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赴歐美講學
返回目錄頁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劉曉波應邀赴挪威奧斯陸大學講授中國當代文學。那時「反自由化」運動經趙紫陽的抵制逐漸淡化，北師大的「小氣候」相對寬鬆，他得以順利出國講學。「我的出國沒感到多大阻力，手續辦得非常順利。邀請遞上去，先由系裡批准，再由學校批，我只去過國家教委兩次，一次送材料，一次拿護照與簽證。這在中國人中是非常順利的，人家出國不知道要跑多少趟，簡直要扒一層皮。我一次也沒去過挪威大使館。」
這是奧斯陸大學一個基金會所提供為期三個月的項目。基金會有一筆研究中國的經費，準備請五個人：第一個是劉曉波，第二個是北島，然後是陳凱歌、萬之、米丘。劉曉波在那裡講了五次中國當代文學方面的課，留下一個講課提綱。
奧斯陸大學是挪威最大及最古老的大學。那時，誰也沒有料到這個來奧斯陸大學短期訪學、意氣風發的年輕學者，日後會成為中國勇敢和睿智的政論家、人權活動家和公共知識分子領袖。
與人聲鼎沸的北京相比，奧斯陸是個寧靜的小城。劉曉波的工作量不大，有幾個月時間安心寫作和思考。他一定去過舉行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的市政大廳，為那裡古雅精美的建築和裝飾而驚歎。他本人大概沒有想到，二十二年之後，將有一場為他舉行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他卻只能缺席。
很快地，劉曉波便跟邀請他來的漢學家、東亞系主任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發生了衝突。
杜博妮希望劉曉波聽從她的指令，但劉曉波對人事關係不感興趣，也不願受人控制。劉曉波結識了朋友米丘，而米丘與杜博妮不和，招致杜博妮勃然大怒。
杜博妮對劉曉波說：「你是第一個被我請出來而不聽我話的中國人，你怎麼敢用這種口氣與我講話，你還想不想待下去？」
劉曉波回答說：「您別太霸道，不是所有人都會為了出國而俯首貼耳的。我絕不在這兒長待，期滿就走。但您要記住，只要您想研究中國，您就無法忽視我。」
劉曉波的朋友、澳洲漢學家白傑明如此看待這場衝突以及類似衝突的根源：「劉曉波那令人難堪的風格，讓已習慣於中國知識界的表面禮節和團隊精神的漢學家們感到震撼。」白傑明認為，劉曉波以對他人和自我的嚴厲直率（與固執己見）為樂，他不受約束的個性對於人們理解他在抗議運動中的角色以及大屠殺之後的命運至關重要。
後來，劉曉波撰文談到「土千里馬」（中國文化名人）和「洋伯樂」（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之間的不正常關係：一方面，「洋伯樂」對「土千里馬」有一種占有欲；另一方面，很多「土千里馬」則依附於「洋伯樂」，靠著迎合「洋伯樂」獲得出國機會及博取國際聲譽。「六四」後，中共當局為抹黑劉曉波，竭力把他描述成挾洋自重的漢奸。而從他對杜博妮等手上掌握著資源的漢學家之態度來看，他顯然沒有因為自身利益而討好西方人。
奧斯陸大學文化研究與東方語言系的教授艾皓德（Halvor Eifring），當年正在東亞系念博士，曾為劉曉波做過翻譯。他說，劉曉波來挪威時，只不過是被西方教授認為有學術發展前途的諸多中國青年學者之一。劉曉波那時很有「叛逆特點」，總喜歡批評人，對挪威學者也沒放過。「當時的劉曉波個性張揚，喜歡講比較極端的話，跟天安門之後的劉曉波還是有點差別。」
劉曉波從美國飛回中國參加天安門民主運動後，艾皓德對劉曉波的尊敬「增加了很多倍」。他認為，劉曉波從此開始「嚴肅」地追求政治改革，並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劉曉波不是中國唯一的人權推動者，但他是一個突出的象徵。」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艾皓德被選中將諾貝爾委員會的頒獎詞翻譯成中文。他說，他佩服劉曉波的勇氣和犧牲，他認為劉曉波獲獎是實至名歸。不過，他也承認，當年可沒想到身邊的這位中國學者日後會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劉曉波在奧斯陸大學的經歷並不愉快。他在離開挪威後便放話說：北歐漢學界無人。他在離開奧斯陸赴夏威夷途中在香港短暫停留，接受媒體採訪說：「他們的漢學家中百分之九十八是廢物，學者素質很差，很多人在向中國政府諂媚、拍馬屁，向一些中國世俗和社會輿論捧起來的偶像諂媚，他們與中國的關係有很大的功利成分，他們不是學者。……至少我知道奧斯陸大學東亞系教授的水準是誤人子弟的，包括語言能力。我對他們說，你們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有如中國人研究越南文學、朝鮮文學的水準。」他對一些漢學家的評價雖略顯苛刻，卻一針見血地看到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與中國官方之間的利益關係。
結束了奧斯陸大學的工作之後，劉曉波接受美國夏威夷大學戲劇系教授魏莉莎（Elizabeth Wichmann-Walczak）之邀請，轉赴夏威夷大學亞洲太平洋學院中國研究中心講授中國哲學、中國當代政治與知識分子並進行該專題的研究。在此期間，他完成了《中國政治與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書稿，部分內容一九八九年初在香港《爭鳴》雜誌連載。此書直到「六四」之後才在台灣由唐山出版社出版。
在夏威夷令人心曠神怡的環境中，劉曉波的創作欲望如井噴般爆發，多篇後來被中共視為「反共反人民的所謂『重磅炸彈』」問世。「我自己甚至都感到驚訝，」他寫道，「我正在以幾乎可怕的速度寫作；我有時候會害怕這都是粗製濫造之作。」
無論在奧斯陸還是在夏威夷，生活都宛如世外桃源。校園裡從事人文社科研究的華人相對較少，對中國問題感興趣的外國學者也不多。劉曉波在國內如騎士般四處征戰，突然來到波瀾不驚的恬靜環境中，真有點不適應。
結束了夏威夷大學的項目，下一步去哪裡？劉曉波還想雲遊四海一番，暫時不打算回北京。他不同意某些作家「離開了國家和人民，就寫不出巨著來」的觀點，他認為：「他們是給自己留退路，是弱者的表現，生活就在你腳下，每分鐘都有生活，你只要能面對內心世界，能保持感覺，就能寫出東西，不論你生活在哪裡。」
劉曉波原本計劃去加州的一所大學，但後來收到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邀請。
一九八九年二月，在料峭初寒中，劉曉波來到哥大。作為美國的文化中心，熱鬧的紐約不同於靜謐的奧斯陸和火奴魯魯。劉曉波感歎說，一輩子從來沒有看到過如此豐富和絢爛的色彩，他觸摸到了這座國際大都市生生不息的脈動，那就是「自由」。
劉曉波有大量可供自己支配的時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他很快與胡平、陳軍、江河、貝嶺等許多新老朋友玩在一起，另外還有一些媒體人，如時任台灣《時報周刊》主編杜念中等人。當時，杜念中是劉曉波來往最多的台灣朋友。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劉曉波被捕之後，已是台灣《蘋果日報》社長的杜念中撰文評論說：「劉曉波原本可像許多人一樣選擇與威權妥協，換取地位利祿。但是他卻選擇一再入獄，人生原地踏步，用糟蹋自己才華的方式讓世人理解中國人民並非次等人種。劉曉波的境遇令人同情，但他永不退讓的勇氣令人激賞敬服。」
劉曉波與胡平一見如故。胡平早年參與西單民主牆運動和北大人大代表選舉，在民刊《沃土》發表〈論言論自由〉一文，產生了很大影響。一九八七年赴美後，是海外民運的活躍分子。劉曉波大學時代曾讀過〈論言論自由〉，對胡平十分敬佩。有一段時間，劉曉波甚至住在胡平家中，他回國時，也是從胡平家啟程的。
與大部分國內來的學者不同，劉曉波並不忌諱與海外民運組織和民運人士來往。那時國內政治氣氛比較寬鬆，他並不覺得和這些朋友接觸會有多嚴重的後果。再者，他本人也考慮過尋求政治庇護留下來。他曾和貝嶺、江河商量辦政治庇護，還找過在曼哈頓的華人律師李亞倫談此事。不過，後來他改變了想法。
當時擔任中國民聯主席兼《中國之春》主編的胡平回憶說，天馬行空的劉曉波對組織運作興趣不大，但對雜誌很有興趣，一度決意加盟《中國之春》，甚至有一套雄心勃勃的計畫：「於是曉波就走馬上任，天天到編輯部來，四處打電話組稿約稿。然而他在《中國之春》的職位卻始終沒有確定。……曉波想做主編，建議把《中國之春》雜誌和中國民聯組織分開，或者是讓民聯給他正式發一個聘書並公證。」
一切都還在商討之中，劉曉波只在《中國之春》上了兩個星期的班，國內局勢就風雲突變。劉曉波的人生軌跡也如同雲霄飛車一般進入全新階段。