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沒有敵人」
返回目錄頁劉曉波在法庭的最後陳述提到：「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
這段話發布後，在國內外引發了各種爭議。劉曉波對獄中受到某些善待的正面評價，尤其讓那些遭受酷刑和虐待的人士不能認同。有人認為，在其他維權人士遭遇警察和獄卒殘暴對待的同時，劉曉波讚揚中共的監獄制度和司法制度取得的微不足道的「進步」，殊為不當。他在本該大聲抗議的時刻，說這些「很肉麻」的話，不正表明他向強權低頭，試圖通過說共產黨的好話來降低刑期嗎？這種批評貌似有理，卻是對劉曉波的文字和思想的誤讀。
首先，對這份文本應當有「處境化」的理解。劉曉波在這裡描述的，只是他個人經歷和他所觀察到的司法和監獄系統中有限的一部分。關押他的北京市看守所，是中共當局向聯合國人權專員等西方司法界人士開放的模範和樣板看守所，其硬體和軟體都遠非普通看守所可比擬。劉曉波所講的是他個人親身體驗，他並沒有說謊或者刻意美化中國的監獄。
而這樣的表達，背後確實有劉曉波的一片苦心：那就是他希望以這樣的善意讓當局不至於把事情做絕，能夠讓他在北京的監獄服刑，這樣妻子劉霞在以後漫長的十一年裡，就可以就近探監了。否則，如果在外地服刑，舟車勞頓的探監，對身體衰弱的劉霞來說是很大的負擔。為了妻子而在表達上有所妥協，這也是人之常情，劉曉波並非鋼鐵打造的「鐵人」。然而，中共當局並未接受這樣的善意，仍然用非常惡劣的方式對待劉曉波：將其安排到遙遠的錦州監獄服刑。
其次，相對於自己得到還算人道的待遇，劉曉波從未否認過其他政治犯遭受酷刑和虐待的事實。曾經有朋友詢問過劉曉波，為什麼你不將以前幾次坐牢的經歷都寫出來呢？很多著名的政治犯都寫過獄中回憶錄。他回答說，正因為我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犯人，處境比一般的囚犯好，才忍住沒有寫獄中回憶錄。劉曉波在給廖亦武的一封信中說：「與你四年的牢獄相比，我的三次坐牢都稱不上真正的災難，第一次在秦城是單人牢房，除了一個人有時感到死寂外，生活上要比你好多了。第二次八個月在香山腳下的一個大院中，就更是特殊待遇了，除了沒有自由，其他什麼都有。第三次在大連教養院，也是獨處一地。我這個監獄中的貴族無法面對你所遭受的一切，甚至都不敢聲稱自己三進三出地坐過牢。」在這封信中，劉曉波還寫道：「我一直知道『六四』後有太多的被捕者判得比我這樣的風雲人物重，獄中的條件之惡劣，非常人所能想像。……我的羞愧是無法形諸於文字的，所以，在我的後半生，只能為亡靈，為那些無名的受難者活著。什麼都可以過去，但無辜者的血淚是我心中永遠的石頭。沉重，冰涼，有尖利的稜角。」
劉曉波當然知道若干不夠有名的異議人士以及普通訪民的悲慘遭遇，而且一直在向他們及其家屬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高智晟、滕彪、李和平等維權律師受到酷刑和毒打的消息傳出之後，他都在第一時間撰文聲援；法輪功成員、基督教家庭教會信徒等群體遭到各種形式的殘酷迫害，他也嚴厲譴責中共之暴行。
對於劉曉波的最後陳述，還有一種頗具代表性的看法是：你都被人家投進監獄了，人家就是把你當作敵人，你卻仍然標榜不將人家當作敵人，這不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嗎？撇開某些惡意的攻擊不論，從旅美政論家曹長青到近年來積極參與維權活動的藝術家艾未未等人，這些與劉曉波有過或多或少交往的朋友，都對其「我沒有敵人」的宣告持否定性的看法。其實，這些批評者既不清楚這一觀點的上下文和具體語境，也對劉曉波二十年來思路和理念缺乏瞭解。
對於劉曉波的「無敵論」，評論家一平闡發說：「要理解劉曉波的這句話，需要完整地理解他的非暴力、非敵人、非仇恨的政治理念，『我沒有敵人』是『三非』理念的簡練表達。……面對暴虐的政權，他始終倡導和平轉型，堅持理性、非暴力；他寄希望於民間，但是告誡反對派面對暴虐，要有超常的勇氣，要承擔磨難，要仁愛、尊嚴、寬容。『我沒有敵人』是他面臨暴虐權力施加的重刑，對他二十年來所堅持的信念的再次表達。」換言之，劉曉波說「我沒有敵人」，並非一時心血來潮或惺惺作態，背後是他長期一以貫之的價值立場。
在「八九」學運中，劉曉波張貼的第一張大字報名為〈我們的要求：校園內的自由論壇〉，其中就寫道：「中國的民主，必須以消除『敵人意識』為前提，因為在一個民主政體，沒有敵人，只有不同利益集團的制衡。……一切為爭取民主而奮鬥的人士，莫讓仇恨毒化了你的智慧。」在六月二日發布的〈「六二」絕食宣言〉中，他更是反覆強調「放棄敵人意識」：「我們絕食，呼籲中國人從現在開始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為仇恨只能產生暴力和專制。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這使得該文本具有了「不僅是為此次運動而寫」的歷史超越性。
即便放在二十多年之後的今天，這樣的呼籲仍未過時，甚至更加重要和緊迫。當下中國社會的暴戾之氣比起上個世紀八〇年代來有增無減。放棄暴力比施行暴力需要更大的勇氣，宣稱「我沒有敵人」比宣稱「我有敵人」需要更強大的精神力量。
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宣告，源於他內心深處深沉博大的宗教情懷，尤其是長期以來基督教信仰對他的影響。早在上世紀八〇年代中期，他就對基督教文化有了廣泛的涉獵和深入的思考，在嚴厲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他找到了一劑讓中國起死回生的解藥：「中國人的悲劇，是沒有上帝的悲劇。」他在梳理西方思想史時發現，基督教因素始終是一條主線：「對十字架的信仰中，有一種純粹的超越性追求，對上帝的懺悔中，有一種絕對的忠誠。正是天堂使人類意識到了人世的庸俗、懦弱。對人自身的否定和批判，是基督教貢獻給人類的最寶貴財富。……西方的近現代人所具有的職業精神、超越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都來自基督教神學。」劉曉波在「八九」前夕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書名就叫《赤身裸體，走向上帝》。此書還未上市就被收回銷毀，未能對中國文化界產生正面影響。
在「八九」民運中，劉曉波多次提及，他發起絕食乃是為了「走向上帝」。他說：「八〇年代，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懺悔錄》（Confessions）是我最喜歡的經典之一，讀過多遍，使我生命中追隨聖跡的衝動變成了自覺的信仰欲望。」然而，他卻未能真正走向十字架。劉曉波的老朋友、澳洲學者白傑明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菁英們都想當殉難的耶穌，成為舉世矚目的大英雄。但是他們不願被永遠釘在十字架上，而是釘了一會兒就要被扶下來，在人們的歡呼聲中走下十字架。這就是中國特有的或叫有中國特色的走下十字架的殉難者。」
由此，劉曉波意識到，沒有上帝的人不可避免地會造成「自我無限化」及「缺乏對人內在限制的覺醒」兩大致命的後果。由於對人的局限性缺乏警醒，中國缺乏原罪觀念，中國人缺乏懺悔精神。「我相信，懺悔和認罪之時的人是最虔誠、最透明、最富於生命力和激情的。」中國人則相反，他們滿足於今世。他們尋求物質上的滿足；無需求助於上帝，從而無需求助於饒恕或救贖。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六日，尚寶軍律師到北京第一看守所內探望劉曉波。在會面中，對於「我沒有敵人」的最後陳述，劉曉波提出三點闡釋：第一，強調沒有敵人，是廣義的，不是指個人的敵人，而是要從人性的角度消滅、化解仇恨，以此降低以暴易暴的風險。因為縱觀歷史，通常是暴力革命的成功必然會帶來下一次的暴政。第二，就個人幾次坐牢的經歷來看，從以前的監獄（主要是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的監獄生涯和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被勞教）到現在的監獄，作一個縱向的比較，不管從司法上、還是從監獄的待遇及管理上都有進步。這只是個人的體驗，並沒有代表其他方面和個人。第三，無論法庭怎樣判決，自始至終都強調自己是無罪的，不管怎麼樣都會堅持這一觀點。
在這次會面中，劉曉波還表示，如果有機會要特別感謝羅馬尼亞籍的德國女作家、二〇〇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荷塔．慕勒（Herta Müller）女士，因為在看守所內偶然看到了《北京日報》上對這位女作家的介紹文章，這讓他感到很親切。
劉曉波不知道的是，慕勒女士後來強烈支持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他。在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şescu）政權下生活多年的慕勒，比西方人甚至大部分劉曉波的同胞都更瞭解劉曉波的苦難與信念。荷塔．慕勒發表題為〈當第二隻鞋落下時〉的文章聲援劉曉波。這個典故來自於劉霞對他們的生活狀況的描述：長期以來她都處於失眠狀態，就好像聽到樓上的人扔了一隻鞋子的聲音之後，一直都在等待第二隻鞋落下的聲音。當劉曉波被捕之後，第二隻鞋落下了，她總算可以安睡了。
慕勒認為，自由運動的首領後來被稱作自由鬥士，這些自由鬥士可以分為兩個基本類型：過於高估計自己者一類和自我懷疑者一類。通常二者不可相容。但是，在劉曉波那裡，二者融於一身，這就使他如此地真實。慕勒生動地描述說：「我嘗試著去想像：曉波是如此孤獨和壓抑，就好像光著腳從一個鬢角到另一個鬢角，上千遍穿過自己的前額。」
對於劉曉波二十年來的精神蛻變，學者蘇曉康說：「從『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沒有敵人』，此間距離多少、又如何丈量？這既是從文化到政治的距離，從尼采到甘地的距離，也是從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謙卑、甘下地獄的距離。」是的，唯有「我沒有敵人」之理念，才能讓暴力之後正義與和解得以實現。在全球範圍內，這一價值已獲得越來越廣泛的接受和認同。而在中國，它還是空谷回音。不過，隨著劉曉波的倡導，它將如春雨一般，「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