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探監的路何時才是盡頭？
返回目錄頁時間與品質相關。就政治立場而言，做一天的反對派很容易，很多人如流星般升起又落下，無影無蹤；而做二十年如一日的反對派很困難，劉曉波堅守在中國本土成為中共「眼中的一根刺」，二十年如一日，有幾個人做到？從愛情到婚姻也是如此，做一天的恩愛夫妻容易，哪對新婚夫妻不是如膠似漆？做二十年如一日的恩愛夫妻則非常艱難，尤其是像劉曉波和劉霞這樣在逆境中相濡以沫的夫妻，在中國確實屈指可數。
劉曉波遇到劉霞，一匹桀驁不馴的「黑馬」，終於找到自己的軌道，從此沿著這條軌道穩穩前行，正如劉曉波在給劉霞的詩歌〈一封信就夠了〉中所說的：「兩條鐵軌突然重疊／撲向燈光的飛蛾／以永恆的姿態／跟隨你的影子。」
一個女人的愛，足以讓一個男人的性格為之改變。有了劉霞的愛，劉曉波浪子回頭金不換：在朋友圈子中，若說劉曉波是排名第二的好丈夫，沒有人敢說自己排名第一。劉霞常在朋友面前打趣說「我們家的傻博士」，劉曉波在一旁嘿嘿傻笑。作家孟濤兒感歎說：「當初他在女人方面放蕩，現在他忠實於自己的妻子、唯一的情侶。他變得徹底，從為了虛榮的自我而奮鬥，變成放棄了自我，為了某些其他的東西，或者完全利他而做。……真實之後，就自由了。他擁有了真正的力量，愛的能力。」
劉霞和劉曉波結婚多年，一直沒有孩子。劉霞說：「很早以前，我們倆人就商定不生孩子，不論是男孩女孩，父親被投入監獄對於他們來說總是件十分殘酷的事。所以，我們現在還是頂客族。」他們決定不要孩子，還有一個原因是，劉霞覺得做母親過於沉重，她小時候就沒有享受過母愛，她不願讓這個詛咒遺傳下去。
沒有孩子，這對夫妻便彼此擁抱取暖。家，總是一個最溫暖的地方，因為有愛人在。晚上，劉曉波和劉霞跟朋友們吃完飯，盡興而歸，差不多是十點左右。這個時間對一般人來說，稍稍休息一下，就要準備上床睡覺了；而對劉曉波和劉霞來說，才是一天工作的開始。劉曉波和劉霞都是「夜貓子」，喜歡晚上工作。
劉曉波在客廳兼書房裡面，泡上一壺濃得看不出顏色來的茶，打開電腦寫作，或者在電話上跟朋友們聊天。劉霞則在那小小的畫室裡畫畫、寫詩、讀書，或者擺弄攝影作品。他們自得其樂，各不干擾，一直工作到凌晨四、五點才上床睡覺。第二天中午一點左右才起床。誰要是上午給他們家打電話，包準找不到人。
他們家裡有一台電視機，一般情況下沒有人打開看。除非有精彩的足球賽，劉曉波這個鐵杆球迷才會被吸引到電視機前。曾擔任筆會祕書長的趙達功回憶說：「劉曉波的電腦就在客廳裡，書房也在客廳裡，客廳裡有電視機。他可以一邊看電視球賽，一邊與我聊天……即時繪聲繪色談論球賽現場情景。」就像不讀中國當代的小說一樣，劉曉波也不看中國足球隊比賽。對他來說，足球就是足球，體育就是體育，是力量與技巧之美，與民族主義無關。在錦州監獄，二〇一〇年世界盃足球賽期間，劉曉波和獄友們被允許觀看了大部分比賽──他全身心地沉浸在精彩的球賽中，幾乎忘記了身在監獄。
在適應這個世界的能力上，劉霞比劉曉波弱。劉霞是個「不適應的女孩」。劉曉波在家時，她是「笨孩子」，不敢獨自過馬路，看到車水馬龍的街道就發怵。過馬路時，總要劉曉波牽著她的手才安心。很多年來，她不會使用手機和電腦，用手機打電話時，都是劉曉波或朋友幫她撥好號之後，再將手機遞到她手中。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八日晚上，劉霞回到家，看見劉曉波正在電腦前忙著發《零八憲章》的電郵。大約十一點，外邊響起急促的敲門聲，這聲音一聽就是警察。劉曉波喊劉霞：「趕緊用手機打電話！」劉霞就待在那裡──她從來沒有用過手機，也不知道怎麼尋找手機中的電話簿給朋友們撥電話。結果，當警察衝進來抓走曉波時，她一個電話也沒有打出去。在劉曉波跟警察一起出門之前，劉霞向劉曉波揮了揮手機說：「不用打了。」
那一幕，如同卡夫卡小說中的情節。劉霞說：「我覺得卡夫卡是在寫我們的生活。通過閱讀，我可以經歷別人的生活，更加極端的經歷。比如『大屠殺』（Holocaust）中的猶太人。我在別人的生活中目睹到了失蹤、焦慮和痛苦。當這樣的事情發生時，我權當是在讀另外一本書。」
劉曉波被捕之後，劉霞迫不得已學習使用手機，甚至學會了發短信──雖然不會發標點符號，收信人需要自己斷句。她還學會了使用電腦，輸入文字，發送電郵，以及語音聊天。
與性格外向爽朗、喜歡結交朋友的丈夫不同，劉霞性格內向而靦腆，是一個習慣於過「內在生活」的人，並不喜歡跟陌生人，特別是外國記者和外國使館的外交官打交道，更不願意曝光在媒體的閃光燈之下，她不願個人的生活具有「公共性」。曉波被捕之後，她不得不「敞開自己」：去跟許多外國記者和外國使館的外交官見面，講述丈夫的案件，尋求呼籲和幫助。這些事情對她來說，比攝影、繪畫和寫詩難度大多了。
劉霞對人生的看法是悲觀的，卻不絕望。劉霞對生活，對周圍的人，包括那些傷害他們的人，都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愛。即便是那些負責監視她、身穿警服或便衣的人，口是心非地叫她「姐」的時候，她都含笑接受，不帶一絲的輕蔑與怨恨。
從與劉曉波結婚開始，劉霞就奔波在探監的路上。劉曉波第三次出獄之後，細細數算劉霞前來探監的次數：「我入獄三年，妻子往返於北京與大連之間三十八次，其中還有十八次不能與我見面，只是留下送給我的東西就孤零零地走了。在被冷酷所包圍的孤獨之中，在連一點點隱私都無法保留的被跟蹤與被監視之下，她苦苦等待著掙扎著，彷彿一夜之間就白髮早生。我坐極權制度有形監牢，親人們坐我為他們建造的無形心牢。」
那時，劉霞每月從北京去大連探望劉曉波一次，兩地之間的來回，差不多是近兩千公里的路程。大多數時候沒有人陪伴她，那時敢於幫助她的朋友並不多。她一個人奔波在擁擠而骯髒的火車上，吃力地搬運著大包小包的食品和書籍。那是一段怎樣痛楚而艱辛的旅途啊。更讓劉霞痛苦的是，劉曉波的父母並不接受她，不讓她上門，她與劉曉波的母親甚至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苦難還在繼續。二〇一〇年五月，劉曉波被移送錦州監獄，從同年六月起，劉霞獲准每月可以探監一次。一般的刑事犯，家屬每週可探監一次；像劉曉波這樣的政治犯，家屬只能每月探監一次。如果劉曉波坐滿刑期，劉霞將在北京與錦州之間往返一百多次。北京到錦州大約五百公里，如果坐火車，夜車大約為六個小時；如果開車走高速，大約花費六到八個小時。那樣的話，加起來將是六萬公里的路途！
當年，劉霞在北京與大連之間奔波了三年多；如今，她又將在北京與錦州之間奔波十一年。劉霞知道，妻子的探監是丈夫在獄中最大的盼望，劉曉波上次坐牢時在信中說：「越是困頓就越要樂觀，外面越黑暗內心越明亮，比如，你的微笑，就是陰雨連綿中的一柄紅傘。」所以，無論如何她也要堅持下去，並且把燦爛的微笑留給丈夫。
十一年時間如大山一般橫亙在劉霞面前。她說：「首先我要告訴曉波：每個月到探監的那個日子，我都會出現，我會給他寫信，我會給他送書。只要我走得動，我起得來，我肯定會月月不落地去看他。然後呢，我肯定要調整我自己，我必須得回到我自己的生活裡來，我不能只是一個探監的妻子，我得做我自己的事情。我盡可能地把非常的日子過得日常。……我該讀書就讀書，該畫畫就畫畫，該拍照就拍照，該寫詩就寫詩。我不能就做一個整天訴苦的人，整天除了劉曉波，我就再沒有什麼可說的事，沒有什麼可做的事，如果我這麼過十一年的話，曉波出來，也會非常悲哀。」劉霞知道，這是她等候與守望曉波的最好方式。曉波歸來時，她不再年輕，卻依然神采飛揚。
此時的劉霞，身體已不如當年。眼疾、內分泌失調、失眠、神經衰弱等疾病時常折磨著她。但是，有越來越多的朋友站出來，陪她去探監、幫她搬運食品和書籍。大家還列出一張表格，每次安排兩、三個朋友陪她去，很快，一年的表格就排滿了。
在劉曉波獲諾貝爾獎之前，劉霞前去探監了三次。最後一次，原計畫是劉霞和朋友坐火車，其他一些朋友開車運東西，大家在錦州會合。劉曉波的哥哥劉曉光和弟弟劉曉暄都會去，他們先到大連看望父親，再從大連去錦州。事先，大連警方說安排一輛警車送他們到錦州。誰知，東北突發大水，警車得在原地待命。兄弟倆只得臨時買到錦州的火車票，已經沒有座位了，在車上站了一個晚上。
北京這邊，由一位朋友陪同劉霞坐火車前往錦州。他們是在凌晨一點左右上火車的。進站的過程很順利，他們進了一間軟臥包廂。然而，剛剛坐定，立即有乘警過來查身分證，沒有查旁邊那位朋友的，專門查劉霞的。劉霞與朋友聊了陣天，喝了點酒，凌晨兩、三點左右小睡一會兒。七點左右，火車到達錦州站。
探監的時間是下午，他們先找到一家酒店安頓下來。飯後，大家包了一輛計程車去監獄。天下著雨，車開了二十多分鐘。不是直系親屬不能入內，陪同的朋友只好在車上等待，劉霞和劉曉光、劉曉暄一起進去。會面時間比上一次長，差不多兩個小時。出來時，劉霞的心情很好，臉上帶著笑容。她說，他們是在一個房間裡會見的，中間沒有隔著玻璃，三人都跟劉曉波擁抱了。告別時，大家都有些激動，都落淚了。帶去的黃油、醬肘子、水果等食品都送進去了，還有很多書籍，其中有幾本是友人余世存、劉檸寫的，劉曉波看到之後很高興。
然後，他們坐計程車到火車站，劉霞和陪同的朋友坐當晚的火車返回北京，兄弟倆與他們在火車站告別。後來，劉霞在火車上說，這次三個親人一起去探監，讓劉曉波深感很欣慰。他跟大哥來往很少，多年沒有見面了，沒想到這次大哥也來探監。劉霞還談到劉曉波獄中的生活情況，主要的難題是伙食太差，早上吃硬米飯，劉曉波有胃病，多次提出能不能換成柔軟的食物，比如稀粥，但一直沒有實現。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消息傳出之後第二天，劉霞被帶到錦州監獄與劉曉波會面。按原來的計畫，探監的時間是下一週。這次，當局沒有限定他們談話的內容。劉曉波說，如果劉霞能代表他去挪威領獎，一定要用他在法庭上所作的最後陳述中獻給她的那段話作為領獎致辭。劉霞說：「我答應了他，但這對我太有難度了！」在那篇二千多字的最後陳述中，劉曉波用了三百多字表達對愛妻的深情：「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
劉霞透露，劉曉波身體不錯，每天上下午各有一個鐘頭放風，可在院子裡跑步曬太陽。牢房裡有電視，可看遼寧台和中央台綜合頻道，但沒有報紙。劉曉波在家從不看電視，「所以看到那些節目他覺得怪怪的，跟現實生活完全不一樣！」
此前，牢房是六個人一個房間，跟劉曉波關在一起的其他五人全是刑事犯，他們不瞭解劉曉波的背景。不過，劉曉波說，他們相處得不錯。對獄中看守公安的評價，劉霞說「都很客氣」，由於是政治犯，劉曉波不必參加體力勞動。
這一天正好是週日，錦州監獄方面不想安排會面，但北京非要這一天，要避開別人，搞得當地很緊張，監獄方面都沒法休息。劉霞說：「甚至錦州公安對北京公安都有意見了！」
當時，劉霞問到劉曉波的身體情況，劉曉波說胃不好。站在旁邊的隊長馬上說，下午就改善伙食，還會給他一個電磁爐，讓他隨時可以熱東西吃。劉曉波也能吃到盒飯，帶有葷素搭配的菜，雖然品質不太高，但比起一般囚犯的食物（如煮白菜幫）已算不錯了。
然而，這段時期他們的通信仍然存在問題。獄方頻頻扣押劉曉波與劉霞的通信。上次坐牢的時候，劉曉波給劉霞寫了這樣幾句詩：「你身體中的冰／融化成火的神話／劊子手的目光中／憤怒變成石頭。」這首詩名為〈一封信就夠了〉。難道監獄管理方完全讀不懂詩歌，真的以為一封信就夠了？劉霞說：「自從他被送到錦州監獄，我們沒有停過寫信，大概五至八天可以收到一封，如果當局審查嚴點，十天左右可收到，至今我已收到約二十封他的信。」當他們見面時，核對所寫的信件，發現各自少收了一封，細想才知道，那兩封信是情詩，劉霞給劉曉波的是詩，劉曉波給劉霞的也是詩，但彼此都沒收到。不涉國事的情詩，為什麼警察如此在意呢？難道他們是一些從未體驗過愛情滋味的木頭人？或者他們嫉妒這對身體被鐵柵欄隔開卻心靈息息相通的恩愛夫妻？劉霞笑道：「可能是獄方覺得，詩的內容不利於讓曉波情緒穩定地服刑吧！」
這次探監，劉霞給丈夫帶去十幾本外國文學作品，包括作家納博科夫（Vladimir V. Nabokov）的小說《羅莉塔》（Lolita），以及沙林傑（Jerome D. Salinger）的中英對照本短篇小說《九個故事》（Nine Stories）。劉霞還說：「我們只看外國小說，不看中國小說。」而劉曉波最喜歡的是德國猶太詩人保羅．策蘭（Paul Celan）的詩集和傳記。那本書他看了好幾遍，還跟劉霞說要寫感想。
此後，諾貝爾獎衝擊波繼續發酵。劉霞被中共當局軟禁在家，是否如期探望劉曉波，外界亦不得而知。在頒獎典禮前的那兩個月，劉霞獲准坐警察的車出門買菜。她描述說：「他們用車把我兜得暈頭轉向，在一個我完全不知道什麼地方的超市下車，然後跟著我，幫我提菜籃，買菜。我買了茭白，雞腿菇，還有大白菜，晚上準備做肉炒茭白。」警察沒要求她「遮頭遮腦」，「反正那地方，我不熟，也沒人認識我，超市人不多，都忙著買東西，沒人注意我這麼特殊，有四個保鏢。」後來，由於與一名熟人偶然碰見，到超市買菜也被中止了。
在軟禁之中，劉霞本來就很簡單的生活，變得更加簡單。差不多一天一頓，起床後一杯牛奶，一片麵包。「現在抽煙少了，每天兩包，是愛喜（ESSE，韓國煙），小細的。我囤有大量的煙，不用公安代買。」除了她的父母和弟弟之外，其他人都不能來看她。至於生活費，她母親把存有退休金的銀行卡給她，每月幾千元，足夠用了。他們原來有一些積蓄，是劉曉波積攢的稿費。在一次探監中，劉曉波對劉霞說：「現在最好不要動那些錢，十一年坐牢出來後，年紀大了，寫東西太累，要省著那個時候用。」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日，劉霞在網上發表了〈給曉波朋友們的公開邀請函〉。這封信描述了自己目前的處境：「從十月八日開始，我就處在軟禁當中，行動沒有自由，和外界通信也極為困難，我不知道對我的這種非法軟禁還要延續多久，我對此表示嚴重抗議，我呼籲官方遵守法律，立即停止對我正常生活的干擾，尊重國內和國際社會的正當要求，儘快恢復曉波的自由，讓我們得以進行正常的生活。」那時，劉霞就預料到，她和丈夫前往奧斯陸領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她在這封信中並公開邀請一百多位在國內的友人參加在挪威奧斯陸舉行的頒獎典禮。
然而，這受邀的一百多人，包括他們的家人，在頒獎典禮之前都被嚴禁出國。參加劉曉波頒獎典禮的，沒有一個來自中國本土的朋友。
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之後，中共當局惱羞成怒，將怨恨發洩到劉霞身上。劉霞的待遇升級到不能走出家門一步。家中的電話和網路等所有通訊手段都被切斷，宛如人間蒸發一樣。如此對待諾貝爾獎得主的妻子，連希特勒和史達林都自歎不如。
二〇一一年元宵節晚上，劉霞偶爾借用鄰居家無線網路信號，跟朋友在網上通了幾句話。她告訴朋友：「我都快要瘋了，我們全家都成了這個政權的人質。」由於外邊有密集的鞭炮聲，她轉而改用中文拼音發送了幾條簡短的訊息，這些訊息顯得語無倫次。這是幾個月以來，劉霞唯一一次成功地向外界發出求救信號。
二〇一一年三月，聯合國任意羈押工作小組就劉曉波、劉霞案件出具意見書，分別為十五／二〇一一號和十六／二〇一一號。意見書敘述了劉曉波及劉霞的個人情況及目前遭遇，認為中國政府對劉曉波和劉霞人身自由的剝奪屬任意羈押，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停止對劉霞的軟禁，並對他們予以賠償。
三月二十九日，中國政府就劉霞一案答覆聯合國任意羈押工作小組。回覆函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就信中所提的內容進行認真調查，並謊稱：劉霞，五十歲，漢族，大學專科畢業，中國沒有針對劉霞的任何法律強制手段。四月十三日又回覆劉曉波一案，稱中國公民享有言論自由權利，包括批評政府的權利，中國政府尊重法治，劉曉波是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被判刑。中國政府在回信中還說，希望回覆內容被列入聯合國有關文件。
如今，劉曉波失去了自由，劉霞也失去了自由。他在一個島上，她在另一個島上。中共當局以為關押劉曉波和劉霞，就勝券在握。他們錯了，而且大大地錯了。劉曉波經常說，與中共對抗，乃是一場耐力比賽，不能著急，誰先著急誰就敗了。這是一場愚公移山、精衛填海、薛西弗斯推石頭上山般的競賽，這場競賽只有劉曉波與劉霞互相支持才能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