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佳和／防制还是助攻？国家检测机构竟也是运动员使用禁药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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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和／防制还是助攻？国家检测机构竟也是运动员使用禁药的推手？

世界反禁药组织（World Anti-Doping Agency, WADA）誔生后，运动禁药的议题，正式走向一个新的阶段：标准、检测、确认，使下一阶段的制裁成为可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利维坦》（Leviathan）中的著名提问：Quis iudicabit？如果不是我，那又是谁来决定？

WADA，以及各国国家运动禁药防制机构（NADA），就是答案。

国家禁药管制机构，其实反对严厉查禁？

查察检测运动禁药，不可忽视的关键在于各国的NADA，台湾当然也有，名为「财团法人中华运动禁药防制基金会」（Chinese Taipei Anti-Doping Agency, CTADA）。《国民体育法》第24条规定：各级主管机关及体育团体应维护运动选手健康及促进运动竞赛之公平，加强运动禁药管制；其禁药管制之教育、宣导、辅导、防治、检测、违规之处理、救济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根据本条的授权，教育部订定《运动禁药管制办法》，第2条第1款清楚定义：

国家运动禁药管制组织（National Anti-Doping Organization，即NADO），指与世界运动禁药管制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即WADA）签署遵行世界运动禁药管制规范（World Anti-Doping Code），办理我国运动禁药管制业务之民间捐助之全国性财团法人。

非常清楚的国家介入设置，其他国家亦多如此；但国际奥会主席巴赫（Thomas Bach）深深不以为然，认为「将危害运动的自主性与特殊地位」。

NADA由各国设立，自然良莠不齐。在许多国家的配置中，NADA的董事会、执委会（以下只举董事会）由来自政治、经济与体育运动三方代表组成，再由董事会任命首席执行官、所辖各委员会、运行单位等。许多国家经验显示：NADA的董事们，常有根本反对──不是反对运动禁药，而是反对严厉查禁防制运动禁药的立场。理由很简单：运动禁药，链接着该国竞技运动的「国际竞争力」，该国政治、经济界菁英们，谁那么容易大义灭亲，力主应勇敢揭发祖国「国手们」的用药丑闻呢？

2013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显示，即便在西德，相较于运动禁药恶名昭彰的东德，从某种历史、社会学的观点来看，1950年代至今，吊诡地，运动禁药竟常被从伦理角度加以正当化，至少是社会经济角度的动机，而且还获得纳税人的大力支持。看似怪哉，其实其来有自。

一个常见的悲观看法以为：只要在反运动禁药的防制工作上，由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头人们主导经费与管理事务，具有挥之不去的影响力，前景必然黯淡。使用运动禁药，让祖国运动员在某些项目上具有竞争力？踏上世界顶尖？这个政治及经济上、姑且称之竞技运动政策上吧，产生的利益及诱惑力实在太强，让运动场域的行动者们竞折腰。

经常举步维艰的世界反禁药组织

WADA运动禁药管制者们，曾经在2007年被禁止入境中国，直至2008年夏季的北京奥运，才被施以「欢迎光临」姿态，但大部分禁药物质，竟在几天后无法验出，无能动摇竞赛结果。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最大宗的、最严重的运动禁药与不当方法之滥用，理应在最直接、短期效果的竞技上「抓出」，摇身一变，沦为无能为力（检测不出或无法检测），反倒是训练上长期使用与施打的药物，成为防制重心。换言之，检测工作经常脱离竞技，而这个趋势，无疑使控制运动禁药的正当性，大打折扣。

不论如何，WADA提出的运动禁药禁用清单（World Anti-Doping Cod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 Prohibited List），已为绝大多数运动项目之各国单项运动协会所接受──当然，运行成效是另一回事。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昔日不少运动项目，要不根本不承认WADA规范，要不甚至数十年不做任何检测。最明显的，当然是美国四大职业运动：美式足球、冰上曲棍球、棒球与篮球，施打禁药几成普遍现象。

2003年爆发BALCO丑闻：美国旧金山一家公司BALCO（Bay Area Laboratory Co-Operative）湾区实验室合作公司，被《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记者马克．费纳鲁─瓦达（Mark Fainaru-Wada）和兰斯．威廉斯（Lance Williams）揭露，其多年来──据信可能从1988年汉城（首尔）奥运会开始──就一直为包括美国与欧洲顶尖职业运动明星（最出名是大联盟球星贝瑞．邦兹〔Barry Bonds〕）提供生长激素、合成代谢类固醇等药物。

令人讶异但又不意外的是，这些顶尖运动明星不是偶尔施打禁药，真实状况是普遍使用，如同在自由车运动员中极常见的所谓血液兴奋剂、违规增血／输血（blood doping）──不论是点滴灌注红血球细胞（RBC）、或使用红血球生成素（EPO）。在这类运动项目，确实会检测如古柯碱、吗啡及其衍化物等硬性药物（hard drug），但同化类固醇却不会。大家可观察到一现象：竞技运动涉及金钱利益愈大、使用运动禁药诱因就愈大，职业自由车赛事、美国四大职业运动，就是显例。

2013年美国职棒大联盟爆发的所谓生源论抗老化中心（Biogenesis of America）丑闻，多位球星涉入，带头的是当时洋基队三垒手A-Rod（Alexander Emmanuel Rodriguez），被禁赛211场最多，由标榜研究「生命延续」知名的该「抗老化中心」，提供人类生长激素以增强体能，引起世人关注。

NADA专家公亲变事主

回到前述NADA状况，有些国家的运动禁药防制机构，难以摆脱国家、政治或经济利益的影响，是以遵循政治或经济界的驱使，乃至于不敢忤逆单项运动协会的路线，就变成不少国家运动禁药检测机构、实验室的命运。

一方面，不少实验室认真地运行竞赛与训练的禁药检测；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非正式地，透过中间人，接收运动员私下寄送样本，以便回复客户最关心的问题：下一场重要赛事，我是否会被检测出阳性？国际上，检测机构的专家们成为运动员的顾问，提供咨询与协助，屡见不鲜。

1998年环法自由车赛爆发的Festina车队丑闻，有法国与瑞士两大巨星车手理查．维伦克（Richard Virenque）、亚历克斯．祖勒（Alex Zülle）的Festina车队，在辅助车上被发现存有大量禁药，以红血球生成素为主，检察官发动对车队住宿旅馆的搜索，找出惊人数量的兴奋剂，根本人人都插一脚，没有人是局外人！

Festina事件带给世界的最重要消息是：运动禁药的检测根本无用，以及理应中立公正的国家检测机构、实验室，根本就是帮凶。

以2021年数据为例，当年德国运动赞助经费，约39亿5,000万欧元，折合新台币1,427亿元左右；同年德国NADA的预算与实际支出均为1,078万欧元，折合新台币3亿8,950万上下，占整体运动赞助总额的0.003%不到，而德国还被公认是世界运动禁药防制成效卓著者。公平竞争、运动员健康，口号满满，禁药查验？不受重视可见一般。

检测运动禁药：明知却无法证明？

WADA成立以降，始终难以逃避的问题是：众人皆知滥用运动禁药，却无法证明；还有，某些检测结果，无法得到官方认可。简言之：无效。

1988年，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环法自由车──当年冠军车手西班牙的佩德罗．德尔加多（Pedro Delgado），遭查出屏蔽剂丙磺舒（masking agent Probenecid），这个物质可增强血液中的青霉素及对氨酰水杨酸（PAS）浓度，简言之，可掩盖同化类固醇使用，要命的是，这个屏蔽剂丙磺舒，不在当年禁药清单上，德尔加多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可继续出赛，隔年获得国际知名的环西自由车赛（Vuelta a España）冠军。请注意，它只是不在当年环法自由车赛禁药清单上，同年1月国际奥会就已将其列入清单内，只是环法主办单位不加理会而已。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历史上第一位8小时内完赛的铁人三项冠军洛塔尔．莱德（Lothar Leder），这位德国籍的「铁人」（Ironman），2007年被控违规输血（blood doping）检测阳性，但隔年随即被撤销，因「进程有误」。2007年德国法兰克福铁人三项赛事前，由于自由车界的运动禁药太过骇人，各界呼吁，对耐力型运动项目，应强化普遍性禁药检测，于是主办单位、德国NADA、德国铁人三项协会，一起推动所谓坚定的、铁一般的透明性（Eiserne Transparenz）计划，「邀请」参赛的职业运动员们，「自愿」提供血液样本。莱德不好意思地也请缨加入，结果数值惊人：血红素达17.9 gm/dl一般而言，男性血红素正常值为12.5 gm/dl以上，女性标准值约11.5 gm/dl。，血容比（红血球容积比，Hematocri）达49%一般男性的血容比在40%到54%之间。，年轻红血球、所谓网状红血球（Reticulocytes）偏低，这些数据都指向违规输血。但这项计划雷声大雨点小，首先，这是「自愿」，不是强制受检；再者，作为违规输血的间接证据，当时评价并不清楚，不足为法律上有效的阳性结果。莱德到底有无施打运动禁药、使用违反规定的作弊方法？结论已不重要，其他运动员忿忿不平，只有官方无动于衷。

另一个著名例子：Bromantane，一种小分子药物，激动剂，常用于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慢性肾功能不全，一种合成的三环胺抗毒制剂的衍生物。在运动员身上发现？通常八九不离十，多拿来掩饰使用红血球生成素。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有5位运动员检测出Bromantane，直接被DQ（Disqualification，取消资格），但后来又撤销、恢复参赛资格，官方宣布：关于其效果，还没有足够的事实证据。这起事件至今仍无人知道前后反复的真正原因为何？我们只记得，1996年，红血球生成素被认为「无法以任何检测方法证明使用」。

当业余运动员也挡不住禁药的诱惑

顶尖运动员，毫无疑问，必须受NADA、WADA规范所限，根据禁药清单，检测阳性，制裁必不可免，理所当然。有趣的是，业余运动员呢？

从法律观点而言，如赛事主办者明示接受并运行WADA规范，参赛者皆以书面表示接受（报名进程其实就是了），则与顶尖运动员无分轩轾：如检测阳性，可请求返还受领之报酬、禁止参加未来特定赛事。理论上如此，不过现实上很难想像，业余运动员很少有比赛报酬，主办单位也不会大费周章进行检测，再者，也不会成立刑事犯罪，一来不满足诈欺构成要件，二来使用运动禁药，该当「自我危害」，也不是犯罪。唯一例外是药物法令，如大量持有或交易违禁药品，包括拿来做运动禁药，当然触法。此时已非运动法上的运动自主问题，不是运动仲裁等机制能介入，而是适用所有人的药品管制。吓吓业余者说也会进行禁药控制？其实至多只有威吓预防作用。

2007年欧洲铁人三项大赛（Ironman Europe, Quelle Challenge Roth 2007），在运动禁药管制上，除了职业运动员外，竟然抽检10位各分龄参赛者，出乎意料之外（或说许多人不惊讶），其中一人同化类固醇阳性反应。当届参赛业余爱好者，约2,500人，如抽样精确率为十分之一，表示可能至少250名参赛者施打禁药。专家不免感叹：观察铁人三项一些「特征」，如某些狂热的业余爱好者，非常勇于「投资自己」，身上行头一个比一个耀眼，或许，连业余者也抵挡不住运动禁药的诱惑。

使用运动禁药：男女平等、有志一同？

至于，运动禁药与性别，到底是男女有别？还是其实差距不大？

虽然说，竞技运动场域还是存在不少性别刻板印象，如予人阳刚、雄性感觉的举重项目，竞技运动界与社会上，普遍多联系至男性身上──相较于女性而言（或许台湾例外，我们的女性举重选手实在太厉害）。然而，如观察国际运动禁药史，其实男女差距不大，无法说这是男性运动员独有或以男性居多的问题，女性禁药纪录仍然斑斑可考。

比较有趣的是，即便男女有志一同，却极少看到「女性运动员自己决定使用禁药」，毋宁是「教练或其他长官命令决定者」较多，跟男性有明显不同。不少退休后提出控诉的女性运动员表示，因畏惧严厉的批评，不敢忤逆「权威者」命令，甚至遭对方丢下「不听话就不能拥有我的爱」，只能接受禁药。男性则大不相同遭查获者常承认，自己热心搜集信息，努力取得禁药，筹划许久，念兹在兹。知名德国电信自由车队Team Telekom（后易名T-Mobile），所属车手拉尔夫．阿尔达格（Rolf Aldag），2000年德国公路赛冠军，退休后担任同一车队经理，在2007年5月24日一场赛后记者会，大方承认自己在1995～1999年车手生涯「主动积极踊跃使用红血球生成素」，看似向大众致歉，却似乎处之泰然，仿佛这在自由车界稀松平常。

回到文章篇头：Quis iudicabit？谁来决定，如果不是我？──看来，有时还真的不是WADA、NADA，而是运动员与「长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