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

模型、认知体系、认知图景是故事之一种，两者都和情景模拟能力相关。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带给人的快感是相近的。从质料因和形式因的结构来看，媒介和故事关系即使如此。模型-故事没有黑白只有好坏之分，像是好梯子和坏梯子。留白、主动而非被动消费。版权-有限资源-劳动量的概念都是很无产的。认知的首要功能是删除，理性是一种疯狂。

职业根本算不上人生选择。我也没有强烈的动机，非要做某种学术不可。我真正关心的，是我能不能控制的环境改变，如果环境恶化以致我感觉到自己没法控制，我会有强烈的动机，在环境恶化以前避开危险的位置。虽然天主教文化也主张履行许多行善的义务，但他们觉得世俗的赚钱根本没有什么神圣可言。神圣应该具有某种高于世俗的特征，世俗的追求至多不过勉强容忍而已。

一个人自己创造的和他所在传统相比，简直九牛一毛。“教育”-莎士比亚和圣经本质上是信息量，海洋般的信息量。好的教育：小时候就记住极少数正典。人力不可改，自然衍生出外在救赎的观念。但是我覺得這種說法有點經不住深入的考究，因為一個非人格化的東西和具有人格的信仰是不一樣的，而且最關鍵性的區別在哪裡？就是說，人能不能救自己的問題，這一點是非常關鍵的。希伯來文化，猶太基督教傳統產生出來的所有宗教，有一個共同的基本前提就是說，它認為人本身是沒有能力拯救自己的，拯救只能來自於上帝，來自彼岸世界才是救贖。如果認為自己能夠救自己，那是一種比較狂妄的想法。但是我們通常所謂的中國文化，無論它對天道或者是神或者是諸如此類的東西是怎麼解釋的，它基本都是認為人是能夠自己救自己的。所以我傾向於，儘管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確，但是如果我只考慮誠實而不考慮任何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話，我只能說是，通常所謂的中國文化是沒有信仰觀念、沒有彼岸意識在內的東西。

是一種人文主義色彩的認知世界。在這個認知世界當中，教會是一個遙遠的背景，而且大體上扮演的是一個負面的角色。文明、啓蒙和進步才是世界的主流，西方在這個世界主流中走在前面，但是前提條件是打破了原來教會對文明和進步的各種約束作用，像是啓蒙衝破枷鎖一樣，才能夠解放出現代的自由和文明。現代的自由和文明主要就體現於解放，而解放，在當時我也跟大多數人一樣，分不清楚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和他們所說的教會對于思想的約束到底是什麼關係，只是模模糊糊的傾向於一切自由和解放都是比較好的。

在英美社會上我沒法注意不到，被稱為是進步的人文主義知識分子，包括哪怕是像傑斐遜總統這樣的自然神論者，在社會上只是一小撮，非常少的一小撮，社會的基層仍然是基督徒，而且大多數社會工作是由牧師和教區完成的。即使是知識分子當中，通常原先啓蒙者告訴我們，本來這些人應該是解除了基督教束縛的世俗人文主義者，但是在美國，一般人認為自由民主最先進最典範的國家，它實際上依靠的是愛德華茲牧師諸如此類的人，他們發揮的作用比傑斐遜總統這樣的人發揮的作用要大得多。

十八世紀以來，基督教的力量，至少在社會意義上是大大削弱了，國家通過官僚組織侵奪了中世紀教會所掌握的主要權力。同時尤其重要的是，教育原來也是教會所主辦的，現在產生了國家利用納稅人的錢建立世俗大學，世俗大學大量產生了世俗知識分子，世俗知識分子通過教育改革控制了最基礎的學校教育，掌握了塑造人類，特別是人類兒童心靈的重大權力。國家把兒童從教會手裡面奪到自己手裡面，並不是出於開明和進步的邏輯，而是為了掌握塑造新國民的權力，他們要把這些新國民塑造成忠於具體的世俗國家，比如忠於法蘭西和德意志，讓他們為國家去死，讓他們把政治看得比宗教還重要，例如法蘭西人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們是法蘭西國民，效忠於法蘭西，按照這種新的邏輯構建近代世界。最後，正是由於這種新的邏輯，世界大戰才會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歷史變化，主要是英國變得更接近於歐洲了。但是美國仍然有自己的傳統，可以說，美國直到現在仍是一個當之無愧的基督教國家，它的鈔票上仍然印著「我們信仰上帝」。而歐洲呢，通過福利制度和官僚體系進一步發展，變得益加世俗人文主義了。

像社會組織這種東西，你可以把十九世紀以後的社會組織，特別是列寧主義政黨，看成是一個沒有上帝和基督的反面教會。它的組織形式，它的黨支部書記其實就是一個相當於教區牧師的角色，他隨時隨地，在牧師給你講聖經的禮拜天，支部書記也會召集他的黨員什麼的，學習馬克思的著作，講階級鬥爭，講工人團結的道理，諸如此類，然後他也是能夠提供養生送死的全方面服務的。

美國是一個高度結社自由的國家，誰高興結社都可以結社，我知道有很多社會主義者都結成了類似的團體，想要搞新和諧村，搞社會主義實驗。但我看到的情況就是，他們沒有一個能夠維持到一、兩代人以上的。無論最終的原因是什麼，但事實擺在眼前：無神論者或者世俗主義者搞的結社是極其脆弱的，無論是在自然環境還是在社會環境下，都沒有什麼抗壓能力。而人類團體的前途，通常不是取決於你在最繁榮時刻的最佳表現，而是你在處於最糟糕時刻抵抗困難的手段。

而西方之所以能夠在近代把它的秩序輸出到全世界，就是因為早在近代以前，它的社會資本就極其豐富，它的社會中間層比東亞要厚得多，內部的小團體和錯綜複雜的社會網絡結構要完善得多。而這些網絡結構中間，毋庸置疑，教會是其中最核心、最深刻、最基礎的部分。我們過去注意了太多那些知識分子搞的東西，其實只是水面上的泡沫，水面下最堅實的基礎始終是教會。而西方背後輸出的那些秩序，你只要順著歷史線索，追溯到足夠遠的話，最後總是跟基督教有關，即使不是直接出自於基督教的，至少也是出自於跟它有高度相關性的因素。（上游水）

明清時代的東亞社會已經是高度散沙化了，除了高高在上的強大的皇權和官僚體系以外，社會上還能存在的組織，除了以血緣關係維持的宗族組織以外，已經沒有多少了。那麼可持續的社會資本是從哪兒來呢？實際上歸根結底就是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教會，第二部分是非教會的NGO。如果是在繁榮昌盛、一個高度民主和法治的社會裡面的話，它們的活力和耐壓性不是很容易區別的；但是如果處在一個高壓或者是其他因素造成的極其困難的環境下，差別馬上就顯示出來了，教會顯得非常強大而耐壓，而沒有宗教背景、純屬世俗的任何團體，尤其是知識分子團體，即使它們在繁榮的時候顯得非常強大，在困厄的時候卻總是不堪一擊，像泡沫一樣迅速地碎裂了。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是宗派不重要。我知道有很多神學家和很多值得尊重的平信徒主張，重要的是事工，講神學方面的派系是擾亂人心，把普通的、神學造詣不高的平信徒引入歧途，這樣是不好的，除了效法基督和事工以外，最好不要講別的。這個說法有很多的道理，至少我沒有辦法反駁這種說法，但是我從長期歷史進程中間也看到這樣的現象，就是說，儘管宗派衝突是令人痛苦的，有時候是要流血的，甚至是流無辜者的血的，但是它從側面上恰好反映了在這個階段，所有人對信仰都是極其認真，這恰好就是各種理論、精神世界發展得最接近完善的時期。因為你如果不是對這些事情極度認真的話，你是不可能把身家性命賭在上面的。如果你抱著一種無可無不可，哎，這樣也行，那樣也行，他說的也有道理，你說的也有道理，什麼都無所謂的態度，確實是不會發生衝突。但是這種人，你也可以想象，第一，他精神發展的深度應該是不太夠的，第二，這種和平是不是好事，到底是維護和平的好事，還是代表了信仰本身的衰微，代表了整個社會對信仰本身已經變得無所謂或者不在乎了，這是很難說的。美德内在的缺陷。

文藝復興本質上是歐洲皈依基督教以前的那個異教世界的復辟。我們現在主流對文藝復興的看法是誤導性很強、片面性很強的。文藝復興本身就是羅馬教廷腐化或者是世俗化的一個產物。就我得到的材料來說，文藝復興有很多重要的人物，他們自己都是教士，甚至是紅衣主教或者高級教士，但他們研究的主要項目是非基督教的，而且與我們現在的主流說法相反，他們不是在研究近代科學，而是在研究非常古老的巫術，例如埃及巫術、巴比倫巫術之類的東西。這些東西在中世紀長期被正統的教會打壓，認為是違反基督教真理的東西。但在教會的精神控制力鬆弛以後，很多知識分子，甚至是名義上為教會服務的神學家，都非常著迷這些事情，要從古老的文獻中研究希臘時代，比如說以弗所的阿波羅的神諭，研究東方巴比倫的巫術，研究占星術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東西在教會的正統觀念來看，肯定是屬於怪力亂神，怎麼看都不像是虔誠者應該做的事情。

我們所稱的現代科學是在這個夾縫中間偶然產生出來的一個副產品，雖然文藝復興具體說來是對現代科學有一點點幫助，但這好像不是他們的主要動機。我們可以比較刻薄地說，他們主要是在研究占星術的過程中間，順便給天文學增加了一些知識。而且占星術在他們研究的各種怪力亂神的知識中間應該還算是比較純潔的，比較不純潔的知識，確實是跟黑巫術沒有什麼區別的。像與《浮士德》中梅菲斯特原型有關的人物，德國大師阿格里帕（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這種人，他們研究的那些古老法門中間就包括這樣的技術，你如何把美洲的、亞洲的、埃及的、各個地方的一些神秘植物湊起來構成一個魔圈，在適當的時候念適當的咒語，點燃這個魔圈，就可以發揮召喚某些精靈或者是抵御某些精靈的作用，而這些精靈呢，能夠告訴你許多寶貴的知識，比如說把不同的金屬轉變的知識，比如說操縱火蠑螈和其他神秘生物的知識，變化各種元素，使人延年益壽，或者通過某些神秘的門道，在地球的各個antipode之間來回穿梭的知識，諸如此類的東西。在當時人看來，這些技術好像跟科學是沒什麼區別的，在他們看來，這都是運用一定固定程序的實驗和研究取得某種目的效果的行動，跟現代化學家看待他們實驗的態度是基本相同的。

而宗教改革呢，恰好就是對我上面說的現象的一個反動，它代表了一些比較虔誠的人，特別是北歐那些比較虔誠的人，對以意大利人和南方人為主的人搞的怪力亂神的一種憤怒，覺得你們這樣做嚴重地違背了基督教最初、最原始、最純正的宗旨，有必要撥亂反正。所以這兩個運動從整體上來講是截然對立的運動。當然所有運動都是複雜的，有很多不同的支流，你要說用一兩句話概括，說所有人一定都是這樣的，找不出反例是不可能的。任何一個涉及到很多人、很長時間的運動中，你都可以找出反例，但是你還是能夠區別出主流和反例。要是從主流的角度來看，宗教改革不是文藝復興的輔助或者是同路，恰好相反，它代表的是北歐的虔誠對南歐的不虔誠的一個反擊，兩者之間處在恰好敵對的地位。

我相信即使沒有文藝復興或者是我們所說的新教改革，這些活動在原有的天主教會內部也會不斷地持續下去的。新教改革的特殊之處在於什麼呢？它完全破壞了基督教共同體的觀念，把以前大家相互撕逼的時候不肯撕開的那個最後界線給衝破了，公開建立了各種各樣的分離派教會，這是以前所沒有的特點。這種做法在天主教徒內部也引起了反宗教改革，而反宗教改革其實本身也是一種宗教改革。

據我所瞭解的伊斯蘭教，實際上是把耶穌和摩西都明確認為是人，但是是先知，他們是默罕默德以前的先知，沒有神性只有人性，他們所傳導的教義本身是正確的，但是卻是不完整的，需要默罕默德後來對它們進行補充以後才完整。我想正統的伊斯蘭教是這種看法，他們應該不會說是對耶穌的身份有猶疑和爭論。正統的伊斯蘭教肯定會說，耶穌就是人，耶穌是先知，耶穌是一個啓發了後來先知的不完整的先知，這應該是他們的正統和經典的看法。他們對基督教的看法就是，我們已經製造出了伊斯蘭教，等於是把猶太教、基督教所有可能有的優點全部包括上去了，還給你們增加了很多優點，為什麼你們不全都加入我們呢。這是他們基本上的看法。

所以你可以把這假定成為一種類似羅馬帝國瓦解以後的局面，能夠繼承羅馬衣鉢的也就是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教世界。而你選擇基督教還是選擇伊斯蘭教，也就決定了你將來的前途。在羅馬還在的時候，提爾和西頓（早期均為腓尼基城邦，今在黎巴嫩境內）、巴爾米拉這些地方，跟馬賽、羅馬是沒有什麼重大區別的；然而過了一千年以後，屬於基督教的那一半和屬於伊斯蘭教的那一半區別就非常明顯了。

可以建立一種比較簡單和扁平的社會結構。我個人覺得，伊斯蘭教在近世，在中亞取代佛教和其他各種宗教的過程中間，社會成本的消耗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這個過程跟中亞貿易體系的衰退和財富的外流是有密切關係的。也就是說，如果社會生態趨於退化，你要在一個比較低的標準，財富比較少的標準上，仍然能夠維持社會團結和安全的話，伊斯蘭教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在一個貿易繁榮，多元文化盛行的地方，它就不見得有什麼競爭優勢。

這兩者是連續性的。一般來說，主流的觀點都說是猶太基督傳統，就是說這兩者是不能分割的。舊約是基督教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少了它就不會完整。但是猶太教並不會承認基督教，它的基本精神是非普世性的，在亞伯拉罕的子孫與選民，和非選民之間有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基督教則是普世的，上帝的愛是留給所有人的。

要談論猶太教是極其困難的，因為猶太人是世界上產生神學家和知識分子最多的民族，如果他們還能算一個民族的話。所以我不敢在這方面下結論，我覺得無論在這方面下任何結論，你都不難從猶太教的眾多學者和教士當中找出某一派，你原來根本就想象不到它已經存在的派系，證明你剛才說的那句說法是不正確的，其實還有完全相反的解釋。我只能用一個比較概括性的說法來說，就是說，你很難找到猶太人目前的神學家和知識分子還沒有做出來的解釋。如果你形成一個結論的話，多半他們早已經形成了。如果你排除這種可能性的話，多半你會發現，他們早已經用其他某種巧妙方法證明你排除的不對了。

政教分离-教会、中产阶级和统治者的关系？国家和社会。“人的绝对自由意志”。

一切质疑上帝公正的言论，骨子里都是只在乎广告的。

“猎奇”-两希以外的考古学。

在中国而言，孔孟老庄和纵横家混合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另一种行为模式，也就是一种否定公共德性的哲人。他的礼法和道德是针对个人的，而在公共事务上是世界主义者和流浪者。——即非封建主义。你可以从卜式（西汉大臣，以牧羊致富）和汉武帝的故事中看出这种伦理。这种模式暴露了华夏世界最根本的习惯法：没有针对陌生人的义务，只有私人对私人的关系。即使对于皇帝，效忠也是形式，实质的付出，必须另有知遇之恩。这种文化没有职业道德（对无名陌生人的底线）和事业心（对无形仲裁者的信服），只有等价交换的游士原则（良禽择木而栖，危邦不居乱邦不入）。荣誉感-封建主义-无法而且也不应该量化但是是日本最重要的资源-干活是努力干而非应付。

 情景模拟能力强弱同生活方式、阶级出身、文明气候相关。自由探索，没有任务感，注意力空间是空的，要有一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心态。创造者和上等人是极少数有权利永不长大的孩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然后掉进短期博弈的陷阱，发展可能就越低。

 孩子以探索为乐，看到什么都很有趣，这本身即是娱乐，像遇见精彩的段落就会默记默诵，就像对待《燕歌行》或《長恨歌》一樣，除了節律的快感以外，別無其他目的。不读流水账，只读有文采的部分。他们的主要竞争压力来自对大自然的认知能力他们往东往西是有偶然性的，可能性很充分，而不是资源的刚性约束，他们享受的是那种原始部落的生活。

系统、背景知识、模式和结构才是正经事。

 做实验收集素材，各种学术格式都是给无产阶级做准备的。但人类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有博雅传统，一是古典时代，一是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的时期（18世纪）。绅士业余撰史、探索世界，是业余是爱。集邮爱好者-流水账的心态本身就不是绅士的。学生时代极其有限的空隙中可能还遗留着绅士类生活的可能，读书-古典熏陶式教育都是时间太多的结果。但有闲阶级说到底跟无产的公立学校制度格格不入。博雅之士学史是为了通古今之变。

但科举的胜者肯定都是些把具体的明示的琐碎知识看得比默示知识重的人，这已经渗入我的血液里了，会习惯性地去背诵一些没有因果联系的“知识”。

年轻吸收能力强的时候，经验比赚到了多少钱重要。微环境引导-遗传，母胎里母亲对未来环境的预期是否稳定，幼年自己都记不清的微环境-阶级，15岁以前青春期的特殊经历是影响性格的决断因素，行为模式由此塑造。男女、零花钱、家庭小共同体的关系等，小孩都能凭直觉感知到。15岁以后要多冒险，观人入微的能力不经磨炼是无法展开的。直觉是达尔文算法，家庭内部关系是隐秘的政治学训练。

 文体代表路径。文體是識別信號的一部分，自身就構成排斥機制。「孫盛陽秋海外傳，所南心史井中全」就是哈里•波特那種意義上的離體魂器，道金斯那種意義上的meme。西方负典的隐含前提是：政治和社会责任已经有其他人承担，他只負責救偏補弊。如果有人根據譴責建築師腐敗的雜文修房子，下場很可能比最腐敗的建築師更糟。负典不是道德上邪恶的，尽管可以如此发明。

 但绅士对自己是不自觉的，也没兴趣去搞繁杂的体系。只有怀着智力优越感但又深知自己处境极端脆弱的游士-知识分子才会去分析绅士。游士觉得统治者和人民都不是自己的同胞骨肉，智力和道德都低于自己，对两者都有忌惮和轻视的感觉。这是理论和现实的矛盾，自己养狗养小孩会觉得累，但是事實上從理論上來講，狗的存在是社區具有狩獵性的一個證據，而且有跨物種的成員存在比只有單一的人類物種要好，它實際上能夠提供很多默會知識，也就是說環境的豐富度比只有人類要好。内卷化的证据是环境的丰富度不断下降。寵物之類的都不要養了，能養耕地的牛就已經不錯了。如果還有狗的話，那也是吃垃圾的狗，地位非常低賤，根本不是人類的朋友。但是這樣培養出來的人，他的思維的單調程度必然比較大。如果有朝一日我說我不准小孩養狗，那就說明我是一個比較自私的人，認為我在自己已經形成的這個格局裡面利用的那點時間很重要，而他將來發展的無限可能性不太重要。

思想实验，像西洋音乐、形式逻辑、数学那种不算是经验知识体系，靠天赋-天生是这一类的大脑可能玩得动，但这对像我这种中下资质的人来说不保险。下等人可能没办法搞定太过抽象的东西，需要比较具体的例子。从这个角度说，汉语这种模拟式的语言相较起比它更多维度，能够推动抽象思考的语言如德文和梵文，是要低级一些的。这种结构感是有内在美的，它暗示了上帝的存在，天赋的差距。

實際情況是，人類在農業革命產生以前差不多就是在這種狀態。真實的原始部落並不像是十九世紀的人想像的那樣悲慘，而是恰好相反，他們真是把80%的時間用於宗教活動和娛樂活動，只有20%的時間用來收集野果、香蕉和各種食物。因為這些食物無論是狩獵來源的還是採集來源的，都是移動的、不確定的，他們並不需要有農業勞動那樣艱苦的計劃和密集的投入。

現代資本主義就有一個現象就是，只有在像是越南這樣經過了農業革命的地方，搞工廠建設才能夠有效運作，因為只有這些地方才能夠產生出有紀律的勞動力。一般來說，沒有經歷過農業革命的地方，本來還處在原始部落階段的那些地方，那裡的人根本培養不出適當的工作條件，因為他們的覓食方式和經濟活動跟所謂的遊樂沒有明顯差別。到處去摘香蕉，這是小孩子都會幹的事情。他們很難把注意力幾個小時幾個小時地長時期集中在一個地方。他們很難不把機器當作一種玩具，然後發揮他們的好奇心，把零件拆了或者幹諸如此類的事情。而因為他們平常的經濟生活就是這樣的，所以他們也不會覺得這樣有什麼不對。要讓他們違反他們的習慣，對於他們來說等於是把他們關進監獄。幾個小時守在同一台機器上面，所做的動作都是一模一樣的，這個事情你仔細想一想，就像把小孩子關進課堂一樣，對於他們來說大概就是把他們關進監獄了。

這種情況下的人類反應其實是非常正常的，因為人類存在的大部分時間都是處在這種狀態下的，尤其是男性。農業可能跟更多地坐在家裡面的女性關係更密切一些，而男人跟狩獵的關係更密切一些，所以男性特別討厭那種重複性的勞動。大部分時間用於各種消閒活動，比如說可能就是黑猩猩那種相互捉蝨子的活動的升級。在身上畫各種圖案和紋身之類的，這種東西大概是人類最古老的藝術。

他們的大部分時間就是用於宗教活動，在宗教活動上唱歌獻藝，以及各種私人之間的藝術活動。個人的威望高低，除了比如說在狩獵時是不是英勇、在巫術活動中是不是法力無邊以外，主要就取決於他自己的藝術造詣的天賦。藝術家這個東西在現代社會是非常邊緣的，但是在原始部落當中則是跟巫師差不多的角色。巫師所做的活動，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他有藝術天賦和知識分子天賦的緣故。現代社會被擠壓到邊緣、通過文學藝術這些活動釋放出來的這部分能量，很可能就是農業社會產生以前人類的正常活動留下來的一點點殘餘。

创造者占人口比例最多的时代是原始部落时代，而农业社会七、八成人口是那種只會幹活、也不會思想、吃的是植物性食物、吃不飽穿不暖的人，那種人在依靠打獵吃飯的原始部落是不存在的。原始社会把比较差的人都淘汰掉了，而文明社会允许奴隶和贱民以下等人的身份存在。像我这种不确定自己资质的人，最好是去做个水管工-厨师，不然你自己是个水管工幻想自己本来是个杰出的诗人是很容易的，但反过来并非如此。

美国比较接近原始社会，西部大开荒，所以美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中產階級超過人口50%的社會，美国创造出来的资源也更多。多数时候，文明是少数创造者創造出來的資源允許很多非創造者以下等人的身份存在的一個條件。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反，并不是少数精英剥削了大多数下等人，而是恰好相反，少數精英的創造除了養活他們自己以外，作為一個附帶產品，使得大多數沒有創造能力的人還能夠存在，而且還能夠以某種安撫他們自尊心的方式繼續存在下去。基本上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应该做一个保皇党。

若社会结构的演化破坏了少数创造者的创造机制、導致社會崩壞的情況下，那麼就會有大量的人口死亡。然後在接近於蠻荒的狀態中間，遊戲又會恢復到原來那種狀態，不是具有高度創造性的那種人就會生存不下去。所以，文明有它內在的不穩定性，它不是天然地不斷向前發展的。“进步主义”如果是天真地以为文明是在进步的话，那就太单纯了。蛮族-文明-衰亡的循环。

所谓的健康文明是：给下等人足够自由开放的机会，让他们向上等人方向发展。这种机制一般被称为是自由，但不能被称为是民主。民主一般是有害的，它能维持是因为民主有时能支持自由，所謂的自由，就是能夠讓盡可能多的人在盡可能長的時間內像孩子一樣生活的機制。社会对待小孩的正确态度-基督教。

中國人培養出來的優等生大部分非但不是創造者，而且是創造者意義上的反面。他們頂多能夠當優秀的文官或者優秀的中級管理人員。因此就產生了一個有趣的效果：以這種方式為精英教育培養出來的社會是需要征服者的。它培養出來的最上等人就是士大夫，士大夫需要什麼？士大夫需要皇帝。不征服他，他就會被流氓無產者征服。最後明朝的皇帝過了幾代人以後做不成流氓無產者、只能做紈絝子弟以後，士大夫階級開始抬頭。流氓无产者-纨绔子弟的路线。创造者不是士大夫那种人。不论是创造者还是什么人，都必须在一个契合他们品性的环境里才能发挥才能，在现代社会这其实很讲究机运的。

你必须重视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演变趋势，然后判断某种环境是否具备投机价值。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我就得去投机。

这种社会的聪明人是智力测验产生的，测验内容完全无关紧要。正如苏东坡所说：无论折腾策论还是经义，反正选出的人都是同一批。同一智力级数的人，肯定能在同一层次内相互交换职业；但在更高或更低的层次内，即使保持同样的职业也不能胜任。所谓君子不器（没有专业），但必须知天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德性，只有中立的技术能力）

一般人認為神學家必須有宗教信仰，其實不一定。神學家是法學家的父親，科學家的祖父。三者都是要製造假說，證明現存材料的背後存在邏輯一致的大統一基本理論。

如果你用柏拉圖的理論或者任何工具，證明基督教的所有材料存在本質的一致性，你就是合格的基督教神學家。如果你企圖證明所有習慣法存在內在的一致性，而且能夠發明出一套自圓其說的理論，那你就是一個法學家，但你的法學理論並不是法律本身，也並不保證法學家自己不會犯法。如果你企圖證明所有星球或所有疾病存在內在的關係，而且也發明了一套振振有詞的理論，你就是天文學家或生物學家。

歷史發展的順序是從神學到法學，從法學到科學。最困難的步驟不是具體內容的證實或証偽，而是你如何確定看似矛盾的各種材料為什麼一定存在本質的一致性？大多數原始人都認為世界本來就是混亂的，根本沒有什麼統一規律。顯然，規律的存在本身就是信仰問題⋯⋯（价值界的多神论者的天花板）（现象学）

神學、法學和科學從性質上講都是信仰，但神學家、法學家和科學家從技術上講完全可能對自己發明的理論毫無信仰或擱置信仰。這種情況就像律師明知被告有罪，仍然可以根據檢察官掌握的同樣證據，發明一套不同於檢察官的解釋體系，使外行陪審員無法判斷，兩種解釋孰優孰劣。韋伯所謂價值中立，就是這個。（随便污蔑，制造出错误的因果联系，）

神意历史理论和德国。

全球化造成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在无根的国际资本主义刺激下，地方主义发育为民族主义的速度骤然加快了。我们必须正视：资本主义不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想象的普世化、理性化进程，而是一个创造民族的世界性进程。创造民族会不会导致矛盾激化，要看政治结构的包容性。比如魁北克在加拿大没有问题，但是科索沃在塞尔维亚就有问题。

民主需要高度的价值观认同-民族-共同体边界清晰-各种产权法规的正规化-罗马法和习惯法。肯定会导致小邦林立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最多只能容许雅典帝国或罗马帝国，就其根本而言，其实只是最强大的共和国对盟邦和外邦行使世界警察的权力。

中国这套民族理论有一个概念，就是把民族当成一种静态的东西，好像挖掘化石一样，挖出化石以后给它分类，分到这一组就是这一类，分类完了以后它就永远不动了，但是民族显然是流动的。

这样的话又很难，一旦扩招以后再收缩的话，现在大学教授怎么办？就像通货膨胀一样，开始最好就不要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以后再收回来就非常困难。路径依赖。

誰會說師道尊嚴呢？就是那種沒有多少人尊重他、他如果不一天到晚嚷嚷就沒人尊重的人。誰講白人至上呢？就是哈克貝利·費恩的父親，一個窮光蛋，黑人教授比他有錢多了。通词膨胀，语言从沟通工具变成沟通障碍，是所有人德不配位，必须靠政治宣传技术维持假象的体现。如果你们不在非常现实的财产和权力问题上做出切切实实的牺牲-代价的话，那你们跟禅宗是没区别的。總之，其實世界歷史是相當公正的，悖入悖出，你往哪個方向投入就會在哪個方向得到收穫。你吸引到的是什麼樣的人，本身就說明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如果你失敗了，那當然是因為你想要達到的目的跟你這個人本身不配套的緣故。失败是上帝给所有人最大的恩典。

公众理解力多多少少通过训练能提高一点，但舆论公正的时代是从来不存在的，思想领袖肯定是有代价的，但言论终究不同于行为，而对待流氓是该马上还手才对。

查理•柯默翰（Charles Krauthammer）的讀者，全體都是當代的大眾閱讀階級。媒體是觀念戰場的軍團，塑造和修正認知圖景的鬥爭本質上屬於馬基雅維利主義的一部分。離開了此時此地的默示背景，這些文章就失去了原有的意義。“默示背景”指的等于像是托克维尔和托洛茨基措辞及其具体所指之别这样的东西。

第三類相當於接受國有企事業單位《本年度大煉鋼鐵成績表》的蘇聯計劃官員，只要有格式就足夠了。鋼鐵可能是砸鍋弄來的，或者切割剛剛發放的新機器弄來的，反正無關緊要，因為表格沒有填錯。我有國有企事業單位子弟的階級本能，對這些表格一點尊重都沒有，私心以為拿這些東西炫耀的人肯定出身於沒有正式工作的盲流家庭。標準格式不是種子，而是樹上的癭瘤或腳上的老繭，只有保護自己對抗環境的臨時性用途，像手套一樣隨用隨扔隨換。我在傳教士精神發作的時候，往往會夾帶一些種子進去；但我自己覺得這是額外的福利，應該列為慈善捐獻活動。无责任心-宋代的盔甲。职业道德：对无名陌生人的底线。“工匠”“商人”最重细节：日本的领主和本藩的工匠组合，构成封建主义的跨代契约。工匠组合在本藩的财政危机和税收决策当中，经常是方案的制定者。领主的家老对本藩特色产业有财政依赖，习惯于制定产业政策，对原材料实施质量监督。这种监督只有在村方自治和武士领地责任的保障下，才有执行的可能。吴越分散的棉布和茶叶生产者实施质量监督的成本，比执行一条鞭法还要高，偷工减料降价争取屌丝市场，比保障质量而让屌丝买不起有利。他们用这种手段，使宋代以后的官府习惯了越来越差的供应品；用同样的手段对付英国人，迫使英国人自己培养能够避免掺假的锡兰茶生产地。幕府和大阪商业组合的财政分割，构成德川宪法的重要部分，导致双方积极支持名牌产业的技术保护，严令禁止棉布业者雇用未经资格认证的农村临时工。封建主义的行业团体有效地保障了今天所谓的匠人精神，使他们为精致产品的荣誉感而工作，相信他们的子弟或义子将会传承门户，甚至比领主世家更漫长更稳定。 流民-临时工。

江户幕府、备前藩和尾张藩最后一次颁布法令，保护工匠组合免遭民工恶性竞争，是在1842年。法令保护的对象，就是川端康成《京都》描绘的匠人。他们的祖先跟神社、寺庙一起出现，彷佛像山岳和森林一样不朽。这时，京都市场的条纹布质量已经超过英国呢绒。木曾川沿岸，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植棉花。明治维新以后所谓经济起飞的产业，除了八幡制铁所和相应的军事工业以外，全都早已具备稳定的政治传统和交易体系，其中一半可以追溯的历史，比松平-德川家族还要久远。“长久积累的知识传统”——跨代保护的封建契约-可预期性-人格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