反顾会逐渐冷却，空虚的心此后不可名状。

无论如何，岁月尽管无情，但因为有了「过去的我」，受挫的青年才能够变成更懂同理共情、明了合作妥协的「成人」。被运动起来的我，也完整了属于我们的运动。路线的分歧、伙伴的反目、策略与价值之争辩，还有从社区中被放逐的寂寞，都是无从割离的「我们」。

读毕全书，「圈内」读者应该找得到步入中年的自己。学弟承楷在西装外套下面又穿上运动标语T恤、学姊悦悦也终于重返用自缢放弃抗争的伤心树下。对了，不是还有另一部经典「运动文艺」吗？港片《少林足球》里面最感人的台词，是穷愁潦倒的「大力金刚腿」阿星在一败涂地的球场，突然听见风中乍现神谕：「回来了，全都回来了。」师兄弟们再一次神功附体、再一次众志成城。

《变成的人》显然没有对于「自我之神秘」提出解答，但幸而文学怀揣谦卑，孤独的「我」老实自首，用不带火气悔恨的怀旧，说起参与行动者集体的由衷悸动。那是汗水、泪液，交织你我笑容。回忆至此，应该可以低首承认，眼下歧异不过是通向未来凝聚──正如书中寥寥一语：

「在这巨大的宇宙里，我并不是孤单一人。」

（编按：本文由木马文化提供，文内小标经《报导者》编辑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